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命名，不仅肢解了作家的全部创作，也误解了作家的本真意图，因为当人从批评观念出发时，便会为了观念而牺牲作品。削足适履，是许多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通病。把并不相关或没有亲缘关系的作家硬塞进同一流派之中，必然导致对创作风格和个性的漠视。事实上，将一个时代的某一特定的历史现象和作家的创作联系起来，不可能做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承诺，结果，便会漫无目的地流浪在文学的复杂现象中，失去了批评家独立的生存价值原则和生命哲学理想。因而，在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同时，更应深入到创作活动中去，这样，才能真正逃离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语言符咒，否则，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只能提供错觉现象。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混乱，并非只是中国当代批评独有的现象，这也是西方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西方现代文学的流派迭起，创作主张各异，其实，完全是批评家和作家人为地强化了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其实，从根本精神上和创作取向上，西方作家的创作并非如此复杂。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创作衰败和思想衰退的垂死挣扎，当代西方哲学、文学和批评的思想混乱，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必须进行价值重估，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最大缺陷就在于：让读者远离本文，通常因看不懂批评而失去了与作品的亲近。批评家所作的观念强化工作，使批评与作品之间出现了裂痕，批评应该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接近作品而不是远离作品。如何克服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所导致的混乱？最本真的选择，还是回到道家的立场上来，即“抱朴守真”，惟其能抱着求实务实的批评精神，才能真正找到批评的位置和价值。批评并不是概念的演绎，任何外在的概念，如同美丽的衣服一样都是外在于人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属于人的。批评自身，就是批评家的生活哲学、审美哲学，是批评家对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理解，只有抱着本原的求实态度，才会从批评中找到生活创造和生命体验的价值。古代批评的优秀传统就在于这种“抱朴守真”精神，对本原，对思想本身，对艺术本身的亲近，对生命本身的彻悟，是古代批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直接原因。古代文学批评，一直很重视开发这种生命的价值和审美的价值。集希腊思想大成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集儒佛道思想精髓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皆是这种生命意义审美意义合二为一的批评经典。亚里士多德对文学的批评命名，至今仍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他将研究文学的精神科学称之为诗学，他的艺术分类原则根据文学的功能属性和文体特性综合分类，极具逻辑统一性。这便是抒情体文学、叙事体文学和戏剧体文学，这种分类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他的悲喜剧理论持续地延伸到20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原则和批评命名，遵循的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因而，这种建立在深刻思想基础之上的命名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亚里士多德比较而言，刘勰则对文学科学的总体构思比亚里士多德系统深入，既从总体上给文学界定位置，又具体地探讨文学的类型和文学的形式规律、文学流变、文学的创作、文学批评和接受心理。他所遵循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原则是现象归纳和历史综合原则，这种历史综合原则的最大特点是易于形成文化通观，建构完整的文体形态，但是，这种历史综合原则，正是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滥觞的根源。
刘勰在对文学的认识和文学创作欣赏的特点的分析上极有见地，但是，对于文体的认识却缺乏统一严格的逻辑标准，因而，他将非文学的书面文字形式也纳入到文学体系中。对于文学观念的认识，只是现象的还原，缺乏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贯通，所以，他将诗、乐府、赋、骚等文学文体与谏、赞等非文学文体并置一起，削弱了文学的审美独特性。这种命名，使他对文学本性的认识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因此，刘勰的文学批评在命名上缺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统一性，实质上，展示了中西文学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系。
西方诗学中那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影响了批评家的探索，他们力图从文学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双重方向上，揭示文学的多元文化特征。现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多样化，主要偏重于思想上的锐意探索，而诗学观念则一直遵遁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同时，他们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通常建立在文学运动之基础上，诸如，意象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则显得过于随意化，不到十年时间内，批评的命名和归纳竟然如此，这不能不说是模仿、因袭、随心所欲的结果。批评家力图造成批评的生机勃勃，但这种命名实质上导致了文学的极大混乱。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是否有效，只能借助时间尺度予以评判。从时间观念来看，所谓的“现代”和“当代”是最靠不住的概念，从时间维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新时期”这种命名，是批评家人为设置的障碍，因为任何现代时间都将没入历史时间中。“新”与“后”这两个时间评判词本身，就是语言符咒，如果不是过于随意性，过于崇拜西方批评的权威性，那么，这所有的命名就会更科学。当代人的内心状况和思想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出色表现，但复杂而又单纯、传统而又先锋的多元并存之文学现实，无论如何都难以用“后现代主义”一词笼括之。后现代主义，对于解构思维的强调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对解构思维的消极影响却缺乏应有的批判性眼光，这只不过少数人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命名而已。
