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文学思潮的命名，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思潮的历史踪迹。从反思视野上看，这种批评运动是需要加以控制和诱导的，因为主观的批评命名往往造成了文学认识的混乱。命名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创造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没有命名活动，人类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文化格局，在儿童思维中，这种命名就起了极大作用，他是通过大人的命名而知道何物为“树”，何物为“水”，何物为“马”的。现代分析哲学很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名词在儿童思维中作用最大，这说明命名的原初意义不可低估。由于文化、地域、语属的区别，命名呈现出复杂趋势，甚至一物有不同的命名，不同文化语言的对译，就是借助物的共同性而将不同命名对等起来，然而，抽象的命名，却无法获得直译，因而，翻译的概念和命题总是充分显示出命名所具有的本土文化意义。不同语言文化的命名形成理解的障碍是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本民族同一语属之内的命名也形成不可理喻的事实，却为大多数人忽视。前者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命名障碍，后者是人为禁忌和生搬硬套造成的命名障碍。正是有鉴于此，语言哲学才引发了一场哲学革命，因为现代语言哲学家们认为：理解的困难，实质上是语言的障碍，哲学的治疗力图拒斥形而上学的命题，而注重语义和语用的分析。还是维特根施坦说得好：“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进行逻辑澄清。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实质上是阐明。哲学的结论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晰。哲学应该使得那些晦涩、模糊不清的思想变得清晰和界限分明。”
语言哲学将形而上学的命题取消使文学批评处于尴尬地位，例如，在《心的概念》中，赖尔几乎将全部想象心理概念进行了清洗，他要求人们使用概念时需要格外小心。语言哲学对命名和命题本身的分析研究敲了警钟。惯于模糊的文学批评受到了挑战，语言哲学警告我们：当使用某一概念时必须有清晰而不含糊的所指，当提出某一命题时必须有周全的逻辑的考虑，至少，语言哲学使我们再次意识到批评的严肃性，然而，语言哲学的这种深刻革命在文艺学中似乎反响甚微。在《美学新解》中，布勒克借助语言哲学的方法清洗了常用的再现、表现、形式诸概念，结果，这种清洗，不但不能让对审美概念的理解准确，而且让人们对此更加迷惘。那些在具体语境中还比较清晰的概念也被布勒克清洗掉了，这显然是为了分析而分析，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他的《原始艺术哲学》之中，结果，什么是原始，什么是艺术，思维整体中的直观把握被他弄得支离破碎。对传统命名的怀疑，是语言分析哲学家的纯粹兴趣，但摧毁人们习见的命名和语义指涉，导致思维的混乱，这亦是错误。我的文学批评命名观已经表明：既不赞同那种随意的命名，也不赞成对命名的随意支解，而是力图以严格的态度命名，遵遁逻辑与思想相统一的原则，并力图赋予命题和概念以普遍意义。这是命名观，也是一般的批评观念。
实质上，批评所进行的命名活动总是离不开专名和通名，专名通常是特殊命名，通名则是为人所普遍接受的命名，但总体看来，专名应该明确，不能含糊其词。只有站在通名的立场上，批评才能舍末求本，直接接触思想事实，而不至于“得筌忘鱼”，“得言忘意”。当代文学批评的可悲事实在于：这种专名的不断衍生，而通名则较少形成。专名较少得到人们的认可，因此，专名的提出，批评可能一时热闹，但人走茶凉，批评的有效性成了无效性，经不起时间尺度的衡量。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造成文学的虚假繁荣，使读者对当代文学形成错觉和幻景，这既是某些批评家之失，也是某些作家之过。他们通常在一个小圈子里酝酿，然后，提出一个文学命名，再发动作家写作。这是颠倒了的事实，一般说来，批评命名总是在历史的维度中给新的创作现象以命名的，法国“体验派”这一专名的形成很能说明问题。当莫奈将《日出印象》和其他画家的绘画探索作品放在一起展览时，人们看到了绝不同于现实主义绘画和古典主义绘画的新的笔法、构图和光彩处理，于是，一位批评家借“印象”一词来命名这一新流派。由于这一专名抓住了这一新画派的实质，所以，命名本身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一些作家与批评家在一起合谋，总是以新的命名来显示文学的进步，借以否定以前的创作，结果，当人们穷于应付这种所谓新的创作现象时，失却了对文学的本真理解和深刻认识。人们总是马不停蹄地探讨这些批评的专名的内涵意义，其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可能许多读者无法回答。当这些批评家所认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交给读者，读者并没有异样之思，这便是批评浮躁化所导致的悲剧事实。
如果把近20年的文学思潮变迁看作是相对确定的时空单位，那么，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85年以前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大多从创作内涵入手，因而，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命名的专名其实是通名的新的组合。例如，伤痕文学、大墙文学、改革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接受者对这些专名的理解，通常是和特定的创作题材结合起来认识的，不过，当时的“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已预示了后来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困惑。这种涉及本体形式的专名，理解起来通常十分困难。1985年后，随着新方法论的兴起，新的小说作家群体和新的诗人群体各立山头，创立宣言，给自己的创作命名，于是，出现了虚假的繁荣，这实质上是一场文学批评命名带来的“语言的混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思潮。所谓非非诗派、达达诗派、新纪实小说、口述文学、寻根小说、后殖民地文学、留学生文学、新体验小说、新乡土小说、实验小说、后新时期文学、后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新批评，诸如此类的专名以天文数字爆炸。