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则久久握住邓小平的手，真心实意地说：“主席，您能亲自参加兆龙饭店的开业仪式，是对我包玉刚莫大的鼓舞，是我们包家的荣幸，也是兆龙饭店的荣幸。我代表我们包家和兆龙饭店的全体员工感谢您！我爸爸在天有灵，也一定非常高兴！”
闪光灯一亮，摄影师拍下的照片，把这幸福的瞬间变成了永远。邓小平和爸爸握手之照，印在一个瓷碟上，至今还放在总统套间里。
关上门，大家坐下来后，邓小平主席微笑着问我们姐妹三人：“你们在世界各地走得多，看得多，刚刚参观了这座新建的饭店，你们还有什么意见，直说。”
我们几个姐妹个性都像爸爸，胆子大，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肚里藏不住话，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意见多多。
只一会儿，我们就提了23条意见，我注意到，在场的邓小平的秘书，把我们说的意见，一条一条都认真地记录下来。
邓小平微笑着说：“你们提得很好，我会转告。”
后来，我听饭店的张书记说，邓小平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做了。
1985年至今，我每次到北京，一定住在兆龙饭店。至今饭店依然宾客盈门。
兆龙饭店的建设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爸爸和我们家人则因祸得福，多了与邓小平及夫人、女儿、外孙、孙子见面的机会。
确实，爸爸每到北京，邓小平不只是一般的接见，每次都是两个大家庭的欢聚，充满着快乐和欢笑，只有欢笑，没有拘束。
邓小平讲的是一口四川话，我们姐妹中，只有我学过普通话，妹妹们自小在香港长大，讲的是广东话。经常用广东话的语音思维去“理解”邓小平讲话的意思，常常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邓小平也慈祥地笑。
我们互相的称呼，或者说叫名字的感觉也很自然的有所改变：我们不再称呼邓小平的官职，而改为“邓老”或者“邓伯伯”。尽管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点也不老。他永远是那么的从容、开朗，谈笑风生，充满活力。
我们家人称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女士，不再用“夫人”的尊称，而改为更亲切的“伯母”，孩子之间更是亲热地互呼名字，邓家女儿们总是叫我们的英文名。
记得有一次，邓公笑着对爸爸说：“我和儿女们都是全家住在一起，你和我有些相同之处，都很民主，都是给女儿管，都是女儿说了算。不单是女儿，孙女说了也算。”
爸爸笑着回答：
“是这样。在公司是我说了算，回到家里，五个女人管着我。”就是指妈妈和我们四个女儿。
在我印象中，包家与邓家相聚，爸爸与邓公谈话，都显得轻松、随意，完全没有正儿八经谈“公事”的气氛。
当时，我觉得爸爸与邓公的谈话都是“闲聊”形式居多。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闲聊”还真是不寻常。
当然，有些会见是只有邓公和爸爸两个人，更多时候爸爸带我和伯忠姑父，邓公是只带邓榕或邓楠。
我记得，邓公和爸爸聊天式地谈过多方面的重要问题：国际金融信贷、融资情况、利率计算的问题；通货膨胀的利与弊；重工业，尤其是船舶工业发展的走势；市场经济的必要；英国对香港回归的看法；中美的关系；中英的关系；苏联共产主义与中国之不同，真可谓无所不谈，一谈便有如心有灵犀。话题都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是从政治看经济，另一个是以经论政。爸爸也介绍了很多市场经济的知识给邓公，使邓公了解如何以市场经济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俩也比较了中俄两国不同的共产主义的发展形势。邓公是确认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绝对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基础。
记得1987年9月爸爸访问北京。
在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设宴回请邓小平全家。邓家的外孙女、孙子都参加了。
那天，卢家伯伯及当时该宾馆负责人翟荫堂等也出席了宴会。
宴席上，爸爸畅谈了他多年来从事航运业的一些体会，对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成就感到欣喜。
邓小平颇多感慨地说：
“开放可不是容易的事啊！我们钓鱼台这里也是这个问题。1979年，我支持翟经理开放。当时他们是伸手要钱的，而且还要几百万。后来一开放就好了，不仅不要钱，而且还赚钱！对！还是改革开放好，全国也一样，还要进一步开放哩！”
爸爸深深理解邓小平的心情，便颇有感触地说：“的确变化很大。1978年张劲夫在这里请我们，这里服务还是一般。现在可不同了，很多方面香港也比不上呢，既有西餐与中餐一同吃，又有中国酒和洋酒一同喝。”
一提到改革开放，邓小平便如数家珍，笑呵呵地对爸爸说：“我们的洋酒是国产的，你看如何？是和法国人合作的。”
爸爸当然称赞。
邓小平说：“我却还是喜欢茅台。”
这一天，邓小平特别高兴，他与爸爸频频举杯，不知不觉间竟喝了六杯茅台。还是外孙女羊羊跑过去，硬抢走了邓公的酒杯，他才打趣地说：“被孙女专政了！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大家都笑了！
那天，邓公还对爸爸近几年来在教育、航运业等方面为祖国四化建设所作的贡献多次表示感谢。
一席话说得爸爸及在座各位都开怀大笑。
