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相伴而生
经验视野中的一个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形成，往往伴随着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或科技中心的转移。也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强国的许多特征，常常通过经济、文化、科技等载体表现出来。如近代以来，经济中心、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的数次转移，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德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经济强国地位的建立等，无一不是以强大的高等教育作为支撑的。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西方学者把大学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今天，大学“动力站”的作用更加明显，知识的保存、传授、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发现与技术更新，无不以高等教育为基础和平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的总体发展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往往与高等教育强国相伴共生。
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之间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彼此在互动中共同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各世界强国如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崛起，无不与高等教育的兴起有关，但发达的高等教育只是经济强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却并非唯一的动力或决定因素。经济强国崛起的背后往往还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等原因，表现为多种原因的“叠加”结果。换言之，高等教育兴衰与国家兴衰之间经常交织在一起，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是互动的“关系共同体”，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它们更多体现为“双强互动”：经济强国为高等教育强国提供必要物质基础，高等教育强国又反过来为经济强国提供推动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高等教育强国之路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还缺乏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支撑，尤其在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文化现代化方面的支撑还很不够。有鉴于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将其置于政治强国、经济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之中，否则就难以抓住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机制，找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
近代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强国均产生于西方社会。因此，每当人们追问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探索高等教育强国的形成规律、寻找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时，总是习惯于聚焦西方国家，希冀从中找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参照基准和模仿对象。虽说高等教育强国起源于西方社会，但它并非西方社会专有的文化产物，非西方社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也将会诞生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后进国家（或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西方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应超越简单的移植、模仿乃至借鉴，走向自主创新，形成一套适合本土的高等教育发展机制。
（二）高等教育强国即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通过对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经济中心发展演变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这样几个规律性的现象。第一，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世界经济中心或世界经济最活跃地区的转移顺序是一致的，即都经过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样一个演变路径；第二，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先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再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也就是高等教育中心先于经济中心的形成，与此相应，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也先于经济中心的转移。这说明，高等教育大发展是一国经济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如果再结合人们对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相关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世界经济中心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顺序是一致的，且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在先，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居中，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殿后。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经济的发展靠科技，而科技的发展归根结底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今天人们一谈到高等教育强国，往往是以美国高等教育为参照系。如果以美国为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之所以称得上“高等教育强国”，关键在于它拥有较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和较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在于它的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于它已经形成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布局结构合理、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于它的高等教育已与社会各子系统形成功能耦合系统，在于它能够全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于它是世界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创新的“集散地”。当然，这是一种关于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性”解释，它是以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为考察对象而抽象和提炼出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当我们回到历史去考察高等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强国时，看到的将是另外一种景象，得出的也将是另外一种结论和判断。历史上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都曾经是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强国，但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它们，恐怕谁也算不上真正的高等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强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强国既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比较性概念，还是一个群体性概念。
（三）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就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元，大学的办学水平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
12世纪中叶和13世纪初，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大学的崛起，标志着英国已取代意大利，成为这一时期世界高等教育的领跑者。就在英国高等教育因其保守封闭而饱受批评的时候，法国创建了由国家统一兴建和管理的“大学校”，开了教育为民族国家发展服务的先河，全新的教育理念、独特的培养模式和内部制度安排，造就了大批精英人才，这类新型大学不仅把法国推上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宝座，也为法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806年普法战争战败后，普鲁士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德意志民族开始了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艰难探索。在民族和国家的危难时刻，这批标榜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的研究型大学，吸引着源源不断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科学研究成为德国大学模式的一项新职能，连同教授治校、讲座制等大学制度形式，德国随之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和世界科技中心。独领世界百年风骚之后，美国高等教育继德国大学的衰弱而迅速腾飞。兴起于1862年的赠地学院、以成立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再加上哈佛、耶鲁等经历数百年积淀的一批常青藤大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风向标，学分制、院系结构、大学自治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制度模式，继社会服务而兴起的服务学习，将高等教育功能不断拓展。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以类型多样、结构耦合、质量优异著称于世。
（四）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一个国家若想建立起强大的高等教育，就必须形成多样化的、特色和优势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不同的区域高等教育之间要有合理的分工与合作，而不应各行其是，追求自身的独立性和有序性，因为“当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独立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无规则的无序运动；当各子系统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整体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有规律的有序运动状态”[3]。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整体结构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必须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布局，形成多样化的、适应性强的高等教育系统。这样的系统由不同类型和特色的高等教育子系统构成，各高等教育子系统既相互竞争又协同合作，整个系统能有效地适应不同社会的发展需要，能为高等教育从大国走向强国提供良好的结构性基础。
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面临的挑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进行选择，其实是在高等教育发展“由弱到强”的思维框架内规划和设计我国高等教育新时期的发展道路的过程。我国高等教育原来的发展路径虽然包含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因素，但是它主要还是在高等教育“由小变大”的思维框架内，遵循专业教育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理念，以高等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规模和数量能够符合社会专业岗位数量增长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所以，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与原来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相比，肯定会有较大不同。但是，由于历史和思维的惯性，我国高等教育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依赖”将很难避免，并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如何打破高等教育对原有发展道路的“依赖”，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贺国庆.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125.
[2]忻福良.各国高等教育立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240.
[3]桂慕文.人类社会协同论：对生态、经济、社会三个系统若干问题的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