这种命名新潮，使得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变得格外恐怖，那种“上午看书听报告、下午杜撰批评专名”的所谓沙龙文化或咖啡文化，使批评变得格外随心所欲，这是从政治批评中解放后的批评“狂欢节”。事实上，这种批评除了描述了部分历史现象之外，较少有新的突破和建构，批评的随心所欲性往往使文学批评的价值失效。客观地说，朦胧诗的讨论使批评建构起新的诗歌观念，意识流小说使批评意识到新的叙述方式的重要性，而寻根文学则进一步证实了乡土风俗题材的现代价值。据有关记载，“寻根文学”这一命名，是作家与批评家在杭州的一次座谈会上归纳总结出来的，由于围绕这一主题的小说作品成功的范例较多，因而，这一文学批评的命名在推动文学创作新思潮时所发挥的作用被人们逐渐默认。严格说来，这是比较成功的三次文学批评命名，之所以说这是三次严格的批评命名，是因为这三种命名都有比较宏阔的世界文学背景：“朦胧诗”的命名，使人学会了重新评价戴望舒和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使人开始重视意象派诗歌、象征主义诗歌和抽象派诗歌，这对于改变中国新诗创作的民歌化格局和口语化、通俗化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朦胧诗是民间精神的发掘、对自然朴素的韵律和复杂韵律的重新领会，诗人不能满足于形式上的民间性，而失去了书面语言应有的歌唱旋律，所以，这一命名很值得重视，这是有世界文学背景的。
意识流小说，也可作如是观。当时一部分作家极端敌视这种新形式，应该说，意识流概念的深入人心，其实也是文化革命的标志，这种新的叙述方式，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感觉方式给当代小说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当代小说发展重新回到“五四”文学的正道上来。这种“意识流”的方式，实质上是对民间性的反抗，因为民间性与书面文学的信息聚合之间构成尖锐的对抗。民间性强调听觉效果，而书面文学则强调视觉效果，而把两种不同文学效果混淆等同起来则是当代批评的误区。意识流小说观念就在于逃出了这种批评误区，还原了文学的复杂性。民间性的文学表达意向自然受到了书面文学的对抗，这种讨论也可以视作新文学观念革命。“寻根小说”则选择的是魔幻现实主义、艺术原始主义、乡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重合的立场，这种多元因素的融合，是当代寻根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之深刻原因。寻根文学所包含的问题比较复杂，既有新旧观念的转换问题，又有原始生活方式的重估问题；既有乡村文化的再现问题，又有国民性的再批判问题；既有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问题，又有中国农民的精神重负和内心分裂问题；既有原始野性的弘扬问题，又有民间精神的重估问题，总而言之，寻根文学涉及原始思维、原始主义艺术、传统文化学、民俗学、生命哲学、文化批判、性心理学、弗洛伊德学说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十分复杂的现实问题。正因为寻根文学包容的内容如此之广，加之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发扬，势必使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倡变得更为迫切而且极具现实意义。
文学批评的命名，对文学思潮解释的有效性，往往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说明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并非毫无价值，而是批评应该如何命名的问题。命名必须站在思想文化艺术革命的高度，其目的是推动文学的真正开拓和发展，而不应停留在各自术语的花样翻新之上。当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受制于市民文化时，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随意性，不仅没有受到抑制，相反，进一步向抽象化方向发展，这便是“新”、“元”和“后”的泛滥。所谓“新批评”、“新现实主义”、“新纪实”、“新体验小说”、“新历史主义”、“元批评”、“元范畴”、“后现代主义”、“后新时期文学”、“后批评”，似乎批评不带这几个字，就不会具有思想的力量。这是盲动，是误置，正因为从命名的立场来进行批评，因而，批评变得完全随意化。许多批评大量搬用德里达、福科，用新异的术语标明立场，其实内涵则异常空洞，根本就没有对艺术本身的体验、解读和分解，而满足于对解构主义大师思想的拆解，生搬硬套，使批评变得十分花哨，这是不正常的批评文化氛围。
2.3.2文学批评思潮命名的智慧与文学批评命名的困境
文学批评解释的有效性和思想的有效性，便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当然，满足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也是我所极力抗拒的，关键是，命名本身必须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不能随意化。文学现象是极其复杂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对每一个别现象都给予命名，命名的随意轻率，是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失效”的根源。在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的诱导下，批评变得越来越无主见，而在批评中，“主见”，批评家的独立见解又显得如此重要，这就不能不使人深思。事实上，每一次命名，实质上等于给批评家自身设置了一重符咒。
例如，《抱朴子》中很强调符咒的重要性，当人们进山去，出外去，或者在家里，为了防邪防魔防怪，通常都应画一特殊的符咒，据说，这种符咒对于制止鬼怪特别灵验，一旦符咒标出，鬼怪就不敢侵犯。这种符咒基于道家的特殊观念，从方士那里发展而来，富有神秘主义色彩。在道家的经典《抱朴子》和《太平经》等著作中，陈列了各种各样的符咒，其意义只有创作者自己知晓。批评家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思潮的命名，如果过于随意，除了显示批判特权和批评身份之外，就缺乏其他意义，当人们厌倦之时，便会自动地抛弃，这与道教的“鬼画符”的欺骗效果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有些观念，人们始终守卫着，而有些批评的命名，却随时有可能被抛弃呢？这便涉及批评的内在价值问题，因为文学不断发展，作家的创作不断变化，而任何命名皆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批评家不可能以偏概全，这样就始终跟着作家后面，不断地做出新的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