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以及医术、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大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首都长安成为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大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差异时曾这样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规模空前的强盛与文化宽容营造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煌煌成就。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佛教的广为传播、高度发展和日趋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唐朝的玄奘、义净、神秀、慧能等高僧在不同层次上对印度佛教进行钻研探讨、加工改造，使佛教教理逐渐中国化，以适应于社会各阶层的信仰需求。因而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宗派，最主要的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其中尤以禅宗流行最广，势力最众。隋唐佛教各宗派的正式形成，是佛教高度发展和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隋唐史学也是成就斐然。自唐太宗开始，国家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由宰相监修，确立了官修史书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唐朝共编撰正史8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二十四史”中的8部在此时修成，可见唐朝正史编撰成绩之显著。而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隋唐文学则更是光彩夺目、盛况空前，尤其是其诗歌创作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高峰。诗人闻一多曾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欲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清朝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辑录唐诗48900多首，作者达2200余人。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过去任何一个朝代。而且，诗歌创作在当时甚至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全唐诗》、《唐诗纪事》所载的作者，除帝王将相、官宦士人外，还有大量的伶工、商贾、僧道、医卜、渔夫、樵子、歌妓和闺阁女子，这充分反映出唐诗创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丰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上，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著名诗人辈出，名篇佳作大量涌现，广为流传，有些还远播日本、朝鲜等邻国。这一被史家称为“唐诗气象”的时代无疑在中国文化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此外，在散文创作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反对骈文、倡导新散文的古文运动，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在书法方面以阳冰为代表的篆书，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竞相争辉，而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书法宗师则几乎将楷书的书法艺术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绘画方面，以“画圣”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动物画，不仅画法极为精妙，而且在笔法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而王维的山水画则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赞誉。至于隋唐时以莫高窟为代表的壁画艺术，其想象之丰富，画法之飘逸则更是令后人叹为观止。
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王朝的危机，从此大唐国势日颓。
五代十国之后，宋王朝的建立则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
如果说盛唐文化中如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画中的飘逸线条无不体现着唐文化昂扬开放的文化气势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宋元文化则较为内倾精致。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的兴起。在朱熹看来，“天理”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伦理纲常。至于如何认识这一“天理”，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篡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也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功夫。理学思想一方面由于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故而有着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人格气节和德性情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感的文化性格。
宋元时期的文学成就则主要以宋词和元曲为代表。宋代是我国词发展的黄金时代。词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但又与诗不同，它的句式有长短，可以配乐歌唱，后来在音节和句型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格律。据《全宋词》一书所辑，当时的词家超过千家，篇章超过两万。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有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他们的作品或豪放或婉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而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为代表的元曲，则是元代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
《窦娥冤》、《西厢记》等作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元曲和唐诗、宋词一道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三颗璀璨明珠。
4.闭关锁国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衰落
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也发展到了它盛极而衰的最后阶段。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文字狱盛行；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颜元、戴震等人，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明代中后期以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的兴起，则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
但也就在这一时期，随着传统文化走向顶峰，其背后已隐藏着文化衰落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除了日益加剧的文化专制政策外，就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论，更主要的还源于明清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它曾以自己宽容的气魄接纳并消融了周边民族文化乃至印度的佛教文化，从而形成了生生不息、千古不绝的文化长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们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的优越感。他们向来称周边少数民族为“东夷”、“西戒”、“南蛮”和“北狄”，视其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即便是航海东来的西方殖民者，也难免落个“西夷”的蔑称。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的主导之下，专制没落的清王朝把国门给关闭了。闭关自守与虚骄自大便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在鸦片战争之前，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对世界的无知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明朝末年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曾以亲身经历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心态作过如下的描述：“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然而，就在明清统治者驱逐传教士，封关锁国，沉醉于唯我华夏独尊的优越感的同时，西方已在进行着引起世界面貌根本改观的工业革命。而古老而庞大的农业古国——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眼中最好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生产地。于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终于使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把中国推向了衰落与耻辱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衰落、蜕变与新生并存的历史阶段。
二、以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方法梳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基本特征，从而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个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质。
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固然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但由于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的，故而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及其由此所衍生的基本特征作一全方位、概况式的了解，无疑构成我们学习、领会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
1.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中国文化的特质正是由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从地理环境看，我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的、高度稳定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我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更是罕见的。
正是上述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使得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果从整个世界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和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与文化演变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和时空穿透力。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和穿透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先后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则因日耳曼族入侵而中断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却从未发生过。
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华夏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上演着“征服者反被征服”的历史戏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
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华夏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的一条奔腾的大河，它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盛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