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高等学校及其全面推进的素质教育同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及其全面推进的素质教育相比，其内涵与外延也就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系统了。
深入认识与准确处理高等学校两个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同在高等学校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息息相关，甚至从一定角度上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深入认识与准确处理这一关系的突破口与着力点。
经过十余年来的实践与讨论，一般认同高等学校的大学生素质（教育）大体分为四个方面：政治思想（或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相应地，学生也应具备这四方面的素质。这四个方面彼此密切相关，相互渗透，不可分割。我们讲这四方面的教育与这四方面的素质同德智体美这四个方面在整体上完全一致，但便于操作。在四个素质教育所形成的整体素质中，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是方向、是灵魂，业务素质（教育）是主干，身心素质（教育）是条件，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这里讲的文化包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文化素质（教育）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与人文文化素质（教育）。
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是方向，是灵魂。不论是育人还是治学，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不只停留在形式上，而应升华到精神世界。何况，高等学校培养的是高级人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高级人才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这一作用与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根本在于其方向如何。我们一再引用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名言：“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
问题主要还不在“法”，而在“人”，在人的指向是“正”还是“邪”。如果将“学术”视为“法”，那么这个“学术”的作用与影响如何，就在于“治学者”这个人的灵魂指向了。
业务素质（教育）是主干。高等学校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这个“专门”，显然是指业务的专门；这个“高级”，极为重要的内涵自然是业务。专门业务不一定是高级业务，高级业务一定是专门业务。治学，就是治学术，治业务，就是做大学问。不治学，不治学术，不治业务，不做大学问，学校何能称为“高等”？人才何能称为“高级”、“专门”？我们一再强调，育人必须立足于治学，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
学校如此，教师如此，学生也应如此。学生在校期间，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空间都是用于学习、用于学习业务，学习本领。胡锦涛同志今年5月2日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对学生提了4点希望，其中第二点就是希望同学们把勤于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使其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从而，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学校，毫无疑问，必须治好学，做好研究，搞好学科建设，建设好学术生态环境，创新知识，创新文化，生产出丰硕的优秀学术成果。
身心素质（教育）是条件，高级专门人才，责任大，担子重，工作累，创意强，没有健康的生理状态，不行；没有健康的心理状态，更不行。毛泽东同志早在50年代向青年学生提出了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后来，又针对青年学生健康状况，明确提出了“健康第一”。丢失了健康，就丢失了一切。
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上述三者，必须建筑在更高尚、更深厚、更扎实的文化与文化素质（教育）基础之上。正如前述，文化是人类社会存在、延续与发展、进步的“基因”；从一定角度讲，学校就是文化。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邓小平同志1985年5月19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这里他讲的实质上就是文化的作用。1986年6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特别指出：“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年轻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这里，他直接强调文化素质，可以认为，他讲的就是文化素质起了素质的基础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有”中，就有“有文化”这一条。当然，这个文化正如上述，既包括了科学文化，也包括了人文文化。既然，人类是以文化作为社会的“基因”，而高等学校是文化特别是高级文化的凝聚与体现，那么，作为高等学校的基本元素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必须的文化素质。没有这个相应的必须的文化素质，没有这个文化素质作为基础，高等学校还谈什么真正的“育人”，什么真正的“治学”。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素质作为基础的高等学校，才能有什么样的“育人”，什么样的“治学”。对于所培养的未来高级人才的学生，自然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1999年2月13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内蒙古大学时指出：“文化素质教育很重要，应当好好抓，理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人文方面的知识，文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的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李岚清同志告诫我国高校师生不能只“精于科学而荒于人文”。我们已经指出，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思想本土化的产物，我们应学习其思想，应吸取其经验，但不可能用以取代我国本土化产物的文化素质教育。[4]在高教界众所周知，周远清同志一再指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是为了针砭时弊，涉及根本。所谓的时弊，就是文辅相教授所指出的我国教育的四个“过”：过弱的人文陶冶，过窄的专业基础，过强的个性约束，过分的功利导向。所谓的根本，就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其实，深入一想，也隐含了“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一根本性问题。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是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文素质教育的取向是解决人生价值取向；其锋芒是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做人的问题；其重点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做中国人的问题；其核心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解决好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其实，深入一想，对高等学校的干部、教师也应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在当今，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与高速发展之时，特别要提高人文素质。当然，我国高等学校，如何进一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还必须进一步认识、探索、总结与发展。
在纪念《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一历史性文件发表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认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是深入认识与准确处理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之间关系的突破口与着力点，而深入理解与准确处理这一重要关系，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杨叔子，余东升.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纪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颁布十周年[J].高等教育研究，2009（06）.
[2]杨叔子，余东升.大学的生命：日新之德[J]高等教育研究，2008（05）.
[3]茱丽.A.罗宾.现代大学的形成[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4]杨叔子，余东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