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氏南宗教育与浙西南儒学的互动演进
孔氏南宗的特殊地位与影响、浙西南地方官吏的积极努力，以及众多名师大儒的广泛传播，汇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促使浙西南儒学朝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从而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宋元以来，衢州地区儒学兴盛，“溯自宋景祐间，始建学宫，嗣后紫阳来衢，发明伊洛之理，徐、柴、江、邹接踵而起”，“元及明初，学者犹未可枚举”。徐存、邹补之、徐霖、周贲、郑雍、江泳、柴中行、郑升之、江介、鲁贞等都以儒学著名于时，他们勤于思考，积极践行，发奋著述，成就卓然。其中，徐存著有《六经讲义》《枙中庸枛枙论枛枙孟枛解》，邹补之著有《春秋语》《孟注》《兵书解》，鲁贞著有《春秋案断》《中庸解》等。
同时，朱学在处州地区也得到有力传播，出现了刘炎、吴梅、王光祖等理学名士。朱熹在处州也有过活动，结交了不少士人，如王光祖、潘景宪等人。朱熹对王光祖十分赏识，称“吾到括，止得友王文季一人而已”。潘景宪庵公传“与朱子友善，申婚姻之好。及卒，朱子为撰祭文墓铭，谓其‘躬行之效内则孝弟著于家，外则仁义信于友，而竟不能随世俯仰，一日致身于仕路云’”。詹介是朱熹高足，人称“玉涧先生”。刘炎，师从真德秀，著有《刘子迩言》十二卷，真德秀为之作序，其中说：“予读刘子《迩言》，屡废而叹。有问者曰：‘刘子之言，常言也，子何叹之数乎？’予曰：‘子以予为玩其文辞也邪？若惟文辞之玩而已，则刘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于学者邪？’”吴梅，“师事北山，何基教以真实坚苦。著《四书发挥》，参质于鲁斋王柏”。
明代中期以后，王门弟子在浙西南地区活动频繁，王阳明学说在此产生了巨大影响。邹守益、陈九川、钱德洪、王畿都曾在衢州讲学。李遂在衢州任职期间，在一次拜谒孔庙时深有感慨，对一同前往的程达、何伟、方舟、刘起宗、王洪等人说，“孔祀弗赡，吾侪之责”，于是专门拨出三十余亩官田作为祭田，同时“足周其费”，在其他方面也给予保障，充分表示了一名地方官对孔子的崇敬之情，“以永吾守土者尊崇之意”。对此，王阳明得意门生王玑为此撰写了《明嘉靖增孔庙祭田记》。
孔氏南宗族人深入探究王学，在担任学官、山长和经营书院的努力中，推动了王学的广泛传播。由于南宗族人的积极传播与王门弟子在浙西南的频繁活动，浙西南一带在明代中期以后成为王学传播的重地，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
王玑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对阳明之学在衢州的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王玑为宋御史中丞王珉之后。王氏之门多有名贤，王仲致为宿儒，王宏精研《春秋》，为朱彝尊所赞许。王玑之父王进，在有人认为王学“不可与进取”的背景下，“独抱其书，以授在叔曰：‘此正学也’”。王玑师从王阳明，学识和品行为人称道，曾任兵科给事中、山东按察司佥事、江西布政司参议，“然君志在力行古道，不以干局为良也”，所以王畿将其称为“平生惟讲学一事，以忠信为本，致良知为的，圣贤为期”。王玑在各地广泛讲学，在衢州期间积极努力，推动了王学的传播和发展，“申衢麓讲会，以兴起后学为己任，定为朔望会期，倡聚同类，人心翕然”。
江山名贤周积也曾直接师从王阳明，“师事章枫山，受易蔡虚斋。举乡荐，复师王阳明。其友王龙溪曰：‘君于枫山得其旷，于虚斋得其博，于先师得其立诚之旨，可谓信道有闻者也’”。周积著有《读易管见》《启沃录》等。江山人徐霈也是王门子弟，“师事阳明，独契良知之旨”，晚年在江山县城东北郊建立了东溪书舍，其思想见解多有独到之处，“多发宋儒所未发，年九十好学不倦，士林翕然宗之”。徐霈同窗王西山等学识过人，也对王学在浙西南地区的传播作出了积极努力。
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的精神，不尚空谈，更重应用，关注现实，积极践行。这种学风对浙西南地区的教育、士风和儒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乾隆（1736—1795）年间，“爱莲书院”改名为“正谊书院”，其用意就在于“励实学也”，这对南宋以来一直注重实践与应用的浙西南士人无疑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由于历来注重实学，浙西南地区先后涌现了一大批敦本力行之士。开化人鲁贞，“元元统二年（1334）举人。无意仕途，归隐家乡，写诗著述，邃于理学，躬行实践。著有《春秋案断》《中庸解》《易注》《古今文典》。传世之作《桐山老农文集》4卷，收入《四库全书》”。江山人周积，“动准古人，躬务实践”。叶继任曾任学官，“课士以反躬实践为主，而以动静语默示之范围，一时崛起为名臣者，皆公之化雨也”。叶继任孙子叶秉敬博学多才，曾任开封守、河南学政、江西参政等职，政绩卓著。叶秉敬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探究深入，“志存经世，凡星纬留伏、舆地险厄及七略九流之纷纭，六曹五礼之鸿钜，莫不博采精研，累累乎如贯珠”，正因如此，叶秉敬学识渊博，著述十分丰富，有《书肆说铃》《诗韵纲目》《敬君诗话》等40余种。方应祥“敦伦嗜学，茹古涵今，浩无涯际，尤根极性命”，“山居时，讲求性命之学，从游者踵相接，遂扩庐舍以居之，发明身心性命之旨，循循善诱，诲之不倦，人比其功不下濂溪、伊川云”。徐应秋博览群书，著书甚多，有《谈荟》《古文藻海》《古文奇艳》等。徐日久精于史学，著有《江夏记事》《巡海家录》《葵园杂著》等。
