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有危险。”因为平时挺熟悉，医生又轻声对我说：“其实包先生说阑尾炎发作，腹痛厉害。我给他做了仔细检查，认为阑尾没什么问题，不需要手术。不过，包先生执意坚持说，还是动手术把阑尾切除算了，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再发作呢！当机立断，以免后患嘛！你瞧，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坚持要开刀的病人呢！”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佩服二阿哥真可谓用心良苦：他昨天已经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无冕市长”的邀请，表示了对某人的尊敬，今天只是因为急性手术，躺在手术床上，才无法应约前往拜会。这样，他能为国家管住钱财，不用作违背良心的事，也不必承担“抗旨”的风险。
但说实话，经这一事，我更觉得提心吊胆：人可只有一个阑尾呀！现在社会越来越乱，如果黑社会的帮派头头再有下次，二阿哥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应付呢？！
记得有一回，我看着爸爸，忍不住脱口而出：“爸爸，我听伯忠姑父讲了您当时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的事，真是太危险！您每天要面对三教九流、权势、流氓，就像天天踩着刀尖过日子，你难道不害怕吗？”
“陪庆，在上海银行工作的那几年，我还不到30岁，能有信誉和办法吸引存款，能一次又一次面对难题、解决难题，管牢国家金库的钥匙，为国尽忠效力，我真感到很有成就感。
当然，事后想想也真有点害怕，那时上海那么乱，家里有老有小一大家人，如果真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
“爸爸，真英明，最终你毅然决然离开了上海，把家搬到香港！”
“其实，我一直很犹豫，还是卢家伯伯帮我下了决心！”
2.迁离上海的建议
1948年元旦后的一天，卢家伯伯来到我们上海的家，关上书房门，轻声对爸爸说：
“玉刚啊，我准备近期将广大华行迁往香港。”
“哦？！”爸爸有些意外。
要知道，当时卢家伯伯的广大华行在上海滩真是风光无限，前途似锦！不仅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旺，而且卢家伯伯又与国民党要员陈果夫成了挚友，这宛如在乱世中找到了一座坚实的靠山。
卢家伯伯能拿到国民党政府发给的特别通行证，到东北考查，到西北进货，真是出入自由。
另外，据说密告卢家伯伯是地下党的举报信，堆到陈果夫办公桌上有半尺多厚，如果按照国民党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惯例，卢家伯伯最少被抓被毙十次，但是陈果夫大笔一挥，归档作罢。
不仅如此，陈果夫特别欣赏卢家伯伯的眼光、气魄及经商的能力，所以自己牵头，在上海与广大华行合办中心制药厂。奠基礼那天，陈果夫带病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参加，市政府要员纷纷前往祝贺，鲜花灿烂，鼓乐喧天，成了当天报纸和电台的头条新闻。
卢家伯伯猜出爸爸的疑惑，他轻声解释说：“国民党大势已去，这是陈果夫部下给我透的消息，要我将广大华行尽早迁往香港，待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来。”
“三阿哥，您看国民党真要垮台吗？共产党到上海，总要建设，也要开银行嘛，我……”
“你知道，警察局最近还传讯我，说我是共产党，分明想敲我的黄金、美钞嘛！玉刚啊，人只有一个阑尾，你的阑尾已经割掉了，流氓再找上门，你还有什么办法应付？！一家老小，你怎么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卢家伯伯巧妙地避开了爸爸想问的问题。
直到卢家伯伯后来公开身份，回大陆当了经贸部副部长后，他到香港见到爸爸时才说出实情：中共地下党的纪律非常严格，他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上海其他地下党亦从未有联系。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时，卢家伯伯的真实身份、广大华行是地下党组织这一内情，只有受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刘晓知道。而卢家姆妈毛梅影也一直蒙在鼓里。
当年在上海，对聪明机灵的爸爸，卢家伯伯说话当然特别谨慎：“目前上海政局混乱，无法再做生意，所以我们决定将总行搬到香港。我明白你想在金融界干一番事业的心愿。
只是政府兵败如山倒，金融已经混乱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你工作再努力，恐怕也是杯水车薪，无回天之力。”
爸爸摇摇头，仰天长叹道：
