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国内稳定的政局，得力的政策措施以及日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保障
①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1993年，日本国内一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国内政局稳定，使政府制定的各项重大政策得以长期顺利的贯彻实施，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
②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战后，日本政府与垄断财团联系密切，始终保持着对日本经济很强的影响力和干预能力，确立了“经济立国”的发展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提出了“贸易立国”方针，以高出口带动高增长，使日本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贸易立国”受到了两次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萧条的冲击，日本又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方针，加快了新技术革命的步伐，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90年代，日本政府根据它的金融地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又推行“投资立国”的战略方针，继续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
③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有重视科学技术的传统。二战后，日本更把科学技术视为关系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几十年来，日本把积极吸收、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技成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改造、革新，使之“日本化”。
（4）重视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日本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日本要实现“经济立国”的战略，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而这些都离不开教育，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开发。目前，日本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的普及和高度的国民教育水平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得益于日本长期实行的低消费、高积累的资金积累政策和日本企业所倡导的集体意识。
三、走向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
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由于国内政治、经济、防务的需要，采取了“亲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外交上依附美国，缺乏外交自主性，有“政治侏儒”之称。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需求急剧增加，迫切希望能自主地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及外交往来。同时，日本加入联合国后，日本国民的自信和自主意识开始增强，强烈要求政府改变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促使日本的外交战略进入了一个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新阶段。
（一）战后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
（1）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亲美一边倒”的外交时期
战后初期，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外无国权、内无实力，要实现重返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没有美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尽快重返国际社会的目的，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①日本全盘接受了美国在日本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②配合美国的“冷战”与“遏制”政策，参加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禁运，并积极支持朝鲜战争。
③不顾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于1951年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和约。
④为了适应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在1951年和1954年同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和《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使驻日美军进一步合法化，并组建日本防卫力量，分担美国在远东的防务。
⑤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在美国的操纵下，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了“和约”。
⑥积极谋求恢复同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这一时期，日本还为重返国际经济社会而四处活动。1952年4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55年9月，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参加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通过这些努力，日本在50年代已经基本实现了重返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
（2）20世纪60年代日本由被动外交走向主动外交时期
日本这一时期的自主外交不是要摆脱美国，而是谋求与美国建立对等的联盟关系。既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又不受美国束缚，从而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在亚洲以至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利益。1960年1月，日美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代替旧的《日美安全条约》。根据新条约，日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及安全保障方面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两国形成了“平等伙伴关系”。1964年春，日本还获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西欧同等待遇，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入了先进国家行列。1969年11月，日美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达成协议，1972年5月15日，协议正式生效，冲绳在历时27年后归还日本。
（3）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了推行多边自立外交的新时期
20世纪7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推行霸权政策，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在与苏联争夺中从战略攻势变为战略守势。同时，西欧、中国、第三世界力量有较大发展。日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决心改变“亲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多边自主外交。
1972年7月，田中角荣上台之后，明确表示：“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的国家利益，自主地决定外交政策。据此，田中内阁修正了历届内阁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多边自主外交：
①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政治上发挥更多的特殊作用；军事上“分担责任”；经济上维持协调，缓和矛盾，充当“对等的真正合作者”。
②恢复日中邦交，构筑远东地区日、美、中三角关系。多边自主外交的首要课题是恢复日中邦交，谋求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1972年田中就任首相后访华，两国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恢复了日中邦交关系。1978年，福田首相来华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两国还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
③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日本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要保证日本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为此日本改变了长期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制定了“新中东政策”，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对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在东南亚，消除东盟国家因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引起的恐惧心理，1977年日本政府提出了“福田主义”三原则，即“不作军事大国”；同东盟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任关系；在拉美、非洲地区，加强其经济合作关系，使中南美洲成为日本新的原料供应地。
总之，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田中内阁推行的“多边自主外交”，还是福田内阁的以日美合作为轴心的“全方位外交”；无论是恢复日中邦交，还是扩大同东南亚、拉美的联系，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显示了日本外交自主性的进一步增强，表明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已经从双边性或区域性格局向全球性扩大。
（4）20世纪80年代，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
20世纪80年代，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必然要向政治大国迈进。20世纪70年代末，在世界上已成为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出口大国、金融大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名列前茅。日本的商品和资本涌向世界各地，经济利益遍布全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仍然是政治小国，外交小国。
因此，取得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就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随着日本国内“大国意识”的增强，日本领导集团开始把成为政治大国定为了日本的国际战略目标。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为日本向政治大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一是美国国力下降，在与苏联争夺霸权中越来越希望日本多分担防卫责任，增加军事开支，这就必然降低对日本的控制力，客观上为日本增强外交自主性创造了条件。二是两极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变，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余地日益增长。三是美国在南北谈判中态度强硬，致使南北对话陷入僵局，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国家寄希望于经济大国日本，希望它在南北关系中发挥“调解人”的作用。四是在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加强的形势下，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沿岸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作为该地区头号经济强国的日本强烈希望在亚洲地区发挥经济政治主导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日本历届内阁都表示了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意愿。继1978年大平正芳提出日本“负担起全球主义的责任”，为解决亚太地区的“经济问题起模范作用”以来，1981年铃木善幸强调要“以同日本的才能和能力相称的方式发挥与日本的力量和地位相称的作用”。1983年以后，中曾根内阁公开举起“要做政治大国”的旗号，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1988年竹下登提出“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的口号，强调日本“对亚洲与世界的未来负有重大责任”。尽管每届政府的提法不尽相同，但其内在含义却是一致的，即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地位，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迅速成长为政治大国。
（二）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基本战略与具体步骤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被日本人视为一项历史性任务。1981年5月，铃木首相访问美国时宣布：“日本正开始第三个新的起点，即要以被动的受益者成为积极的创造者”，由此将日本政界、学界一些著名人士提出的所谓“第三次远航”亦称第三次开国问题公之于世。日本人认为，第一次远航指明政维新，通过“富国强兵”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第二次远航指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进入80年代，日本开始了第三次远航，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即由“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走向“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迎接下个世纪“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基本内容是：
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以日、美、欧三极体制为基点，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立足于亚太，以亚太为杠杆，确立日本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积极扩大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影响；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在综合安全保障的原则框架内，适度增强军事力量。
具体步骤：在政治上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目的在于清除战败国意识，扫除国内与政治大国目标相悖的各种障碍。在经济上和科技上努力保持国际领先地位，以增强对国际事务的支配能力。在军事上，放弃了战后实行多年的“重经济、轻武装”的“军事小国”路线，开始大力扩充军事力量。表现为：一方面军费大量增加，1980军费为22300亿日元，1987年增加到35174亿日元，提高了57.8％。连续多年防卫总额超过了国民收入1％的规定。另一方面调整防卫战略思想，由“专受防卫”转向“攻势防卫”，从单独防卫转向集体防卫，由“内地持久战”转向“海边歼敌”、“洋上歼敌”。1987年《防卫白皮书》又第一次提出了“洋上防空”设想，再次突破“禁区”，增强支援美国作战的功能。在外交上，从政治大国目标出发构筑日本对外关系，树立新的国际形象。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坚持“西方一员”的立场，确立日、美、欧三极体制；稳定发展日、中之间的“成熟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促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经济援助，并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积极与第三世界国家及欧洲国家协调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