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地方官员对奸民绝不姑息，对待百姓则以德化之，以礼谕之，尽量减轻刑罚。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任西安主簿时，“民以年少易视之，输赋一百五十七后时，应麟即白郡守绳以法，遂立办。诸校欲为乱，知县事翁甫仓皇计不知所出，应麟以礼谕服之”。汪大猷任江山县尉时，“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措置经界，凡民间量田不实者，罪至徒留”，汪大猷认为“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愿许陈首改正”，其主张十分明确，如其说严刑酷法未必能取得应有效果，还不如以宽仁之心对待百姓的过错，给人以改过的机会。花上苑于崇祯四年（1631）知西安县，“政尚和缓，务以德化民，凡民间搆讼，必委曲训导之，令退思三日乃就讯，多有愧悔和解去者”。
浙西南地方官员的仁政爱民以及所取得的化民成俗成效，深得当地百姓拥护。叶武子于绍定（1228—1233）初守括，“时民生凋敝，两税外尚有浮财、物力之征，民不胜困，武子慨然身任其责，即疏其弊，恳乞除豁，可其奏，民赖以甦，立碑于丽阳庙”。白景亮任衢州路总管时，“覈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劳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朱元璋为吴王时，步从信知开化县，“创治立学，招逃匿而抚绥之，政平弊革，一邑晏然。任满，民不忍其去，歌《朝天曲》以美之”。万安知处州府，“立心简直，政尚宽厚，明敏善决狱，囹圄空虚，人称之曰‘无牢万父’”。殷云霄于正德间（1506—1521）知青田县，“有志操，不阿上官，爱民如子。擢给事中，父老儿童拥马号泣。里中为之谣曰：‘脱公靴，将奚如？公行无靴，公行迟迟。’又曰：‘脱公靴，取其一只。匪遗其一，公不可再得’”。
李遂在衢州期间，政绩卓著。嘉靖十七年（1538），李遂任衢州太守，他注重培植士风、博爱惠民。李遂的博学宏才为时人景仰，“大司马克斋李公顷岁平大寇于淮扬，定大难于南都，功名震海内，海内之人罔不仰其才猷，称一代之英。乃余观衢民遗爱之感，而后见公之才猷本于学也”。在衢期间，“凡应剧益闲……群盗远逋，岁饥不害，驿无滥费，廪有余积。盖公所以虑民至周，而所以惠民者无所不尽”。
除李遂外，嘉靖（1522—1566）年间，衢州知府杨子臣、杨准、西安知县张江、冉崇礼、衢州通判简阅、江山知县侯祖德、余一龙等人也都深得民心。时人王玑对张江的政绩作了客观评述：“侯设施有方，弗要近功以自煊赫，兴学育才，劝农丰积，徭役惟均……凡可以兴利除害者，罔不躬修而条举之唯廑”，张江“家视吾邑，子视吾民，煦妪覆育，靡不周至”。正因如此，张江在离开衢州多年以后，当地士民仍十分怀念，“自侯之去西安也，越今三十余载矣，而甘棠遗爱所以永系民心者，尚未艾焉”于是原先在罗汉寺西崇祀之后，当地士民又“新其祠于显报寺之东”。杨准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衢州府，施行善政，士民深受其惠：“修文庙，新宾馆。县有古河湮塞久矣，准至，疏濬之，民称为杨公河”，并与通判、知县一道“驱散矿徒，四境遂安。”
二、文化上积极关注教育，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浙西南地方官员中多有学养深厚者，他们积极倡导儒学，兴办学校，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与和谐。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全面南移，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因此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江南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背景，加上浙西南地方官吏的大力倡导和实践，浙西南地区的儒学与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游钧在任衢州郡守期间，“建柯山精舍，延霖开讲，士友群集”。在游钧、谢奕中等地方官员的重视和孔氏南宗的积极参与下，柯山书院培养了大批士子，产生了广泛影响。景定（1260—1264）末，王己在“故吏所据祠地”的基础上开办了“书堂，曰‘明正’”，而且保证其正常运作，“以其没入之田百七十有六畮隶焉。咸淳间，继之者赵侯孟奎又益以它田六十有三畮，祠事以备”。元朝时在书堂的基础上建立了明正书院。明正书院在江南地区甚至全国都具有较大影响。南宋之时，留梦发曾任山长，元代金华叶审言曾任山长，《明正书院田记》由金华名儒黄溍撰写。袁甫知衢州期间，“立旬讲务，以理义淑士心”。陈逵嘉定（1208—1224）间知遂昌，“首谒学宫，引试士子，一时士风丕变，囹圄空虚”。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山达鲁花赤马合马重建江山县学，两年之后，主簿皇涖又予以修建。后来，教谕吴禄应“仰学宫之美”，诚邀当时著名学者何梦桂为县学作记。在兵火之余，江山仍能关注学宫建设、重视儒学教育，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大事，何梦桂对此大为赞许：“江阳兵火之余，黄茅白苇，极目凄然，为斯邑者，将爬搔痒疴之不暇，而暇学校乎哉？自非邑大夫贤贤相继，扶持者数年，不及此。”衢州郡学在元代屡经修建。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到大德八年（1304）的短短二十年间，衢州路儒学教授徐梦龙和府判法合鲁丁的两次修建，使之焕然一新，“大门洞豁，丹粉炳明，与泮水相辉。行人伫立周览者曰：‘今衢学甲东浙矣’”。延祐七年（1320），治中捏古伯重修，至正六年（1346），白景亮任衢州路总管期间，着力改善郡学条件，丰富内涵，提升质量，“郡学之政久弛，从祀诸贤无塑像，诸生无廪膳，祭服乐器有缺，景亮皆为备之，儒风大振，缙绅称颂焉”。元代庙学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随着庙学的推广，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得到完善。元中后期，庙学出现了重祭祀，轻教学的现象”，且“范围非常广泛，它几乎可以指元代出现的一切儒学”。在此背景下，白景亮对郡学条件的完善足见其对教育的重视，一方面体现了元代庙学发展的特点，一方面推动了衢州地区儒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