“是啊，原以为政府起用了经济学博士吴国桢当市长，吴博士曾留学美国，据说对经济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只可惜，上海的经济已是病入膏肓，中国的金融政策就像得了不治之症，就算吴市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乏术了，真使人失望！”
卢家伯伯很严肃地说：
“玉刚，你是个有见地的人，我只劝你一句，当机立断，不要犹豫。”
“三阿哥，你了解我的心吗？我想留在银行，是想用自己的才华、能力为国家做事啊，无论谁领导国家，总要办银行嘛！”
“我当然了解你的心了！”卢家伯伯说，“不过，我看你最合适是到香港去做生意，当资本家！赚了钱，也一定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嘛！”
沉思中的爸爸终于默默地点头。
爸爸亦曾当我的面赞扬过卢家伯伯的气魄和魅力：“记得在重庆，卢家伯伯与我和另一个朋友商量收购一家钱庄，已预付资金100万法币。
第二天，卢家伯伯不放心，亲自又去查底账，发现钱庄负债累累，当即决断：钱庄不买了！已付款项，均由广大华行支出。
不久，钱庄破产，若不是卢家伯伯当机立断，我们三个人的损失将不可计数。
1944年，卢家伯伯一下子抽出广大华行三分之二的资金投往美国。
商界朋友纷纷讥笑他：
卢绪章是发疯了，几十万美金白白往太平洋里扔。
谁料不到一年，抗战胜利，当商界朋友争先恐后涌回上海，忙着买屋安排家眷时，广大华行第一批进口的西药已从美国转运抵沪，顷刻间一抢而空。众人眼睁睁地望着广大华行大发一笔横财。”
爸爸对卢家伯伯的远见和果断，赞赏不已。
当然，当年爸爸并不知道卢家伯伯的“庐山真面目”。不知道身在内地重庆的卢家伯伯经常出入重庆红岩村，从看到的国际战报和发自延安的文件中，对国际局势和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了解及时，当然有前瞻的目光。
但是，爸爸从卢家伯伯身上学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无论是搞银行、金融还是经商做生意，都要了解世界、国家的大局，都要像卢大哥那样有眼光，广交朋友，才能做成大事。
当然，爸爸在而立之年抛弃自己心爱的事业，一切从零开始，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经过近一年的观察和思考，爸爸终于做出抉择。
1948年底，吴国桢市长办公桌上放了一份爸爸的辞呈。
吴市长好话说尽，挽留再三，爸爸坚持不变。
吴市长无奈，只得批准。
后来，仅过两个多月，吴国桢也觉得自己黔驴技穷，同样选择了辞职的出路。
3.我最想见三阿哥
年轻时的爸爸一直专心银行业务，对政治不大感兴趣。
那位他一向敬重的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他的三阿哥（他一直以为卢去南朝鲜做生意了）的大名突然出现在共产党上海市委名单中，爸爸才恍然大悟，原来六七年前在重庆，在上海自己就认识和接触过共产党了！
爸爸真没想到卢绪章、杨延修、张平、舒自清，这些志同道合、朝夕相处了七八年的亲戚、朋友，竟都是共产党员。
爸爸更没想到，卢绪章等几位将自费创立，自己辛苦经营一二十年的广大华行几百万美元的资产，全部缴给共产党组织，每人只拿了一千港元安家费，除此，两袖清风。
爸爸尤其没想到，在广大华行中所有非共产党员的群众的股份，连本带利，一文不少如数发还，并没没收。
由此，爸爸敬佩共产党里忠臣多，能人多，廉洁为民、高尚无私的人多。
爸爸虽然从没参政，但他一直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对国民党非常失望，政府一直未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并且无能力抗日，国富也未能引至民间。而共产党总算让人看到了兴国的希望。
爸爸一向讲究实际行动，不爱讲空口漂亮话。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首次发行建设公债时，爸爸立即自觉自愿认购港币数十万元。
爸爸在香港开设进出口公司，他曾亲自也多次派伯忠姑父去广州联系，帮助国家进口被美国封锁的钢材、棉花、黄豆、药品等紧缺物资。
当然，当年为卢家伯伯的才干和品德所感动、所征服的人又何止爸爸一个人。
1964年，卢家伯伯出访归国路经香港，爸爸登门看望。
卢家伯伯仍像当年一样英俊，只是苍老了，仍是直爽坦率，他直言不讳地告诫爸爸：“钱要赚，国还是要爱。”
爸爸赞同：
“尽管我加入英国籍，中国依然是我的故乡，我期待国家强盛，我一定积极考虑以适当的办法，为中国的繁荣贡献力量。”
谁料两年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香港报纸长篇累牍报道国内“文革”情况，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国内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的名字。
在香港，原先认识华润公司一些朋友，那时大家在大街上碰面，有的迅速躲开，有的擦身而过，如同陌路人。
在一次新华社举办的活动中，爸爸找到一个国内来的熟人，打听卢家伯伯的情况，那人支支吾吾，只是说卢部长身体不好，没被打倒。