有人提出“新历史主义”和“新体验小说”，其实，这所有的问题不过是传统的历史问题的某种翻版而已，既然时间尺度是检验批评是否有效的标准，那么，也应以时间尺度为原则来规范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
拯救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途径是返璞归真，回到本原的文学阐释方式上来，回到哲学思想文化观念上来，回到价值原则的确证上来，而放弃空洞而又浮华的命名。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前些年引起轰动的批评家的文本，在今天看来，显得非常单薄。许多观念和命名又显得过于近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当前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主宰者，到底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什么？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像一些时髦批评家的许多长篇评论，今天看来过于背时，就在于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和政治批评的无效性。每当人遁入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尤其是置身于现当代文学批评，发现还是返璞归真，抱朴守真的批评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相反，那种急于命名的批评处处显得与文学事实之间存在极大差距。这种批评原则，在古代诗歌、小说艺术批评方面，显得尤其突出。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和林庚的批评，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对古代诗歌的批评很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忠实于情感的批评和历史美学的批评的统一。陈寅恪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是社会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相统一的批评典范；闻一多的情感体验式批评之中，极大地表现了诗人独特的灵性，而钱钟书的批评则处处体现了文化智慧，林庚以纯洁、直白富有灵性的文字对唐诗所作的批评所给予人的启示良多。他们的批评大多针对具体对象而言，较少命名，但具有特殊的艺术感染力。如何重估20世纪中国诗学或中国文学批评，必须有冷静而又理性的历史眼光。可以发现，那种占绝对数量优势的时尚性批评，已失去了创造性转换价值，相反，那些独立的具有历史文化精神的学术性批评越来越值得重视，其思想的生命力不容低估，因而，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倒是那些严肃而具有创造精神的学者。时尚人物在历史时尚的追寻中失落了自己，自然也该让文学批评的历史速速忘记。
2.3.3文学思潮批评命名的历史分类意识与创新意识
文学批评就文学思潮本身所命的“名”，如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迟早总会死去的，例如，陈平原等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其实，就在于打破当代批评的显微镜式的命名方式，从而形成文化通观，而且，与西方文学批评的时间维度取得了统一，因为在时间尺度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从而跳出“解放初期的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种近视的时间区分所造成的阐释障碍。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必须在历史维度中才能建立，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很注重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但鲁迅的命名主要是为了抓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小说的本质特征。他将神话小说、历史小说、志怪书、传奇文、话本、讲史、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分门别类地进行命名，一方面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一方面是为了尊重不同时期小说的历史个性。借助独特的命名，勾勒时代文学的独特面貌，这种命名遵循主题学与美学相统一的原则进行，命名之后，很易为人所接受，因为他的命名跳出了时间维度又能勾勒文学的总貌，因而，这种命名一般是有效的，而且是成功的。
这所有的命名，在古代文学史中不断得到证明，鲁迅对于现代文学创作，即便是自己的创作，也不乱加命名。如从西方角度看来，命名《野草》为散文诗，而从中国文学角度看来，将《朝花夕拾》等命名为散文，将《坟》等命名为杂文，这种命名适合于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原则。在小说批评方面，鲁迅除了将“乡土小说”予以命名外，则较少进行其他文体文学命名，事实上，乡土小说的命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鲁迅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是在历史、美学、文化思想的高度上予以命名，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命名，通常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而较少在短暂的时间跨度内归纳现象，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看来，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是极其严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