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已经70多岁的李嘉诚先生哽咽了，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其实，那天我就在爸爸的床边。爸爸只打了这一个电话，其他的已没精力再打了。爸爸最后和家人以外的人讲话，就是李嘉诚先生。
2.中英谈判“润滑剂”，非官部部长
英国驻港港督卫奕信（Lord Wilson）先生回忆说：“我记得，1978年，当时中国的外贸部长到访香港，包玉刚先生就鼓励他访问港督府，跟麦理浩（Murray Mac Lehose）爵士会面。”
“1979年，中国政府真的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并跟邓小平会面。这次是英国跟中国第一次正式谈论香港事宜。麦理浩本来要求能把香港租约延期，但中方表示香港有回归中国之必要。但无论在英国或香港，我们再也没有谈及此问题。”
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了爸爸。这一回，邓小平告诉爸爸一个重大的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
爸爸得知这个确切消息比外界足足早了七个月。
在这以前，邓小平虽然也曾与爸爸谈到过香港前途问题，但尚未有实质性结论。这次，邓小平把这个重大决定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爸爸，可见爸爸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邓小平同时请爸爸转告香港朋友，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这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最初构想，虽然当时尚未有“五十年不变”的“保证”，但爸爸从邓小平的态度中，感到鼓舞，更加坚定了留在香港、繁荣香港的信念。同时，也仿佛找到了自己在香港回归过程中，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
在爸爸不断的游说下，我们终于在1982年举家搬回香港，海文终于继承爸爸的事业，做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因为在英国住了十年，我们比较熟悉爸爸在英国的朋友，所以，对于香港回归过程中，爸爸所扮演的角色起了什么作用，有一定的了解。
贺维先生（Lord Howe），前英国外相，是爸爸的一位老朋友，当他任英国财政大臣时，我们已认识他，也常到访唐宁街11号，他曾对我讲了一些当年中英有关香港问题接触和谈判的情况，并客观准确地评价爸爸起的作用。
1978年，麦理浩爵士成功安排了英方跟中国外贸部部长在港督府（香港）茶叙，麦理浩亦因此于1979年被中方邀请前往北京。自此，揭开了香港回归中国谈判的序幕。
当时，贺维是英国财政大臣，他表示了决心要解决香港问题，并认为真的有此必要。虽然当时并没有谈到解决方法等细节，但最重要是这种解决问题的精神和决心。
外交部非常着重文字，一词一句都追求完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rs.Thatcher）带着不放香港的心愿，而邓小平却决心收回香港，在中英谈判过程中，有一大段时间双方变成敌对角色，各不让步。
以下是贺维对当时的忆述：
你父亲包玉刚先生，不但是邓小平的朋友，也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信任。他在谈判的几年中，两地穿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如机器润滑剂，增进双方的信任。
1982年当英国在阿根廷的战事获得胜利，撒切尔夫人抱着胜利者的强势心态，去会见邓小平。
听到邓小平坚持要收回香港，她感到非常难以接受，接见后还在人民大会堂正门的石阶前跌了一跤。
而邓小平亦不接受英国的要求延迟租约期，甚至对1870年签订的新界和九龙租约也表示不能延迟。
Y.K.（英国朋友们都称我爸爸为“Y.K.”）明白双方的立场，也能把邓小平和中国人的想法解释给撒切尔夫人和其他英国政要知道，使他们能面对现实，签署第一次联合声明。
撒切尔夫人所写《唐宁街的岁月》一书，有关中英谈判的内容如下：1982年9月22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1842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
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出重大的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治安排达成协定，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市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变成泡沫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能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1983年1月28日早晨，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6月份单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市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3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赵紫阳，信的内容较先前的做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做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三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9月22日和23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币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撒切尔夫人还没当英国首相时，爸爸和撒切尔先生就已经是高尔夫球场上结识的好朋友，爸爸只要去英国，总会相约见面。所以，当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后，也无需通过任何外交途径，爸爸仍经常带着我，一同到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因为彼此熟悉，又经常见面，所以在中英谈判时，撒切尔夫人的态度，我也是亲有所闻。