民国《衢县志》对衢州的这种学风极为推崇，“崇实而黜浮”则言简意赅地道出衢州学风的精髓，“时乡先达王在庵提唱于前，叶敬君、方孟旋相应于后，由是士风一变，翕然崇实而黜浮，号称邹鲁，迄今三百年于兹矣”。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孔氏南宗注重经世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浙西南地区儒学的发展。一方面，孔氏南宗不断演进的教育思想推动了当地儒学的演进，另一方面，孔氏南宗注重经世、强调致用的教育理念对当地形成“崇实而黜浮”的士风具有特殊意义。于是，作为南孔圣地的衢州士风经常为人称道。清代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齐召南称“衢人材辈出”，清代兵部侍郎帅承瀛盛赞衢州“士皆秀彦，俗亦淳朴，龂龂焉有邹鲁之风”。甘士瑞对三衢儒学之盛也大为赞赏：“自唐至宋，科名日盛，史志烂然可稽，德行勋绩并高，有赵公为一世标表，而传伊洛之学，如刘质夫出安定之门，如周正介、祝履中与紫阳后先讲习，如柴氏兄弟、徐逸平、邹公衮、江邦直诸贤余风遗韵。元及明初，学者犹未可枚举。”当然，孔氏南宗的影响绝不只限于浙西南一带，而是辐射到了更广大的区域，正如舒《赠孔学教克焕》诗中所说：“闻说君家好山水，至今犹是鲁儒风。春时练带鱼初上，霜后花屏叶更红。不是新安来孔氏，如何阙里有文公？圣贤道统相传妙，自北而南意已通。”孔克焕为孔端朝之后，“有司以才行举为儒官”。孔端朝在任徽州黟县令时移居此地，于是子孙繁衍，形成孔氏南宗徽州支。舒不仅赞许徽州孔氏“至今犹是鲁儒风”，而且认为徽州孔氏对当地儒学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从而推动了儒学在南方地区的发展，所谓“自北而南意已通”。徽州孔氏对儒学发展的影响尚且如此之大，那么作为孔氏大宗的衢州孔氏及其各支系（包含徽州支）所形成的合力，对南方儒学的发展自然具有更广、更深、更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孔氏南宗诸贤，在士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人身依附关系日益松弛，商品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时代，其以儒家修身齐家的伦理学为主，兼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推动了儒学的南渐；并以‘孔洙让爵’为契机……活跃于东南诸省。”古代统治者总是希望孔氏南宗在推动教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南宋时期，朝廷对孔氏南宗的诸多优待包括孔氏南宗家庙的建成，对孔氏南宗的发展与当地的教化都具有积极作用。明清两代在崇儒重道的文化背景下，对孔氏后裔更为重视。当然，明清政府也更希望孔氏南宗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弘治十六年（1503）颁布的《钦定孔氏家规》就明显体现了这一宗旨。该家规共七条，第二条所说的“端教源”，就明确要求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统领流寓家庙子孙主典”，“修明圣教，身先督率，躬行实践，庶不有负朝廷褒崇圣裔之盛典”，只有这样，“教源可端而圣化行矣”。清朝时期，“浙江的学校教育又往往与宗族内部的社会教化结合在一起”这就更加促使南宗族学与社会教育的融合，也更有利于儒学的更广泛传播。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李之芳所撰《衢州重修孔氏家庙碑》描述了当时崇儒的社会氛围：“天子方崇儒重道，幽赞微言，以昭示海内，期于移风易俗，媲隆往古。”在他看来，与族学相结合的南孔家庙对当地民风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登斯堂也，琴瑟管弦之声，慨乎闻而乎见也，使浙之士民观感熏陶，将见风俗淳美，为天下先，庸非肇允于兹日？”
