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氏南宗的凝聚作用
如前文所述，象征符号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时间和社会两个层面，前者在于通过“过去和现在连接”“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具有约束力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其中所展示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功能，使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将其所代表的文化群体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旦形成并得以加强，就会进一步强化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社会文化与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孔氏南宗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在强化文化认同、唤起并加强社会记忆功能的同时，对浙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
孔氏南宗所象征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而“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所以，自衍圣公孔端友随高宗南渡，赐家衢州，建立家庙，衢州便被称作“仲尼家”。作为“仲尼家”的南宗孔氏家庙“尤为南邦人士心中所向往”“宋室宗亲，达官显宦，先后‘赐第西安’或‘卜居三衢’。社会名流、理学诸儒，也纷至沓来”。从此以后，孔氏南宗家庙成为文人墨客、世家望族竞相瞻仰的圣地。正如清代李之芳所说：“数百年来，东南之士不克重趼，裹粮以登洙泗之堂者，俎豆羹墙于焉是寄。”在众人心目中，衢州孔氏家庙无异于曲阜家庙的“别宫”。南宋以来，赵令衿、赵子宣、赵希琯、赵鼎、韩公裔、柴叔夏等达官名宦先后来到衢州，或“赐家”于此，或任职于此，或行止于此。明代吕曾见拜谒先师，于孔庙见吴道子手绘夫子像，感慨万分：“余于千百载后及见夫子，岂不厚幸矣乎。”清代官员帅承瀛莅临浙江，当得知家庙在衢时，深感荣幸：“窃幸生平宦辙所遭，去圣人之居若此其近焉。今者衅落之礼既成，飨献之仪备举，琴管鸣豫，俎豆揭虔，虽未获躬拜墀下，而中心向往之诚，固与南邦诸人士同，此低徊而不能释也。”历代到达衢州的文人墨客更是数不胜数，如陆游、刘基、徐渭、李渔、汤显祖、杨万里、辛弃疾、朱熹、李清照、刘佳等。他们来到衢州后，登“洙泗”之堂，慕先贤之容，怀忧古之思，舒崇敬之情。清代刘佳在南宗家庙瞻仰孔子楷木像之后，激动之情无以言表，诗兴大发：“抠袂趋崇阶，虚堂幽以邃。伯鱼与子思，配食列位旁。於中设穹鑫，穆哉神所萃。再拜遗像前，萧然落遐思……”
郁达夫先生在《烂柯纪梦》中由南宗家庙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曲阜家庙，以浪漫的笔触深情地写道：“一座家庙，形式格局，完全是圣庙的大成先师之殿。我虽则还不曾到过曲阜，但在这衢州的孔庙内巡视了一下，闭上眼睛，那座圣地的殿堂，仿佛也可以想象得出来了。”现今的盛况更是空前。从2004年开始，两年一度的“中国·衢州国际孔子文化节”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观瞻，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中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刘蔚华，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美国著名汉学家司马戴兰，韩国孟子学会会长、程朱学会会长赵骏河，等等。他们皆因孔子而来，因孔庙而来，因中华文化而来；他们观孔庙、谒先师、论儒学。众多著名学者的齐聚，吸引了衢州、浙江、中国和全世界的目光，勾起了国人、世人对中华“文脉”的追溯和记忆，激起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构建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除专家学者之外，大量市民也因祭孔活动聚在一起。参与公祭仪式的衢州市民是从大量报名者中经过严格考试和筛选的少部分，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外地来衢参加祭孔活动者，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与大中学校的师生代表。参加2007年祭孔活动的，就有25名由杭州《都市快报》海选出来的教师代表和44名浙江师范大学师生。祭孔活动以及相关活动（包括“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的举行，使衢州孔氏家庙为更多人士所瞩目，而且成为人们参观学习和教育下一代的旅游胜地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杭州省属机关幼儿园在南宗家庙大成殿前举行了“开蒙”仪式，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庄月江先生认为此举意义重大，专门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后人对先哲的敬重，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礼，是培养学童知书达理、记住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民族符号”。
的确，“文化中深层次的传统文化最能代表文化的民族性，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人们认同某种文化，就会产生对某种文化的强烈归属感。有了文化认同，文化才能对人产生统摄力、吸引力，人们才能对文化产生向心力，文化才具有凝聚力”。对孔子、孔氏家庙以及孔庙的重视，深深地包含着人们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感与孔氏家庙的物质遗存以及祭孔活动的庄严仪式相结合，由此产生的强大凝聚力，缩短了古人与今人、传统与现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中华民族因相同文化凝聚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第五节孔氏南宗的文化意义
