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当顾问就坚持问！
从1984年开始，爸爸几乎每年都要回宁波。
每次回宁波前一个月，他便把宁波市在香港的宁兴公司的总经理卢良宝先生请到办公室，通报他将去宁波的时间和日程，请他先以宁波市代表的身份，给在香港的宁波籍的著名企业家、事业家打招呼，询问他们在这期间是否能拨空一起回宁波。凡是答复可以同行的，爸爸再发邀请函。这样，别人方便，爸爸也保证每次回宁波时，总有一二十位海外“宁波帮”的朋友同行，一同为宁波的事出谋划策，一同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爸爸的特点是，看得准，敢提意见也敢坚持。每次见到国家领导人，无论邓小平、胡耀邦等哪位接见他，他都宣传自己的看法：“宁波北仑港大有发展前途，应该利用良好的深水港，发展两条线，一是码头，二是港口建钢铁厂，可方便运输铁矿砂。”
因为邓小平相信爸爸的眼光，1985年10月，才会由万里代总理带领中央各部的数位部长一同去宁波，参加宁波大学的“奠基仪式”，同时一起研究宁波开放需要中央解决的问题。
爸爸早就看到中国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的毛病，级级报批，层层审查，许多事都是拖黄的！只有像这样有个总理负责开的联席会议，才能把几个实际问题放在一个时间内，放在一张桌面上，一次集中解决。
在联席会议上，因为各部委有领导参加，讨论问题、解决问题都比较方便，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提出：“经常开会不行，最好成立工作小组，宁波的问题，看来必须经常由国务院召集各部委领导开会研究，请万里代总理担任组长。”
万里代总理当即表示，成立一个协调小组是个好办法，但自己事情多，如果成立，可以请非常有建设经验的谷牧副总理担任领导小组长。
卢家伯伯回到北京，立即起草了成立“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的报告，很快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于是，中国诞生了第一个为一个中等城市而成立的协调小组。一个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组长，计委副主任陈先为副组长（陈先副主任也是宁波人），再请卢绪章、包玉刚两位当顾问，四个主要人物，其他小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七八个部委各抽调一位副部长，以及浙江省、宁波市领导参加，以统一协调、解决宁波市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小组阵容是强有力的，后来的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曾培炎都曾参加协调小组的会议。
确实，国务院为一个中等城市专门设立领导和协调机构，这是中国政府“破天荒”的第一次，因而也为宁波的经济加快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协调小组的成立，是邓小平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实现“发动世界宁波帮，建设宁波”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
谷牧副总理是长期担任中国工业和经济建设战线的领导人之一，有丰富的经验，他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方向明确，思路清晰。因为谷牧积极主张改革开放，搞经济又非常有经验，是个强有力的人，协调小组开了六次会，没有人缺席。
每次参加会议后，爸爸总对我夸奖：“谷牧副总理确实在行，协调小组开会，办公室提出开会的议题，会议的总结，全由谷牧副总理亲自做，非常有力、妥当和令人信服。”
在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总理给爸爸颁发了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大红印章的顾问正式聘书。爸爸受到国家这样的聘书是第一次，据说，中国政府颁发这样的聘书也是第一次！
爸爸多次兴奋地说：“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为宁波的百姓跑腿。”
两个月后，爸爸与邓小平的单独见面中，具体提出要为家乡办几件事情，邓小平对他的设想给予了充分肯定。爸爸还请邓公到宁波去看一看，自己愿意当向导，邓公欣然答应。
当顾问后的爸爸，把宁波的事更当成自己的工作，协调小组每次开会，他从没缺席过，对宁波大学、北仑港每次都有自己的具体提议和看法。此外，爸爸自己捐助了他曾就读过的小学即现在的中兴中学，又以他妈妈的名字捐了一间诊所，还带动了弟妹们捐助其他小学和中学。但他肯定，宁波的发展不是靠一家人，是要一大帮关心者，才可能推动宁波港的繁荣。
协调小组成立三年，先后在北京、宁波、深圳开了六次会议，去深圳开会时，除了当顾问的爸爸参加外，还邀请了香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与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六次协调会，重点讨论了几个问题：北仑钢厂的建设（后因种种原因这个专案未建）、港口发展和内河航运中转、宁波大学和栎社机场的建设、宁波市的规划和基础设施、体制改革和计划单列、对外开放的一些政策以及“七五”建设的二十多个大中型专案进行协调。其中，对今后发展最有影响的是计划单列市。
有许多朋友对我说过：宁波如果没有包先生，就不会有宁波开发协调小组的诞生，如果没有这个协调小组，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的可能性只能是零！
前任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曾经担任过宁波市市长。
2004年5月他在北京与我见面，当时他负责审批大型投资项目。
谈起爸爸带头捐赠巨款，对国家、对宁波的巨大贡献，陈同海认为“捐资宁波大学，不是包老先生对宁波的大功，他对宁波最大的贡献，是请求邓小平把宁波市列入计划单列市。有了计划单列市的政策，宁波市才可能抓住这个黄金机遇，一下就飞起来了。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宁波市要上缴的税，也使宁波得到中央直接的管辖。当时我正任市长，宁波一列入计划单列市，资金立即到位，使我们可以建桥铺路，大大方便了投资者。而且每星期皆有航班，宁波经济自此迈向繁荣发展。”
