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孔氏南宗与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主要是由群体或社会向个人提供记忆框架、模式和素材，中心内容是有关‘我们’的东西”。记忆归根到底是“人”的事情，而由人组成的“群体”或“社会”总会代表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记忆的“群体”分为三部分：政治主体、社会知识精英和社会地方主体。虽然在一个社会中存在多样的集体记忆，但以其效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说，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显然具有优势。同时，社会记忆具有社会共同性，支配着一个社会的记忆，从而使某一社会主流意识或核心价值观得以推广和延续。如果缺少了这种共同记忆，处于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就容易出现精神和感情上的间隙，从而形成社会心理断层，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鉴于此，社会记忆很自然地成为维护政治权力和统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基于维护政治权力和统治秩序的根本目的，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宣扬其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及其所涵盖的核心价值观，使之在对社会成员的不断熏染中得以延续、巩固和强化，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在所有的途径中，物质遗存和纪念仪式具有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正是基于这种重要目的和功能，孔氏南渡以来，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南宗孔氏家庙的修缮工作以及祭孔仪式。
一、孔氏南宗家庙的屡建和维护
众所周知，孔庙遍布全国各地，但值得注意的是：“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惟曲阜与衢州耳。”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孔端友扈跸南渡、寓居于衢，并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而出现了与山东曲阜并立的状况。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赐田奉祀”。尽管如此，当时孔氏南宗在衢州并没有“专享之庙”，陈列和祭祀等活动也难以得到展开。在此背景下，郡守孙子秀上奏朝廷，请求正式建立南宗家庙。宋廷批准了孙子秀的奏请，并拨款36万缗，“建宫墙于郡东北菱湖之上，广至二百余楹”。赵汝腾在所撰碑记中对菱湖家庙作了如此形容性描绘：“枕平湖以象洙泗，面龟峰以想东山。”菱湖家庙是孔裔在南迁之后所建的第一座家庙，但这座“规模弘阔，比拟曲阜”的家庙仅存在了22年，于“元季毁于兵燹，荡无遗宇”。之后，改迁城南崇文坊，建立了城南家庙。城南家庙规制不如菱湖家庙，而且历经战争破坏，至孔洙让爵、归守江南时已“圮坏不治”。元至正十九年（1359）秋，元末农民起义军攻占衢州，朱元璋部属王恺任总制衢州军民事，在谒拜城南孔庙之后，感慨万分，“以为水木本源所系，不可无以示衢人”，于是“命有司葺而新之”。修葺完工之日，王恺与孔氏家族长幼备牲礼、衣祭服，亲自到修葺一新的城南孔庙祭拜。这是城南家庙的第一次修缮。明初，礼部尚书胡濙“命有司重为修葺”此为城南家庙的第二次修葺，后因“岁久风雨震凌，不无朽弊”。弘治年间（1488—1505），吏部郎中周近仁途经衢州，在谒拜城南孔庙时，嘱咐当时知府对家庙予以修缮，萧文明“遂抽己俸为倡，措置增益”，此时刚好新任知府张俊到任，两任知府协力合作，完成了对城南家庙的第三次修葺。
如前所述，“孔洙让爵”之后，孔氏南宗不断趋于平民化，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明正德元年（1506），失去爵位已224年的孔氏南宗，“子孙益多，庙乏主祀，衣冠祭仪混同流俗”。当时郡守沈杰对此深感愧疚，于是上奏朝廷。明廷应沈杰所请，封孔子第五十九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并准子孙世袭，孔氏南宗的爵位由此得以恢复。正德十五年（1520），孔承美以“旧庙倾圮……庙基浅狭请于巡按御史唐凤仪，乞奏迁西安儒学旧址”。唐凤仪和布政使何天衢等“信宜新之，爰具疏得请”，朝廷允许重建并拨给库银。同年十一月，由衢州府同知陆钟、通判曾伦、推官杨文升及衢属五县知县负责督造，于次年（1521）四月建成家庙及博士署，这就是新桥街孔氏家庙，也是南宗孔氏在衢州的第三座家庙。新桥街家庙建成之后，“地位崇峻，规制宏敞……于是妥灵有地，收族有方，凡诸庖湢燕集之所，无弗焕然者，而庙始备矣”。新桥街家庙经明清及近现代大小多次修缮、改建，规模宏阔，威严壮丽，成为衢州的一道独特风景和文化教育基地，在缅怀先圣遗风、弘扬传统文化、端正民风民俗诸方面承载着独特的使命。
