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的急剧衰落和最后解体
由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实行政治多元化、民主化以及加速推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苏联在政治、经济上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1991年8月19日，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举事，试图“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宣布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被中止行使总统职权。苏联发生的“8·19事件”是苏联七年来各派政治力量的最后一次大搏斗，其结局是加速了苏联的解体。紧急状态委员会举事不到三天便归于失败。叶利钦、波波夫等右翼势力占据上风，戈氏重新复出。该事件促使苏共瓦解，右翼势力以苏共策动“政变”为借口，采取了一系列反对苏共的措施。8月23日，叶利钦签发命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随即又宣布苏军内的苏共组织为非法，同时宣布取消俄罗斯境内一切武装力量中的政治机构。8月24日，戈尔巴乔夫以所谓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为由，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还以总统的名义停止党在军队和国家机关的活动。8月2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被迫自行解散。继俄罗斯联邦之后，格鲁吉亚、摩尔瓦多、阿塞拜疆、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也宣布停止共产党在其境内活动。这样，列宁创建的、具有93年历史、在苏联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被瓦解了。
8月19日事变的失败将联盟加快推向解体。失败的直接后果是联盟中央的权力进一步严重削弱，出现俄罗斯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的势头；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大大下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势力陡然上升。事变失败后，俄罗斯联邦立即接管了几个联盟中央部门的工作，叶利钦的新闻秘书又发表声明，保留重新修改与接壤共和国的边界的权利。这些行动使其他共和国对俄罗斯产生了戒心。波罗的海三国一马当先，很快就完全独立和脱离苏联。其他共和国，多数也相继宣布独立。
戈尔巴乔夫曾图谋通过建立新联盟条约来继续维持联盟，并为此作过一些努力，但回天无力，没有奏效。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共和国在明斯克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外的11个共和国在阿拉木图达成成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并宣告：苏联停止存在，由俄罗斯继承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成立独立国家元首会议和政府首脑会议，解决独联体内的问题。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镰刀锤子红旗落地。独联体的成立标志着于1922年12月，在世界上存在了整整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告终。
三、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解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理政治现实停止了自己的存在；同时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苏两极的地理政治现实停止了自己的存在，世界格局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对于这一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我们无疑不能轻易回避，我们应该深入搞清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客观规律都将深有裨益。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对苏联党政领导层和广大群众施加压力和影响，诱惑并迫使他们改变苏联的内外政策，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如1975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了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战略；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进一步提出“促进民主运动”的战略，宣布通过和平方式向苏联的“暴政体制发动反攻”，把自由的希望带给苏联和东欧；1989年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宣布对苏联实行“超越遏制战略”，要求“西方的政策必须鼓励苏联朝着开放社会演变”等等。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对苏联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外因毕竟是外因，它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内部不出问题，外部因素再强大，和平演变战略都不可能在苏联得逞。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近些年来已有很多分析和研究。这其中，赵永清先生将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分为“近因”和“远因”两个方面，并进行了系统的由近及远深入分析，值得我们在本教材加以概括借鉴和引用。
（一）苏联解体的“近因”，即直接原因
（1）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冒进；而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更将苏联改革引向死胡同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临着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迅速发起了改革运动。但作为改革领导力量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却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当时苏联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和体制的弊端缺乏客观的分析，长期遵循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再次作祟。于是一哄而上，试图用“加速战略”在三五年内解决几十年来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从根本上改革“僵化的权力体制”。结果欲速则不达，改革未见成效，反而造成了混乱。而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苏共直到思想和社会意识的急剧转变：从对改革企望过高，转而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苏联正是从所谓的“加速战略”、“根本改革”转而靠西方指点教化，其结果只能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全线崩溃。
而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将全人类的价值延伸到“普遍的民主因素”，延伸到不分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主张以此来对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这样就从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不民主、不人道状况发展到全面否定苏联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成就，使得改革的方针、任务和目标完全变形，从“完善社会主义”变为“通过更新社会结构来更新社会主义”。同时，“新思维”在国际上不断地向帝国主义势力退让，在国内向反社会主义势力妥协，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这种纲领性、方向性的错误在苏联改革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把社会主义苏联一步步地引向危机、混乱、衰落和解体的深渊。