孔氏嫡裔南迁入衢后，大力宣扬大一统思想和儒家文化，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注重协调官民关系、倡导礼制，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和谐社会文化的形成。凡此种种，既使儒家文化深入人心，对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积极推动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
一、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播
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民众，“见圣孙如见圣祖”，“遇孔子之后莫不厚敬爱以相接，不敢众人视之”。“圣孙”的特殊身份成为社会民众追念孔子的情感和精神依托甚至是行为标准，成为弘扬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这一符号“诗礼相承，贤才辈出……南渡而后，蔚为大宗，历二十余世，均足为乡邦弁冕”，孔洙让爵之后，孔氏南宗更是致力于社会下层教育及社会风俗建设，以其圣裔的特殊身份使“先师孔子之道倡行于家族，统布于四海”，而且以此为中心吸引了大批学者名儒参与其中，推动了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的传播发展，衢州由此成为儒学“南渐”和“北传”的中转站，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起到了应有的桥梁作用。
二、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南宋以后，北方文化随大批北方士人的南迁而南渐，从而加速了南北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当然，这种融合并非只有接受和容纳，更多的是碰撞、矛盾和斗争。孔氏南迁后，凭借其圣裔身份及民众对其所特有的仰慕之情，推进了南北文化的共融。一方面，崇尚伦理、诗书传家等传统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吾夫子宫墙归峙当城之中，且家庙式凭，自阙里而外，远接洙泗之泽，以辉映于邻封者，惟衢为最”，“三衢人士德日崇，业日广，以伦理为镃基，以廉节为砥柱，以诗书为户牖，以政教礼乐为丹雘，穷则追箪瓢沂浴之风，达则树伊周吕召之业”。江南地区的士风、民风直至整个社会风气为之大为改观，“宋南渡后，士风益竞，名钜迭出。至今敦行古道，雅尚礼文。君子重廉耻，惜名节；小民畏刑宪，寡词讼”。另一方面，北方文化也自觉吸收南方文化中重事功等特点，从而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功学派，在推动儒学发展演进的同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江南文化。
三、推动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
儒家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孔子之后的儒学一直在变化，从思孟学派到汉代儒术独尊，从魏晋玄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实学等，儒家思想与道家、佛家、阴阳家、法家等思想不断合流，随着时代和地域变化整合出不同的儒学学派。随着宋室南渡，大量儒士随之南迁，与当地文化、地理环境相结合，形成了金华学派、永嘉功利学派、永康事功学派等派系。这些学派以朴素、平易的姿态走向民间、走向社会生活，将着眼点落实于现实生活，注重事功，注重思想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使思想走向社会层面。这种特点体现在教育上便是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族学、村学、官学等教育体系日趋完备，从而使儒学的传播和下移成为可能。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见证了儒学在南方的这一转变。孔氏南宗重视家学建设，积极参与书院教育和官学教育，其教育活动由封闭的族塾教育转向广阔的社会教育，说明其摒弃了高高在上的“独尊”意识，以平民化的心态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孔氏南宗“独尊”意识的淡化和消融正是南方儒学意识转变的真实体现。
孔祥楷先生对具有象征意义的孔氏南宗执着弘道的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从南宋六代衍圣公开拓宏道，到孔洙让爵于北而筚路蓝缕于教，直到明代复爵孔氏南宗复兴而弘儒，孔氏南宗族人历尽艰辛，铭先祖教诲，矢志于衍圣宏道，未敢稍有懈怠。正是这种执着精神，使儒家文化随着南宗族人在南方的发展而广布，至今仍影响着当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正如康澄先生所说：“人类生活的整个空间都是一个由属于不同时空的象征组成的世界。这些象征所携带的文化记忆永远比它周围的环境要古老，但来自过去的象征一方面与自己古老的开端血脉相依，另一方面却又永远过着当下的生活，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生，因而也能创造出新的文化记忆，使象征连同以其作为载体的文化记忆更为丰富，更具创造力。”孔氏南宗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承继先祖训导，恪守本分，充分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凝聚政治、文化、民族力量的核心。另一方面，历久弥新，始终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激活古老文化记忆的不同因子，重组、形成为新的文化记忆，历千载而长青，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孔氏南宗的一系列活动，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又体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在向南迁移中所发生的变化。从符号特征的视角来认识孔氏南宗及其象征意义，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儒学在南方的发展演变趋势及本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