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子 余东升
摘要：就高等学校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所围绕的“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与“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各自本身的以及它们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首先，就前一根本性问题与文化、教育、高等教育、素质教育、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其次，就后一根本性问题与高等教育、高等学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最后，就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以及与两个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大学；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素质教育
在高等学校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央负责同志明确而深刻指出：高等学校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紧密联系本校实际，明确发展思想，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教育优先发展的重大战略。两个根本性问题的提出，不仅为高等学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关系到思想政治领域的和谐和稳定。科学发展上水平，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重中之重”，对重点大学更是如此。
本文拟就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而且，今年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颁布十周年，所以，我们曾为此专门撰文《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1]以志纪念。本文就是在该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重点就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同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为的是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科学发展上水平。这些讨论仅作为我们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些认识与体悟，来参与“高等教育强国”这一主题的讨论。
一
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学校“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006年8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首要的关键在于正确地理解教育的本质，理解素质教育思想的重大意义。
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文化、文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延续，以大自然作为其前提与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文明、文化作为其手段与方式。不是文化的，就是自然的；不是文明的，就是野蛮的。显然，人类一切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都会随时间而逝去，留下的就是历史，就是文化。动物界靠基因的遗传而延续，靠基因的变异而演化；而人类社会及其文明靠文化的传承而延续，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基因”。而文化主要靠教育通过“育人”而传承，靠教育通过“育人”而获得创新的基础与前提；社会越发展越进步，教育的作用就越重要。
显然，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教育定位在文化领域内，即以文化育人，培养适应社会需要与发展的人。此即，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而又以此服务于社会的需要与发展。可以说，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提高人的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的一大硕果，素质教育就是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目标的一个科学论断。《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明确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十七大还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种过程；既表现为未来社会应有的理想状态，也体现在现实社会应有的努力发展之中。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固然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全面地推进素质教育，以达到人本身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可以认为，素质教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全面发展，一个是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亦即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既会“做人”、又会“做事”；既有“德”、又有“才”；既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又有实际的办事能力；既有抽象的优秀内涵、又有具体的感人外显。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必备的基本要素，缺一就不完整。全面发展是一种共性要求。而人是以个性而存在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自由发展是指对每个人这一生命个体所具有的由其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共同决定的潜能所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挖掘与发挥，亦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实现。显然，自由发展是一种个体化的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寓于不同个体不同的自由发展之中，不同个体不同的自由发展应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我们讲全面发展，实际就隐含着自由发展。我国自古至今所倡导的“因材施教”与“自由发展”，我国古代所倡导的“成人之学”与“全面发展”，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尤其有相通之处。
正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种过程，既是一种理想状态，又是一种现实发展一样，素质教育也体现着这一教育的结果与过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相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提高国民素质。《礼记.学记》一开始就指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学”，就是教育；“化民成俗”，就是提高国民素质。“化民成俗”，来自《周易》中的《贲卦.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化”指的是教育的方式，即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的内生；“俗”是“化”的结果，即将外在的道德伦理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品质，转化为内在品质的情感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化民成俗”就不仅仅是指提高国民素质，而且是通过素质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当然，这个素质教育的内容与今天的素质教育内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其本质却一脉相通。
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我国人口众多，这是个严峻的现实。如果国民素质低，人口多则成为极其沉重的人口包袱；相反，如果国民素质高，人口多则成为十分巨大的人力资源。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既包括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也包括普遍地提高我国国民素质。所以，可以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素质教育，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特别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显然，这个“科学文化”既包含“科学”（即科学文化），又包含了“文化”（即人文文化）。
对高等教育而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出既能真挚爱国、又会自主创新的，既有深厚民族情怀、又有现代科技视野，能有高度责任感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级人才。爱国、创新、民族情怀、科技视野、高度责任感、服务于中国，这些都是一个人素质的外在体现。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培养什么人”，主要涉及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其核心是教育的目标；“怎样培养人”，主要涉及教育方法、教育模式，其核心是教育的过程。“培养什么人”，决定了应该“怎样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也决定了能够“培养什么人”，从而也决定了这个方法、这个模式、这个过程必须充分考虑到能够“培养什么人”这一思想、这一理念、这一目标。培养什么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怎样培养人？实施以教育为本、德育为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胡锦涛同志强调“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应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是对党的教育方针、对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简明而深刻的阐述。
二
如果说第一个根本性问题主要涉及“办教育”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根本性问题则主要涉及“办学校”的问题。区别这两个问题，对更好更准确地解决“办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一根本性问题，意义尤为重要。
学校不等于教育，高等学校不等于高等教育。学校是实施教育的机构，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是培养高级人才。显然，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育人”，是培养高级人才。
然而，高等学校之所以称为“高等”，则因其固有特性是学术，是治学，是做大学问，是研究高级文化，是营造有关学科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学术生态环境，是学科建设。不将实施高等教育、不将培养高级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就不是学校，更不是高等学校，而是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产品生产机构、经济机构、政治机构等等。而不将学术、治学、做学问、学科建设作为其固有特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的，就不是高等学校，就既不能以高级文化、创新文化、前沿文化等一切学术成果以及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来培育高级人才，也不能以其学术成果以及相应的大学精神直接服务于社会。
因此，高等学校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学术机构。教育是文化，学术是文化，而且是高级文化，因此，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更是文化的凝聚和体现。作为教育机构，它的首要任务是“育人”，以文化“育人”；作为学术机构，它又承担着探索知识、发展知识，并将知识的发现与知识的运用相结合，从而创新文化并以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育人”与“治学”的关系，是解决好“办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的前提。
对高等学校而言，育人必须立足于治学，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高等学校首先以其首要任务育人来服务于社会，同时又必须以其治学及其成果直接服务于社会。所以温家宝同志在2007年5月为同济大学百年校庆而作的讲话中，在引用了《礼记.大学》开宗明义的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后，紧接着指出：“《礼记》这段话，就是在讲大学生命在它的日新之德。”这个日新之德，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社会服务之德。正因为如此，温家宝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大学精神第一位就是“要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他深情地讲：“要把学校的命运，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都要与国家和民族同舟共济，都要与国家和民族合作。”[2]学术就是大学问，就是高级的文化、深刻的人文、高尚的艺术、现代的科学、先进的技术、犀利的哲学、基础的理论、前沿的知识。十分清楚，从一定角度上看，正如上述，高等学校作为学术机构，本身就是文化组织，承担着文化的传承、选择、创新、升华、交流与储存、服务的任务；既以文化首先服务于育人，通过育人来服务于社会，同时，又以文化直接服务于社会。育人，提高人的素质，培养高级人才，这固然同文化传承、选择直接有关，但也同文化创新、升华、交流与储存、服务密切有关，不可分割。
既然办教育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那么，办大学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自然是：“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显然，办大学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既包含了办教育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而且，这是首要的，是高等学校的主旋律；但又不完全是这一问题，还要回答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做什么样的学问（术），怎样做好学问（术）。”与此同时，还必须深刻地认识与准确地处理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育人必须立足于治学，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同时还必须服务于社会。讲细一些，育人必须立足治学，这个治学固然首先服务于育人，但是还必须服务于社会；育人不仅首先从服务于育人的治学得到服务，而且也必须从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治学中得到服务，此即育人必须紧密结合实际，紧密结合服务社会的实际，一直要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为社会服务的理念的引导、熏陶、启示与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