这使我想起来，某天，邓小平请我们全家到他家里吃饭。席间，邓公对爸爸说：“你为国家、为宁波做了很好的事情，尤其是中英谈判中的特别角色，你个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我印象中爸爸是不会求人办什么事的，没想到他却开了口，说：“我只提一个请求，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宁波市列为中央直管市。”
邓小平有点不明白，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三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宁波只是个中等城市，怎么也不可能为直辖市。
旁边作陪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包先生讲的直管市，可能就是计划单列市的意思吧。”
爸爸立即连声说：“对，对，对，就是计划单列市。”申请计划单列市的城市不少，包括大连市。而宁波市1984年的GDP仅为30.13亿人民币，当时远远落后于大连市（1984年GDP为178.27亿人民币），连申请资格都没有。
但邓公因答应了爸爸，当时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道：“宁波定为计划单列市，我看可以嘛，宁波和大连可以比一比嘛！”中国过去一直实行计划经济。所谓计划单列，简单地说，原来国家计划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包括生产、基础建设、劳动工资、物资、财政等等）都是按省和直辖市列出来。但是，从1983年开始，国家计委对计划工作做了重大改革，对一些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如广州、武汉、沈阳、重庆、大连、青岛、西安等九个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单独列出户头。这些城市享受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许可权，因而人、财、物的资源可以不再受省分配指标的制约，机动能力大了。
更重要的是，计划单列市可以派人直接参加中央各部委召开的专业会议，市里可以和北京直接对话，资讯和办事的渠道畅通了。
计划单列是1986年春，由当时任宁波市委书记的葛洪升在协调小组提出来的。当时，要求单列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机动财力少，那时是“吃饭财政”，除经常性开支外，全年推动财力只有2000多万元，没有财力搞基础设施；二是没有直接对外经营权。
宁波计划单列？开始连协调小组的人都不相信：宁波城市太小，工业规模也太小，如果从宁波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讲，要想实现计划单列，难于上青天。
爸爸则认定事在人为，大家要努力。邓公处由他去提，而协调小组副组长陈先为此去杭州，征求省委、省政府的意见，希望省里也能打报告给北京，要求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同时，办公室也向有关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份，浙江省正式行文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宁波市计划单列，第四次协调会议开会专门研究此事。谷牧副总理以组长名义，建议予以批准。但是，当时中国要求计划单列的城市太多，计委正在研究一个办法，规范一下计划单列城市的条件。
当然，爸爸得到了邓公的口头应允，并不等于宁波就一定成为计划单列市。
首先，宁波市计委得到消息：国家计委已通知浙江省，宁波市计划不单列了。另外，国家计委通知南京市不实行计划单列。南京不批，意味着宁波市计划单列也无望了。
协调办公室主任王仲毅琢磨再三，认定只有直接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一招。
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正式做出了“关于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市的批复”。
宁波终于定为计划单列市！爸爸当然功不可没，但严格说来，这是整个协调小组努力的结果！宁波的发展史上永远留下他们的努力和功勋。
近20年宁波的发展历史有力地证明，计划单列，给宁波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宁波的360多家“三资企业”，绝大多数是通过“宁波帮”的华侨、华人投资或由他们牵线搭桥引进来的。海外“宁波帮”对宁波的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如卢家伯伯在1990年4月22日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的：“宁波这几年以发动‘宁波帮’，发挥宁波港优势来带动宁波经济发展，推动对外开放的路子是正确的。”
1985年，即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第二年，海外“宁波帮”人士向宁波捐赠达5700万元，是前一年的37倍。截止到1998年底，共有400多位海外“宁波帮”人士为家乡捐资兴办教育、文化、卫生和各种公益事业近2000项，计5亿多元。在宁波现有的2000多家三资企业中，70％以上是由“宁波帮”人士兴办或引荐的专项。“宁波帮”已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宁波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支撑点。
与此同时，海外“宁波帮”人士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并没有局限于家乡一方水土。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到1998年底，海外“宁波帮”在全国捐资达40亿元，专项遍及各地，在内地的大多数省市，都有他们兴办的企业。
读到这些数字，在天堂的爸爸一定会开心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