听妈妈说，那段时间，每逢妈妈在惦念卢家伯伯的近况，说到自己的担心时，爸爸总是沉默不言。我感觉到爸爸对卢家伯伯不但敬佩，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爸爸虽无缘拜会，却发自心底尊敬他，尊敬这位在国际交往中不卑不亢，永远维护中国人尊严的伟人。
那晚，爸爸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的实况转播：当邓小平读到周恩来总理一生“任劳任怨”这一句话时，爸爸陡然周身一震。
“任劳任怨，周恩来总理是任劳任怨！”爸爸自言自语，在客厅里踱方步，嘴里反复说着这句话。
爸爸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有自己崇敬的目标。他一向不参与政治，但他敬仰忠心报国、毅力刚强的人。他尊敬像周恩来总理这样，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一想到周恩来总理生前任劳任怨，死后还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这种非凡的胸怀和气节，爸爸便由衷敬佩。从这一刻起，他对过去并不熟悉的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追悼会现场转播完毕，电视台播音员继续宣读参加追悼会的名单，爸爸全神贯注地收听：
卢绪章！
“三阿哥！”在周恩来生前好友一栏中，爸爸妈妈同时听到了自己亲人的名字，不约而同地叫出声。由于国内政局的不断变更，名字的出现与否，往往大有文章。
有关卢家伯伯的真实情况，在这之前，爸爸妈妈已经略知一二。
前不久，广州市杂技团来港演出。在欢迎酒会上，爸爸见到一位宁波籍姓卢的姑娘，她正是卢绪章的嫡亲侄女。爸爸急切询问她卢绪章和他一家的情况，姑娘落泪了：伯伯“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听说送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年一直音讯全无。多亏周恩来总理生前亲笔写了批文：广大华行是地下党组织。伯伯和其他朋友方逃脱被定为“叛徒”、“特务”的厄运，在农场“改造”几年被宣布“解放”。
无奈主事的张春桥之流百般刁难，伯伯因有海外关系，不能重返外贸部任职，只好赋闲在家。
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被打倒，爸爸虽然极为想念三阿哥，但是，他总抑制着自己思念之情，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只顾自己的心情，不经意中伤害了三阿哥。
“三阿哥已经受过了太多的磨难，如果我只为了却自己思念之情，再给三阿哥增添‘海外关系复杂’等不实之罪，这我能心安吗？”
再说，想与卢家伯伯联系上的真正原因，爸爸心里最清楚：与25年前相比，自己总算有一点能力了却心愿：为自己的祖国做点实事，出点力气，虽然没有参政，却带了家属离乡出外谋生，但愿辛苦赚来的钱，可以为国家尽一点力。
同时，爸爸也有担心，如果“四人帮”被抓了，政府的政策还是搞革命、搞斗争，他又怎么可能回去为国家出力呢？
当然，并不单是被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吓怕了，而是出于对自己亲眼目睹历史的直觉。爸爸是个头脑十分清醒，聪明且有智慧的人，在看不清大局时，他不会轻举妄动。
爸爸比任何时候更关注报纸上国内的报道。当见到报纸上中国领导人的名单里重现出邓小平的名字，国内的许多事情开始有了变化，爸爸异常兴奋，仿佛闻到了形势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气息！
爸爸尤其关注着复出的邓小平的一言一行。
1977年10月的一天，爸爸约请利铭泽先生吃饭。利先生非常了解爸爸的心思，见面就兴致勃勃地说：“我看中国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邓小平在会见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侨胞、华裔、港澳台同胞时的讲话内容。
与利铭泽先生吃完饭，那一夜，爸爸少有地兴奋，不停地与妈妈重复着这样一句话：“秀英，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终于又能见到三阿哥了！”
第二天到公司，爸爸立即让秘书给北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了封信函，言辞恳切，句句真情：“我和夫人期望早日回国探望表哥卢绪章。”
不久，一份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亲笔署名的电报，立即发回香港：“热烈欢迎、真诚期待包玉刚夫妇回国探亲。”
1978年10月28日，爸爸和妈妈终于登上了北上的飞机。
飞机的终点站，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