（2）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漠视历史、严重脱离国情，不仅很快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而且也为地方割据的形成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苏共长期以来因循守旧，各方面问题积累甚多，因此，深入研究历史和国情，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改革的突破口，成为苏联改革成败至关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已经明显暴露，但戈尔巴乔夫时期仍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没有对国民经济的失衡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对重工业部门的投入大大增长，更加重了结构失调，使得长期以来消费品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长需要的矛盾一直未能得以缓解。农业改革的滞后，也是造成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88年以后，戈氏又选择了政治领域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更是犯了战略性、方向性错误。由于政治改革超前，与经济改革相脱节，致使改革失去经济依托，很快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这种混乱和斗争加剧了社会危机，又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漠视历史，而且严重脱离国情。如政治体制改革上，目标被确定为一些过于抽象的如“克服人与政治、人与政权相脱离的现象”、“全面充实人权”等，这无疑远离了苏联的社会实际，也远离了现代国家管理的实际，造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混乱，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余地。
在经济改革上，经济体制改革原本是需要打破由政府直接干预微观决策的过分集中的体制，实现适度分权。但是，苏联在打破过分集中的中央行政命令体制时，特别是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压力下却逐步走上了地方分权的道路，中央下放的权力被地方、特别是被各加盟共和国一级所截留。这样，不仅中央行政干预未被打破，反而变成了地方行政干预。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造成了全苏联经济系统的紊乱，进一步加剧了短缺，在苏联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3）放弃党的领导，将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向绝境
苏联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是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的政治保障。一旦失去这一保障，苏联解体就不可避免。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将苏共看作是改革的阻碍机制，进而接受反对派取消党的政治垄断地位的要求，盲目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使苏共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平等竞争的议会党，一步步丧失了对改革进程、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同时随着改革的陷入困境，苏共自身也发生了质变，政治先锋队也沦为一般的政治组织。而苏共方针政策的不断失误以及党内的混乱，又使得广大党员和群众对苏共失去了信心。苏共影响的不断衰弱和组织上的瓦解，苏联社会终于失去了重要的稳定因素，也最终使得苏联多民族国家难以维系。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苏联的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失败可以说是苏联解体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苏联的解体的原因已经隐藏苏联深层的社会历史之中。也即苏联解体更深层的原因要到苏联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赵永清先生把它界定为“远因”。
（二）苏联解体的“远因”，即间接原因
（1）苏联长期以来推行大族沙文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是联盟解体的重要原因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时，联盟包容了130多个民族，列宁在联盟建立之初，就反复强调民族平等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后来不时遭到破坏，联盟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各民族共和国的独立、主权、自治等基本上没有得到实现。特别是斯大林时期一直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把大批俄罗斯人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搞所谓的“民族融合”，这就在各民族之间造成了隔阂以致仇恨。大民族沙文主义激起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抗，走向民族分裂。
而民族分裂主义又冲击着多民族的国家联盟，使联盟逐步失去了凝聚力。这种靠半强制政治力量拼接起来的巨大版图，一旦形成适当的政治气候，就极易产生整体破裂的离心倾向，并致使联盟解体。
长期以来，苏联不仅在内部搞大族沙文主义，而且在外部实行世界霸权主义。
苏联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声望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但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与扩张主义残余结合在一起的“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理论，使苏联走上了谋求世界霸权、大规模扩充军备和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领袖自居，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在国家政治中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不仅使得苏联的国际声望直线下降，而且为了搞霸权，发展军工生产，只得以牺牲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为代价。最终导致劳民伤财，而且坐失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到七八十年代后，苏联国力大为下降，结果导致霸权没有搞成自身却解体的悲惨命运。
（2）体制上的长期僵化，思想上长期推行教条主义，这是造成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悲剧命运的又一重要原因
前面已经提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缺陷。苏联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为代价的，产值和效益的增长极不平衡。同时，在权力高度集中下滋生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使苏联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民族关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重大失误，种下了后来发生解体的祸根。由于这种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体制在经济生活中缺乏竞争力，使得劳动生产率低下，到七八十年代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必然引发信仰危机、信任危机。而在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又使得劳动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大大受挫。在日益僵化的体制下滋生的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压制和束缚下，人民的逆反心理日益严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产生出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困惑、怀疑和动摇。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错误导向下，造成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冲击和根本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