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项目组
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由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新媒体研究领域的两个传统学术会议——“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与“新媒体与新思维论坛（新新论坛）”合并而成。更用现名后，第一次年会于2008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召开。当人们尚在慨叹民间力量崛起之时，其晕轮效应进一步延伸到了2009年新媒体的话语格局。在这一年里，中国的网民继续以几何级数量增长，他们不仅具有“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体身份，更在新媒体的平台中积聚成群，深刻改变了中国现实体制中话语力量关系，乃至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和制度结构，不失为世界新媒体传播格局中一个亮点。2009年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
本次年会以“媒介演变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分设“网络群体性事件专题”、“新媒体与公民社会”、“网络舆论研究”、“新媒体实践与挑战（圆桌会议）”、“新媒体与社会交往”、“新媒体历史与发展”、“新媒体理论与方法”、“新媒体产业与市场”、“新媒体文化与艺术”9个单元专场。在学科交叉融合与传播研究国际化、科学化、本土化进一步深化的大趋势下，对新媒体的现状与未来、影响与使命进行广泛的探讨与交流，并将对新媒体传播研究本身进行有益的总结与反思。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成因、主体与危机处理
2009年的网络媒体，众声喧哗，几乎每一个网络人都能敏感地察觉到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从瓮安到石首，从罗彩霞到邓玉娇，从三鹿奶粉到H1N1，网络总是在事态发展的关键节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扮演着参与者或制造者的角色。当网络的话语力量从虚拟的社会情境转向了社会现实之时，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替代了网络舆论，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试图探寻，究竟如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定性或是命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它为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对于中国的政府、新闻媒体以及公众，网络群体性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潜藏的合法性危机，政府又当如何应对？这一连串的问题仅仅只是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初始议题，对此，已有学者尝试着作出解答。
北京大学贾哲敏分析了网络群体事件兴起的原因、特征与作用。他指出网络对于信息和参与者的集聚效应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基本原因，而与传统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不。形成对比，网络言论平台的无限性、开放性和言论自由的特点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利益表达的希望则是网络群体时间兴起的深层原因。他进一步分析了网络群体事件的四个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网络群体事件的正功能和负功能都得到了阐释：一方面可以改变政府的决策顺序，另一方面还存在着损害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危害社会稳定等问题。
相较于上述宏观层面的思辨与分析，南京师范大学王少磊从南京的突发事件谈起，对网络舆情产生“时代焦虑”的论断则更具有中观研究的特点。他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凸显激化，以“门”为表征的突发事件集中爆发。“门”所折射的网络舆情，既是民意的自然体现，也可为官方决策参考。同时，在新时空下，官民的位格关系和互动结构，都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精英和草根的话语冲突，构成了独特的“线上意见生态”，并一直延伸辐射到线下社会，从而，中心的边缘化与边缘的中心化一样惹人注目。
以上两位学者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都是从成因出发，落点在社会效应，由此关照现实则转向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传播。武汉科技学院陈薇、中国海洋大学伍新明各自选取了典型的危机事件，通过个案解析，来探讨这一问题。前者着重研究网络媒体，分析了“三鹿奶粉”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的特点，进而论述了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应对策略。而后者则侧重探寻瓮安事件中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机制，并指出，在新媒体条件下，把危机传播的利益博弈看成是整个社会为取得社会共识而进行“利益协商”，并把它看成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一种标志，这对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传播将提供有益的思路。
目前有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学研究仍然是以新闻媒体为研究重心，武汉大学周睿鸣和中国人民大学戴盈的研究视角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武汉大学周睿鸣以新浪网为例，研究了网络新闻中的中央电视台形象。他的研究基于框架理论，使用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结果表明新浪网对央视的话语框架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中立但偏向负面的央视形象；其二是名人框架，播音员、主持人取代单位和机构成为新闻主体；其三是娱乐化的框架取向。这三个观点颇具深意，虽然他没有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但可以隐约预见的是门户网站的新闻框架并非传统新闻框架的简单附庸，而是通过戏谑、娱乐的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编码机制进行了“破符码化”。可见，网络舆情的发展并不仅仅在于草根力量的凸显，还有网络新闻媒体的“破符码化”也应值得进一步关注。
上述研究是以网络新闻（原生型）为对象展开，中国人民大学戴盈的研究对象则主要选取了传统新闻媒体在网络上的延伸内容，其研究视角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面向传统新闻媒体。这个研究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从媒介角色理论出发，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报道数量、报道中媒介所担任的媒介角色、新闻来源、报道类型等几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我国《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六家报纸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研究最重要的指向是传统媒介的媒介功能和媒介角色的发展变化。
二、网络社区：公民社会初显端倪
