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上的僵化又源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苏联领导集团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极其严重，不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缺乏深入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能力估计不足，对新科技革命的特点和深远意义认识不足，而且对社会主义的成就估计过高，而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却长期忽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永远进步、时刻进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资本主义是绝对的危机、不断深化的危机，不能正确地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论僵化，反映到实际生活中，就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缺乏动力和活力，以致使得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丧失信心。
（3）长期以来，党的自身建设没有搞好，从内部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共产党在党建问题上有着严重失误。如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长期得不到贯彻，党内斗争方法不正常，动辄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积怨甚多；党政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以党代政现象非常严重；对党特别是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缺乏有效的监督等等。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使人民逐渐失去了对党的信任。而戈尔巴乔夫对党长期存在的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改革时又走向另一极端：对历史问题处理不当，造成党的自我否定；对“民主化”“公开性”的大力提倡，变成了毫无制约的自由放任，最终放弃了党对改革和国家的领导。党一旦彻底放权，即内部自行崩溃，也就奏响了苏联解体的前奏曲。
第二节 俄罗斯转向新轨道
原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改革走入死胡同，1989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完成了“民主派”与共产党人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1991年，俄罗斯与联盟中央争夺权力的斗争宣告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诞生。俄罗斯如何走出政治、经济、军事困境，重建国家权力体制，这都是摆在俄罗斯及其领导人面前的艰巨任务，它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命运。
一、经济转轨——俄罗斯经济私有化、市场化
在苏联解体前曾经出现过几种类似“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1990年5月在美国经济学家的参与下，亚夫林斯基制定了《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同年8月沙塔林小组起草了《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500天计划）等。由于当时尖锐政治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联盟解体，这几种方案都未曾付诸实施。
1991年盖达尔提出了激进的亦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方案：依靠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和贷款，对俄罗斯经济进行全面改造，废除中央计划体制，改变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全面管理；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紧缩财政，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推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盖达尔的方案得到了俄罗斯总统的赏识。1992年初“休克疗法”正式开始实施：一次性放开绝大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实行价格自由化，同时实行严格的财政货币政策，硬性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投放规模。
作为经济改革中心环节和“休克疗法”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体现，私有化进程也于1992年全面展开。从1992年起，主要通过商业投标，赎买、租赁等方式开始了小私有化。到1993年底，小私有化基本完成。此时，已实行私有化的企业约63家，占商业和服务业企业的70％，占轻工、食品和建材企业的56％，占运输部门企业的46％，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服务性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14.9％上升到1994年的50％。
大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证券私有化”阶段，即通过向居民发放私有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第二阶段为“现金私有化”阶段，通过出售企业股票有偿化转让国有资产。证券私有化阶段从1992年7月起到1994年6月底，经过两年时间宣告结束。主要方式是实行股份化。
具体过程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①1992年7-9月将一定数额的大型国营企业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②1992年10-12月向居民发放每人13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共发放1.5亿卢布的证券，相当于国有资产的35％；③1993年起在专门拍卖市场上出售私有化企业的股票，公民可用私有证券购买。
经过第一阶段私有化，截至1994年底建立了约2.2万个股份公司，约占居民总数40％的6000万人成为股东。连同小私有化在内，实现私有化的企业达11.26万个，占现有国家和个人企业总数的7％。1994年非国有经济成分生产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2％，其中私营企业生产了25％。
与私有化相比，大私有化复杂得多，问题也多得多，俄罗斯舆论对其褒贬不一，大多数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因为，第一阶段证券私有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无偿分割国有资产并未给企业带来新的资本投入，也不能带来技术进步，绝大多数企业只是从法律上和形式上改变了企业的地位，而其经营管理并无实质性变化，往往仍由原班人马按老办法管理，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并未促进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的形成，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腐败犯罪现象。一些国家机构和企业领导人乘机利用职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和其他财产，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休克疗法”的设计试图一下子打破原有的经济体制，迅速实现经济转轨。这种一步到位的做法，在生产和财政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很难产生积极效果。实行紧缩政策，不仅使需求萎缩，也打击了生产。在私有经济成分尚不成熟，市场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放开物价，非但未能提高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反而使其能够通过限产抬价来获利。紧缩银根使企业得不到必要的贷款和投资，而政府为减少赤字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企业课以重税，大大挫伤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加上企盼已久的西方经济援助和贷款迟迟不到位，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实践表明，“休克疗法”并无回天之力，不能同时解决经济转轨和摆脱危机两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生产大幅下滑。