撒切尔夫人在私下见面时对我说过：“安娜，你知道吗？我和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英国与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上，他的态度恐怕是所有中国朋友仅见的！不用惊讶，这段时间里，我见过一批批从香港来的代表，作为朋友，他们向我提出最大的要求和希望，是什么？就是不要把香港治权归还给中国，最起码是，只归还香港的主权，不归还治权，愿意由英国治理香港。再就是，希望英国同意香港居民都拥有英国护照。”
记得有一次，我跟爸爸一起去看望撒切尔夫人，讲到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爸爸说邓小平的态度是一贯明确的：中国不仅坚持收回“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的“驻军权”，而且要坚持“行使”“驻军权”，坚持解放军进驻特别行政区。
撒切尔夫人非常恼火。爸爸到英国，我陪他去首相府看望时，她对爸爸抱怨说：
“我真是不明白，我搞不懂，我与苏联人的关系这么好，他们的哲学是个人为主，与我们英国人思想接近，与他们也好谈，苏联政策开放，政治体制改变，完全引进美国经济模式，才有希望。改革政治结构才能够经济繁荣嘛！为什么和中国人就用不上这套？中国这一套完全是错的。”
爸爸很耐心，也很有技巧地给撒切尔夫人解释：“中国的历史完全不是这一码事，中国的哲学也完全不是这一码事。中国哲学是集体的，不是个人主义的，要了解中国必得多看看穷困落后的地方，他们要的是衣食住行，未到讲民主意念的地步。您说得对，苏联是比较接近西方思想的。
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也绝不会照搬西方的思想。邓小平多次对我讲过，要根据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制是不会变的，但中国经济体制会继续开放。如果中国政制一改，必会带来大乱，最后也会影响经济。只有政制稳定，中国经济才能发展，才能推动全球经济。您瞧着吧！况且，中华民族主观意志强，国家历代受过外国人侵略，至今来说，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使命，这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
所以，在香港主权问题上，中国肯定不会让步，一定要把香港的主权拿回去。既掌握了主权，派驻军队便是内政，英国人、中国人都阻挡不住！何况，无论从经济、贸易、市场等哪个方面看，中英两国搞好关系，对双方的发展都有利。”
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上车后，爸爸微微一笑，说：“要慢慢开通她的脑，慢慢开通。”
当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有时真是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甚至于有过几乎破裂的情况。
为了争取撒切尔夫人的信任，以便增进英国对中国的感情和谅解，共同向着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爸爸真是开动了脑筋，用足了智慧，宁可自己做亏本生意。
1982年，爸爸带着海文和我，一同去见撒切尔夫人。
聊天时，撒切尔夫人态度很认真地问爸爸：“Y.K.，您是行家，能不能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英国的轮船制造业会衰退？”
爸爸解释说：“依我所见，是英国的工党宠坏了英国的工人，高薪而又工时短，福利条件太好，使工作效率大大下降。船厂把大部分钱用来付工资和工人福利，无钱投资新设备，因此英国造船业比日本落后。船价高，但造船需要的日期又长，缺乏竞争力，结果接不到订单。当日本船厂泊位满到船东们都要等待一年才拿到空泊位造船时，英国的几间船厂的泊位还是空空如也，一笔生意也没有，甚至还面临倒闭。船东情愿等待也不来英国订船，这也是市场经济嘛！”
撒切尔夫人轻轻叹了口气，说：“是呀，我正在想如何处理，如果继续让船厂生存，国家必须养它，费用可不少。如果让其闭门结业，有十万多工人失业。我上任后，虽然已打击了很多工会势力，但也未能解决造船业的问题。”
“Y.K.，你是知道的，造船业是我们重工业的命根。如果结了业，不是把我们自己的脚骨打断了吗？”
爸爸点点头，态度严肃地说了一句：“首相，您不是最相信市场经济的人吗？市场已很明显，船东们都不愿来英国订船了。”
撒切尔夫人无奈地点点头。
爸爸却突然眉开眼笑，话语轻松愉快地说：“不过，我今日带了我女儿和她夫婿来看您，准备送给您一份圣诞礼物。”
撒切尔夫人露出温和高雅的笑容：“Y.K.，多谢了。您知道我是不可以收礼物的，这是我国的廉政作风。”
爸爸从海文手上接过来一个礼盒，向撒切尔夫人递过去：“请打开！”
撒切尔夫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条运动用的普通跳绳。
爸爸笑着说：
“首相，您可以像我每天跳绳，不但可以强壮心脏，也可以通脑，整天要想的烦事实在太多，我可以保证，这条简单的运动用具，可以为您解决一些问题！”
撒切尔夫人大笑起来，觉得非常有趣，欣然收下。
爸爸的幽默感，不仅是对撒切尔夫人，他也曾带了一份礼物送给卫奕信港督。同样的礼物，他也送给美国总统里根，也照样送给他公司内的各部门经理。
中国有句老话：“礼轻情义重。”
无论是送撒切尔夫人、港督卫奕信、美国总统等外国朋友的跳绳，还是送邓小平的法式牛角包，都表达了爸爸作为挚友的一份真情，而非任何世俗的走门路、拉关系。
这次，面对撒切尔夫人，爸爸接着说：“首相，但是我今天真正的圣诞礼物，是向英国Harland&；Wolff船厂订了一条轮船，已经谈妥签约，一年后，请您主持下水仪式，为它命名，祝福此船。订这条船，完全是为了首相您呀！我手里拿着英国护照，也有一份责任。但首相您要明白，这是我做的唯一一笔亏本生意，船只造价的确比在日本高，时间又长，等于少做了12个月的生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