那些年，爸爸见邓公时总喜欢让我作陪。有时候我不方便，也有带二妹陪容。起先我还认为是爸爸看重我的语言能力。后来，到北京、回家乡的次数多了，特别是多次见到邓公，聆听他的说话，才逐渐明白了爸爸的用意：爸爸是在刻意培养我的国家观念和奉献精神，开阔我的视野，增强我对中国的了解，提升我为中国效力的志向。
确实，初见邓公的时候，因为我以前长年在国外，对国内情况只是在外文报纸上看的，比较浅薄，想不到一个被多次打倒，受过多次折磨的人，还能那么快乐、开朗。他没有把苦难背在身上，而是把苦难丢在后面，自己向前走，真是了不起。
邓公给我，给所有中国人民以深刻的启发。还有一件事，是许多朋友经常问起的：“你们经常赴京见邓公，总不能空手，都送什么礼？”
我坦然回答：“当然不会空手。礼物是爸爸每次赴京见邓小平前，必吩咐我准备的，你猜猜，我们给邓公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朋友们像猜谜：
“是啊，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世界船王，会给邓小平送什么礼呢？莫不是高档燕窝、鱼翅？！还是钻石、稀世珍宝？！”
我总是笑着揭开谜底：“牛角包！”
“法式面包？！”
对啊，每次去北京之前，爸爸就让我到香港文华酒店买上一打，或两打刚出炉的法式牛角包。这便是“船王”全家晋见邓公的礼物了。
因为爸爸听邓公说过一次，1974年他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途中的一段故事：那时国家财政很困难，一位副总理出国才领到30元（合16美元）的补贴。邓小平决定用这点钱来买法式牛角面包，黄华还建议他回国途经巴黎时再买，那样可以便宜些，并保持新鲜。
邓小平接受建议，回国时果然用这点钱一下买了100个牛角面包，带回来送给周恩来和其他早年在法国留学的老朋友。
此事在今天说起来不免令人心酸，而当时邓小平想的却是，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牛角包不敢奢望，以当时留学生的经济实力，能买起一个牛角包充饥，就是最好的“美食”，而如今一下子买了100个。
现在，看见爸爸让我给他带去的牛角包，总是笑逐颜开，高高兴兴地与儿孙们分而享之。他还笑哈哈地解释给孙儿女们：“你们的爷爷早年在法国，就靠此活的呀！”
这个“礼物”，准确地说应该叫“手信”，成了我们包家见邓公的“专利”。好几年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也学会了做这种牛角包，我们才不再带去了。
我注意到，从相见到永别，爸爸和邓小平之间的称呼似乎没有什么大变化，但谈话内容却变得更坦诚、更直接，更可以接触一些十分敏感性的问题。
总之，爸爸自从1980年初见到邓小平，之后11年中，只要爸爸去北京，邓小平就接见他。用邓榕的话说：“海外华侨华人每次回国每次都见的，也只有包先生了。”
这样的密切关系，报界电视台的各种报道、猜测、评论真是五花八门：说邓小平的，无非是说想利用包玉刚在海外影响搞统战，等等。但更主要，是想炒作一下爸爸这个在香港成功人士中，或者说富豪中的“异类”。
细想起来，爸爸的确有点与众不同。
多年来，只有一个接一个事业成功的惊人报道，只有会见一位又一位的世界各国首脑的照片，而他自己，他的妻子、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女婿们，乃至他的环球航运集团的高层领导人士中，几十年来生活俭朴，竟然都没有能抓市民眼球的花边丑闻，不像希腊船东或是其他亚洲船东。外界开始时无非在揣测，包玉刚高攀邓小平，是有所图，一定是为自己，还有也为子女将来回大陆赚大钱铺路。
后来中英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已成事实，爸爸当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后，又说他是想在香港回归后当“特首”。
其实，爸爸连邀请他做政协委员的事也推辞了，因为他身体健康不大好了。
爸爸总是提醒我：
“不允许讲！别人说什么让别人说去，心底无鬼，又有何惧。
但是，我心里有数，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忙，而且要帮就要帮好，一定不能给邓小平主席造成任何误会和困扰。
他搞改革千头万绪，已经够操劳了。困难、阻力重重，不要因为我，让他被怀疑、指责。国内有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国外也有人不希望中国迅速崛起和发展，免得成为竞争对手。我们是不会给这些人一点机会的！”
回忆自己人生道路的变化和志向的升华，我经常感慨万千：邓公和爸爸，都是我心中的榜样，他们是爱国奉献的榜样，也是面对千难万险，乐观奋斗，积极向上的榜样，毫无半分私心。
他俩都是经过中国动荡、吃过苦头的人。他们都敢作敢为，吃苦耐劳，经历千辛万苦，能勇当风险。
两人都是谦虚好学，能听别人意见，吸取他人长处，能快捷决策，想象力丰富，人老心不老。
他们都善于短言长思，性格豪放，肚内不记恨，胸怀阔如东海，不多讲空话，只是干实事，求效果。
两人都是乐观幽默，拥有个人魅力，不记过去的挫折，只会向前勇行。都能站得高，看得远，有视野，有眼光，善用人才。
他们虽然生长于传统家族，但两人都是思想开明，有新世纪的思维。
两人对家庭儿女开放包容，抓紧前提，任他们自由发展。
所以，这两位风云人物，都有跨世纪的远大理想、眼光和智慧！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正因为20世纪末，中国遇到了百年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又有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两位在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才可能在强国富民的共同理想下，成为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