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一书针对的是亚洲各国在现阶段面临的正在日益兴起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一词的含义可以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地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本书中，作者所引用的案例均涉及非传统安全实例。例如以印度和孟加拉国为例的南亚次大陆移民问题，该案例涉及的是印加两国边界处，由于孟加拉向印度移民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印度国内宗教冲突、人口与资源失衡、政治局势动荡和两国边界冲突的问题。与此例类似，由于马来西亚境内印尼非法劳工数量的增加，马来西亚社会治安状况下降，本国居民就业受到冲击，从而引发了马来西亚政府和民众与印尼劳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除移民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外，本书还涉及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疾病的跨国界传播。案例涉及疾病对亚太地区复杂的安全化进程的影响，以及艾滋病传播威胁亚太地区各国的实例。尤其在艾滋病一例中，作者指出艾滋病的蔓延以及传播态势的加剧不但影响了一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了贫困人口数目的增加。此外，由于在一国的军队、警察和维和部队中艾滋病的感染率也特别高，从而严重影响到该国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以及国际组织所发挥的稳定地区局势的作用。除移民、疾病之外，本书还涉及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贫困问题。在印度尼西亚不断恶化的贫困状况和非政府组织维护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例中，作者深入阐析了印尼国内由于贫困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引发的赤贫蔓延、种族冲突、疾病传播、经济崩溃以及民族分裂活动。纵观上述五例，不难看出，本书所涉及的亚洲问题均属传统军事安全威胁之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日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发传统安全威胁的爆发，如分裂运动和军事冲突。本书关注的正是非传统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和影响。
与此同时，本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案例全部取自亚洲，且主要论述的是亚洲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及应对途径。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之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亚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也渐渐被政治学者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非之前美国、欧洲等强势国家和地区“一统天下”的局面。本书将研究对象锁定亚洲这一日益引人关注的地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nzinski）所言，亚洲“既是一个经济上正在崛起的地区，又是一座社会火山，还是一个政治危险源”。本书正是对亚洲各国在安全化进程中的困境做出了详细探讨，案例既涉及微观层面上具体的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等，也涉及亚洲地区这一宏观整体。
针对亚洲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对“安全”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价值目标，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安全”的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指该概念在内涵上的扩展，具体体现在安全的指涉对象、核心价值以及威胁种类三个方面。作为首位对“安全”概念扩展做出定义的学者，理查德·厄尔曼提出：“这样一种扩展应当广泛包含了从自然灾害、人身疾病到环境恶化这一系列相关的因素。”冷战时期大国军事对峙局面的终结，伴随着二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对各国冲突的调解与对冲突双方的牵制作用逐渐加强并完善，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因素不断得到弱化，而对人类生存产生威胁的其他因素则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安全”的概念可以被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而后者关注的则正是本书中所涉及的疾病、贫困、非法移民等问题。更进一步地讲，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反映了“人的安全”愈发受到了关注。
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所言：“‘人的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是目的’的精神被更多地引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在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人’的问题，人文 意识也越来越与科学精神融合在一起。”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人的安全应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它意味着人免受如饥饿、疾病和镇压一类长期威胁而享有的安全。其次，它意味着人得到保护，从而免受日常生活中突然的、伤害性质的侵犯，不论是在家庭、工作还是所在社区之中。”这一关于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人的安全的问题迅速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本书涉及印巴移民问题、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劳工问题、疾病与亚洲安全化进程态势、艾滋病在亚洲蔓延问题和印尼的贫困问题，其中均体现出非传统安全关乎的无不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安全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人的安全”成为本书将扩展后的安全概念作为贯穿主线的具体体现。
除了其研究问题、研究地域和核心概念的新颖性以外，本书所涉内容不但列举了亚洲目前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特征，并探讨了这些问题在亚洲各国及该区域内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状况，而且在具体阐述所述的亚洲各国所面临的安全态势以及应对途径时，采用了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的理论，作为分析论述各个安全问题的主要理论框架。所谓安全化，是指“公共问题从非政治化到政治化，再从政治化到超政治化的过程”。换言之，当一种状况的确威胁到了指涉对象并且这种威胁被行为人以一种特定的言辞所表达，在社会范围内获得了认同，那么这种威胁即已被安全化。从概念角度来讲，安全化可以被视为对理解安全这一定义时采用的非传统框架的分类和共识，而这种定义正是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威胁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除依靠一国政府的常规政治手段之外，超越国境线和传统主权观的国际政府间合作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的动员参与，对于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挑战的亚洲各国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下表以艾滋病的安全化过程为例，展示安全化进程中可能涉及的各社会行为体。
在问题的解决途径方面，针对以印度和孟加拉国为例的南亚次大陆移民问题一例，作者将印巴两国进行地区级别的双边对话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作为解决方案；与此相对的是，在马来西亚境内印尼非法劳工数量增加一例的结尾，作者分析了马来西亚政府在印尼劳工问题安全化进程中的逻辑纰漏，指出对于外来劳工局势控制失误的原因在于政策的实施而非制定。在应对传染病所带来威胁的两个案例（艾滋病传播威胁亚太地区各国和疾病对亚太地区安全化进程的影响）中，两位作者分别指出问题的解决途径应在于促进各种社会行为体，包括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正视威胁现状，调整本国应对政策，突破传统思维，加强国际合作。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中所起的作用，印尼贫困问题案例的作者提供了透彻的展示——“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时候，非政府组织有能力提供解决办法”。约翰·洛克在论述到政府的目的时说道：“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并服从政府强大的统治，最重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因此，当国家和政府深陷于自身的腐败和政策失误甚至对人民的疾苦不管不顾的时候，其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而非政府组织恰恰提供了国家政府层面之外的解决方法。
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时期，与其他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国家一样，同样面临着如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影响甚至是威胁，这一点从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当中可略见一斑。在此背景下，如何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做好相应地政策和机制调整，以及加强国家合作，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经验，其理论价值和对现实的启示意义也正在于此。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赵毅、陈子龙、周凯、王维威、侯海丽、王元、刘素静、王雨蒙、朱燕玲、李笑的帮助和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中心的赞助。译者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也得到该中心的大力资助，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