历代对孔氏南迁、定居衢州这一重大事件倍加重视，衢州民众对此更是怀有一种特殊情感。明代衢州知府林应翔曾说：“衢之地何幸而宅我圣裔也。昔自南渡扈从而来，诏立庙赐田于衢，夫自武林而外，何郡不可赐而独赐之衢，衢去曲阜者数千里，一旦而得近圣人之居，此孟夫子所私自喜者，而衢之幸顾不大与？”“今圣裔之迁衢，岂非天心之眷顾耶？而愚又以为天之意即圣人之意，圣人者必有所取于衢而故以其裔寄之也。即未必以衢私其裔，而实以其裔重吾衢，或者衢之士傥有观感而起，毅然任圣人之传，则圣人造就吾衢之意深且远矣。”此番论述充分道出了衢州民众的心愿：孔氏后裔立庙寓衢，是“天心之眷顾”、“圣人之意”，“以其裔重吾衢”是圣人对衢州的特殊眷顾，因而“近圣人之居”实在是“衢之幸”。孔裔南迁以及定居衢州，对衢州士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古代设学取士，而士又为“四民”之首。即使是在民风刁蛮和粗鲁的地方，只要有“士”的存在，导之以仁义礼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人心的种种险恶，因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形成良性发展的社会秩序。这也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体现的治国理念：“骤即之而无奇，久习之而俱化，圣教之及人，有如是者。于是知国家之设学以取士，而得士以导民，其收效固大且远也。是故凡郡，邑学皆设庙以祀吾夫子。”邑学设庙的目的主要在于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引导学子端正学习目的，鼓励学子在学业上不断进取。
二、孔氏南宗的祭孔活动
祭礼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孔子所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孔子看来，对于个体和社会而言，生、死之礼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只是规格和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在古代社会，凡是有庆贺宴会，则往往先祈祷祭奠祖先而后用餐，比如元旦、清明、重阳有墓祭；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则有家祭，“凡品官立祠堂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以四仲之月祭之，又有腊日忌辰及扫墓之祭与夫岁时俗节之荐亯”。对于有祭田的官宦之家、世家大族，“岁春秋”或生辰讳日，举族集于宗祠，由族长致祭，各以羊豕致祀，祭毕同享馂余颁胙，但“忌辰讳日子孙不茹荤，诞日则否”。诞日即死者生辰，“遇先人大诞仍行庆礼，肆筵设席如事生然，俗谓之做阴寿”。按照衢州地区的旧俗，对阴寿历来格外重视，宾朋往来，繁费无等，甚至有演戏以为娱乐者，“庶人得祀其祖父母、父母而时亯于寝，其礼与品官略同”，因此，民国时期就有人大力主张废除这一恶俗。孔氏南宗的祭孔活动不仅丰富了衢州地区的祭礼内容，而且深化了祭礼的文化内涵。
衢州孔氏家庙“为博士子孙所世守，家法常存，式凭如在，与阙里之堂南北并峙，四方观礼而至止者，不啻溯洙泗而跻凫峄也”。孔氏南宗家庙历经时代变迁，但“家法常存”，祭祀活动一直未曾中断。历史变迁的“变”与家法常存的“不变”之间，有力地印证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和儒家之道的一以贯之，也印证了孔氏南宗家庙作为儒家文化特殊符号的象征地位与意义，即孔氏南宗在文化记忆、传承和推广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
法国学者在研究文化记忆生成规律时，曾提出了“记忆之所”的概念，其意是指对于一个集体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并通过周期性的节日纪念活动而不断被神圣化的那些场所。对于中华文化及华夏子孙来说，孔氏家庙正是这样一处具有特殊意义、被不断神圣化的特殊场所，而且将其视作心目中的“圣地”：“二三子，圣人之正宗也，四方于是乎观圣门之训弟子，俱成法矣”，“今上御……以太牢祀孔子于阙里，一时盛轨超古轶今，圣天子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而山农野老亦复欢呼抃跃，食德饮和，盖天下之平久矣”。从最高统治者直至普通民众，从教育弟子到良好民风民俗的养成，一直到治国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孔氏子孙及孔庙的存在而变得有章可循。通过对孔氏家庙的祭拜，穿越时空的阻隔，使儒家思想代代传承，深深植根于民心。正如明代大学士谢迁所说：“宣圣之道，衣被万世，在吾人虽家祭而户享之，亦不足酬其功。故朝令自两京太学以至郡序邑庠，莫不有庙，矧水木本源之思，精神气脉相为流通者乎。”因此，孔氏家庙的存在，其价值已远不在于其规模和建筑风格，而在于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以及由此所体现的符号意义。南宗孔氏家庙所承载和彰显的儒家文化精髓，已成为历代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象征性符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华夏子孙对共有的儒家文化的“记忆”得到强化，因此，“吾衢有孔圣神主在焉，是谓有功万世者，享祀庙庭以示崇重，与天地相为悠久，诚不可一日废矣”。
各地孔庙（文庙）作为中华民族的“记忆之所”，发挥着传承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记忆的社会文化功能，而这一功能更多的则是通过具有一定意义的纪念仪式得以实现的，“节庆活动以其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独特的行为方式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建立集体的文化认同和加固文化记忆。所以，过节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了物质的增值，而是为了在庆祝中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通过定期的祭典活动，尤其是在现代，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使广大民众在庄严肃穆的“祭典”活动中感受、体验传统礼仪规范、古代音乐舞蹈等文化传承，从而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情感以及认同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