在Web2.0时代，自由书写的技术基础为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社群土壤。博客、微博客等自媒体的兴起，人人网、开心网等SNS网站的风行，再加上业已进入成熟阶段的各大论坛，都为公民社会创造了有利的成长空间，基于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正在互联网上初显端倪。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关注的是新媒体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
南京大学曹阳和何旭指出，SNS类网站构建了网络交往理性，帮助形成了网络慎议，并提供了公共新闻的土壤，这些都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再发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河南农业大学华豫学院董少伟认为，自媒体在促进公民的觉醒和公民力量的崛起，培养公民社会主体，提供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的平台，监督公共权力机构以及公民教育等方面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申琰研究了网络媒体的政治功能，指出网络媒体具有便捷、成本低、全球性的政治传播功能，并同时具有政治形塑、政治动员、政治议程设定、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等功能。北京大学许静认为，伴随着新媒介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化发展，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监督开始显示出一些新的结构化特征。南京大学张晓星和胡翼青从编码与解码的角度对“山寨”这一网络流行语进行了语义上的解析，他们指出，在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支持下，受众对于主流话语的编码已经不再停留于对抗式的解码，而是主动地希望通过自行编码的方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分庭抗礼。
上述研究结果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新媒体之于公民社会的正向效应。在技术优势先行的思路之下，研究者们主要从两种视角进行论述：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空间——SNS类网站、自媒体；公民力量/平民力量在网络中形成和提升的表现——网络政治参与功能的强化、网络舆论监督的新特征、网络流行语的文化抵抗。两种研究视角都展现了网络为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正向效应，这种效应可以是白领精英的理性、平民文化的抵抗，也可以是政治参与功能的拓宽，以及舆论监督的推进。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众人都在为互联网和公民社会欢欣鼓舞的时候，就越要警惕这种乐观局面，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中的囚徒将墙上的影子幻象看做是世间的真实，并对此深信不疑。这样的囚徒意识发人深省，它的预示意义在于永远要警惕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白墙上的影子。理性精神的存在不仅仅是要描绘出新媒体推进下的公民社会图景，还要指出这幅图景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并揭示它自身的不自足性。南京大学曹阳和何旭的研究对此有所提及，他们指出，SNS类网站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信息系统，当人们退守私域时很可能会完全沦为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操纵物，这两点不能被忽视，它们不仅体现了SNS类网站在现阶段尚无法成为中国式的公共领域，也暗含了SNS类网站在建构公共领域时具有自身的不自足性。对此，仍然需要更多的探讨。
三、网络舆论：公众舆论、舆论领袖与意见自由市场
网络群体性事件和公民社会的背后，网络舆论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何管理与引导网络舆论成为了摆在政府和学界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网络舆论的纷纷扰扰，看似难觅踪迹，实则有章可循。传播学者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是要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寻找基于现象的答案：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基本特性呢？在年会的分论坛上，一些学界和业界的人士对此做了尝试性的回答。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从宏观角度研究了网络舆论后指出，网络舆论具有自主性、放大性、时评性、多元性、过程性这五个主要特性。网络舆论的运行中存在着波动、冲突、共振、衰变的规律。在比较了网络舆论、社会舆论和新闻舆论后，他认为，与新闻舆论相比，网络舆论更接近社会舆论。从网络舆论的普遍性到“二次舆论”的特殊性，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贾佳以“石首事件”为例切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了二次舆论的形成过程。他引入了“意见交流场”的概念，并对其中的参与者进行了角色和作用的分析。他还提出，博客、互动与反馈、多元媒体力量的融合成为了二次舆论形成的技术因素。
自拉扎斯菲尔德通过伊利县的选举调查提出了两级传播模式开始，“舆论领袖”（“意见领袖”）就一直是研究舆论或舆情时的重要研究议题。黄冈师范学院陈然梳理了目前几种主要的网络舆论领袖筛选方法：自我报告法、简单统计测量方法、网络分析方法、影响力扩散模型和运用Page Rank思想的筛选方法，并以天涯社区天涯杂谈版块为例，总结出识别论坛舆论领袖的四个基本原则。
北京大学刘阳则专门针对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技术遮蔽做了一个可能性的探求。他对海德格尔的闲谈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构建了“闲谈—意见”的分析框架，指出网络技术基于“开放”的“抹平”抹去了意见自由市场的“发掘者”，使闲谈与成见分别遮蔽和搅扰于市场内外，意见遭技术遮蔽而互不可见，舆论因之难以聚合，市场内外均呈喧哗之境。
上述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但究其根本是在寻找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网络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真实的公众的声音？对于这种真实的公众的声音，研究者赋予了不同的概念，“社会舆论”、“公众舆论”、“意见”等实际上都是表达同一种人文关怀，即希望网络能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或是积极，或是消极。二者的观点虽未针锋相对，但在以下两点上发生了分歧：其一，怎样看待网络技术带来的开放和多元，它是在促进舆论自由地真实表达，还是让真实的有价值的意见在“闲谈”中被屏蔽；其二，怎样看待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是与公众舆论的平等互动，还是对公众舆论的精英式领导。事实上，双方都无法给出终极答案，有其各自的偏颇之处，也正是在这种偏见之中，对网络舆论的研究才能得以深化。
此外，对于网络舆论还有一些微观上的研究。北京印刷学院王京山在对网络声望的诸多案例进行研究后，对网络声望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网络声望的类型给予了总结。同时，在应用方面，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的杨建武则根据其公司开发的互联网舆情信息监管平台对网络舆情的分析技术做了详细阐释。他介绍了敏感识别技术中的敏感词变异扩充、敏感词匹配、敏感规则匹配等技术，热点分析技术中的话题重要性、话题相关性、话题内文档重要性等评价策略，话题深度分析技术中的话题传播分析、话题演化分析、话题观点倾向分析、话题描述等技术，并简单说明了这些技术与策略在其公司开发的互联网舆情信息监管平台中的应用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