总而言之，南渡以来，孔氏南宗秉承深厚的家学传统，积极从事各种教育活动。南孔士人出任各地学官，创办和主持书院，革新族学，效果显著，不仅推动了浙西南地区尊师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兴盛，而且在儒学传播和文化发展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南孔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不仅是浙西南区域文化思想的载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的发展演变。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孔氏南宗从山东曲阜漂移过来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孔氏南宗宗族文化的社会文化影响
长期以来，孔氏南宗族人一方面严守“孝悌”、“谦和”等道德规范，一方面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教育活动及担任乡饮正宾等方式，规劝民众，倡扬优秀道德，以其深厚的宗族文化，积极有为的政治、教育、文化活动及业绩，对推动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这种影响在浙西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吾绅在京师时所说：“士之谈孔氏之盛者，北则曰鲁，南则曰衢”。
一、南宗族学的文化传承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
南孔族学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孔氏南宗在南宋初年迁居衢州时就创办了族学，悉心教育子孙。南宗先以州学为家庙，此期由孔传请庙学，“家居授徒千人”，父子相授，兄弟切磋，诗书不坠。宝祐二年（1254）菱湖家庙建成后，“思鲁堂为孔氏南宗后族讲学之地，体现孔氏家族诗礼之风，也是孔氏南宗家塾教育之滥觞”。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对元代南宗族学的发展情形尚不能得不出较有说服力的描述，因这一时期的衢州孔氏“已经是形同庶民，苦于支撑了。那时的家学到底如何，诸志书均无记载，但是可以想象，作为孔氏大宗的衢州孔氏是决不会舍子弟而不教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宋元时期的南宗族学同样具有深厚的家学传承和文化内涵。首先，这是源于南渡诸人的积极影响。南宋初年南渡的孔氏族人大多博通经史，习礼好义，如孔传、孔端友、孔端己、孔端隐、孔端木、孔玠、孔瓒等。南渡之后所形成的重视子孙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南宗的文化传承具有示范意义。其次，如果宋元之际忽视族学教育，或对族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又何来此期孔氏南宗的名贤辈出、代有贤人。
进入明代以后，南孔族学逐渐兴盛。弘治（1488—1505）初，南宗于城南家庙殿前西厢重建族学。在当地官府支持下，于正德十五年（1520）改建于城南东岳庙废址。邹守益在后来为之所撰的记中生动地描写了族学的教学细节，“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扩建后的南孔族学，不但在培养孔氏子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衢州地方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五经博士和族人恪守孔子训导，在族学活动中注重言传身教，为衢州士民树立良好示范；另一方面，孔氏族学的教学模式为地方民间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明末清初，南宗家塾由于战乱逐渐走向衰败。在“家塾坍圮无存”的局面下，南宗族人仍想方设法维持族学，惨淡经营、淡泊名利，“先圣后裔以疏水遗风，传家诗礼，自让爵后，益安淡泊”，然而终因经费缺乏而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竟有愿力学而缺束脩薪水之赀者”。后来在刘成万、左宗棠等士绅的积极努下力，南宗族学不断得到官方的拨款和士绅官吏的捐资，为其继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费保障。
南宗其他支派也注重以诗书传教为主要特征的族学教育，以更好地传承弘扬儒学。永康支各派十分注重家学，济川派“自上祖端躬公扈宋南渡，寓居永邑榉川，至言公乃迁居大盘，行七分居济川，递传至公（按：指孔毓鸾），世守旧业，弗坠家声”。临川孔氏作为孔氏南宗的重要支系，“以祖为训，崇仁厉义，修德重教，诗礼相承，耕读为家。登科中举，代不乏人，庠生贡监，不胜枚举，循吏名儒，谱载亦有”。桐乡支孔氏自孔公昉迁居青镇之后，“四百年来，载在谱者不下千人，人文秀美，科第不绝，家传忠厚，人知礼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