总之，俄罗斯过快的私有化运动加上政治动荡，影响了私有化经济目标的实现。首先，私有化没有真正改变所有制关系。旧的官僚体制依然对生产系统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行政官僚与社会恶势力的勾结引起普遍不满。其次私有化并未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形成。最后，私有化并未有效地促进生产效益的提高。
从1995年4月起，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入稳定阶段。私有化进程明显放慢，国家参股大大加强，劳动集体所有制形式改为长期保留，而私有化运动也受到国家杜马反对党团的监督。经过几年的努力，俄罗斯新的经济联系和市场基础开始形成。主要表现在出口导向的经济部门，逐渐转移到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部门；只有竞争力部门的兴起和无竞争力部门的萧条并存；人民生活缓慢改善，国家对市场基础的形成越来越起着重要作用。
从休克走向稳定，俄罗斯开始认识到，忽视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是俄罗斯产生很多经济问题的重大根源。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市场经济应该做到市场机制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一方面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和可能出现的失调；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出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过度或不足，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并使国民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然而，俄罗斯政治斗争与经济问题总是相互交织，使得其经济改革措施必须考虑到政治斗争的因素，再加上国内市场化水平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切使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经济投资的高涨阶段始终无法到来，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形成。展望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前景，彻底摆脱萧条状态仍需假以时日。
二、俄罗斯政治结构转轨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与政治结构的变迁是同时进行的，迄今为止俄罗斯政治结构的变迁随着党政秩序的初步建立和政治权威主义的确立，俄罗斯的政局逐步由动荡趋于稳定。下面就宪政秩序和政治权威主义两方面论述俄罗斯政治结构变迁。
（一）俄罗斯宪政秩序初步形成
经过1993年10月叶利钦以“炮打白宫”之非常手段镇压了反对派后，同年12月12日，俄罗斯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俄罗斯新宪法，规定了总统的主导性法律地位，从而结束了俄罗斯的二元权力中心——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局面。
几年来的发展表明，自由民主已成为俄罗斯政治发展中坚定不移的价值观，稳定的宪法政治秩序已具雏形，国家的政治生活已被纳入宪法秩序的轨道之下运行。
（1）国家杜马成为制衡总统行政机关的一种有效力量，致使政治走向极端主义的概率大为降低
下面一些事实即可说明。如1996年底，围绕着1997年预算案，国家杜马与政府展开了争论，最终议会通过了预算案；1998年，国家杜马两次否决了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这表明作为三权分立的权力体制一极，国家杜马已独立地成为俄政治发展中的一种牵制力量。事实上，新宪法使议会弹劾总统和总统解散议会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实。
（2）政党政治逐渐发挥作用
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楷模的俄罗斯多党制在社会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滥用始于戈尔马乔夫时期所进行的广泛的政治改革。1992年初俄罗斯全面推行激进改革，政党体制进入活跃时期，经过1993年底的议会大选确立了俄罗斯的多党议会制度。这使得多党体制获得了最高联邦立法所确认的法律地位，从此，多党制发展步入“法制化”时期。经过几年的发展，多党制对俄罗斯政治发展已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各个党派不仅可以通过各自的政党活动来影响国内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外政策制订与实施程序中，增加了以多党制为背景的议会这一环节，这就使得俄罗斯的对内对外政策增添了一种弹性和资源，可以从多角度作出反应，以便对外周旋和对内政治的平衡发展。
然而俄罗斯是个缺乏民主传统，历史上几乎很少有过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
像“休克疗法”一样，想短期内解决问题也是不实际的。俄罗斯政党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其表现：一是无法产生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政党，在议会中难以形成一党或一党垄断的机制；二是政党社会基础的易变动性和政党利益集团化明显；三是某种程度上不是政党体制制约政治权力斗争，而是相反，政治权力斗争利用了初出茅庐的政党力量，如1993年10月的宪政危机中所表明的那样。因此，多党体制在近期内很难从根本上确保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进行。有意思的是，1995年12月议会选举中，亲西方的“民主俄罗斯选择”——政党都被挤出议会，成为影响政府内外决策的重要压力集团，增加了俄罗斯与西方对峙的力度。
（3）协商性联邦制的确立
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主权的宣布，各地区政治精英阶层的形成，使地区主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影响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某些预言家曾预言，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本身也将分崩离析。但几年的发展趋势表明，俄罗斯有着极强的整合力量来保持国家的完整与统一。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并未对国家统一造成致命的破坏，中央政府仍能有效地统治其疆域。在《联邦条约》和《俄罗斯宪法》规定的联邦原则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最终建立了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所谓“软”联邦制，即各个成员的具体法律规定与义务责任的确立，必须以一系列例外性的双边条约为基础，同时为了取得地方政权领导人对联邦条约的确认，必须以承认地方的各种所有权和划拨一部分联邦预算收入为代价。
这是一种特殊的协商性联邦结构。中央政府并不向联邦主体授予自己的部分垄断权力，中央联邦政权必须就相互权限与垄断权力的瓜分进行多次谈判。这是一种对俄罗斯政治体制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大为改善，即使是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俄罗斯在宪法秩序框架下得不到解决，也能想出框架之外的办法，包括采取非常手段。如在车臣问题上，普京实行了军事打击。
（二）政治权威主义的确立
俄罗斯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距离还很远，这就需要权威主义与铁腕人物的出现，迅速扭转无序局面。而权威主义政治具有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动员各种政治资源，来实现特定的对外政治目标。同时，权威主义政治也相当容易与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等观念结盟，表现出对外来政治影响与压力的极强抗争性，并且在国际社会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独特的作用。1992年后，俄罗斯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一条鲜明的脉络日益显现，俄罗斯总统行政系统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和稳固。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法律的规定，而且在总统行政权与议会、政府地位的相互比较中也可明显看出。（俄罗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凌驾于代表机关之上，以总统行政系统为主导的类似于法国半总统制的政治结构，根本没有把总统制和议会制这两种制度放在平行的地位上，而且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要比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的权力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