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吃完晚饭，爸爸给我们赠言，不但说一次，不但只向我们说，还对其他妹妹们、妹妹的男朋友们都是一样讲，他喜欢低调生活。
“陪庆，你很清楚，爸爸每天的生活方式极为简单，用传媒的话说，简直是太单调：每天早晨五时半起床，游泳20分钟和跳绳100下，风雨无阻。无论是在香港，在日本，还是在西半球，这是每天的必修课。早上梳洗后，看当天报纸及电报，知道航行在世界各地的船队和各地办公室详情。然后8时15分上班。[原来爸爸每晨10时就召开行政会议（operation meeting），关于公司的一切比谁都知道得清楚。］我比谁都早上班，领导人要以身作则。我的主要客户是日本人，日本人的商务应酬，喜欢在艺伎馆，这类似欢场的地方，我是很少去的，每次我以自己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请他们自己尽兴为由，为他们先付好娱乐费用，自己先告退了。”
的确，很多时候的晚宴，甜品还未到，爸爸已在10时左右站起来，向主人道别告辞。我们一家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自己做主人时，客人才刚放甜品进口，爸爸就毫不客气地站起来，把晚宴结束。
海文开始在公司工作时，先在商务部干，过两年后去机件部学习，然后到财务部、贸易部……跟随着前辈李伯忠姑父、潘先生、徐先生、张培明姑父等，从最底层做起，学习每个部门如何具体经营。爸爸觉得他学得越彻底，干起来越会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有实际操作经验，才能体会到每个环节的重要性。
爸爸对海文说：“你有法律背景，非常好，看起合约来一定很仔细。这是你第一件要做的，把每个租约都看一遍。你有什么看不懂的，去问你上司。”环球公司因为有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包括香港人、上海人、英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所以开会和文章沟通的共同语言是英文，因此海文在日常工作中没有一点问题。其实英语对爸爸来说也很方便，每日行政会是用英语沟通的。来了香港三十多年的爸爸不能说广东话，和他属下人员沟通时常会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
海文在香港工作了三年后，爸爸为扩大他的视野，送海文和我们一家到英国办事处。当时，航运业的经纪人都聚在伦敦。我们于1972年搬到伦敦，带着我们的一对儿女，尝试过没有司机、没有家庭佣人的生活。
4.到爸爸公司上班
我和海文在英国住了九年半，1982年回香港总部工作。1986年海文担任了公司主席。
1984年，爸爸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想退休，希望在退休之前，我能成为环球航运集团公司的董事。我真有点犹豫。因为我当时自己开了画廊，展出欧洲19世纪的油画，这是我的爱好。在英国住了近十年，我学习的欧洲文化知识可以用得上。
但爸爸觉得我这样做既不赚钱，又要花精力和时间，不大相称，要我试试航运。
我点头答应了。向来喜欢独立的我，觉得身为长女终于也该顺顺爸爸的意思了。爸爸年纪大了，1983年又发现患了癌病，经过治疗后，确实常常感到很疲倦，早些退下来，可以减轻日常工作的压力。
爸爸在海文出门不在港时，带着我这位新董事，踏入大会议室召开行政会议。公司日常的行政会议是全公司各部门主管每晨必开的会议。
从早晨八点半走进公司，跟在爸爸后面走路，要跟上他的速度，我就像跑步，尤其是穿高跟鞋，更是吃亏。
在门旁立着的一位职员，爸爸经过他，拍拍他的肩膀，眉眼含笑地问道：“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谢谢包先生，我妈妈好多了，她已经出院了！”
“代我问候她！”
“谢谢！妈妈一直说要亲自来向您感谢公司给的慰问金，真帮了大忙！”
“你只要好好工作，就是对公司最好的回报！”
让我意外的是，开行政会时爸爸表情严肃，甚至可以用“冷若冰霜”来形容，和他平时交际或放假时的表情，真可以说判若两人。话说得很直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公司职员们似乎都像走进考场的小学生，个个正襟危坐，面露紧张的神色。
会议十时整开始，时间一到，该来的经理都到齐了，没一人迟到，也没有一人敢迟到。
首先由各个部门汇报前一天的工作情况，通报遍布世界各地的船只，前一天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今天将用什么办法解决。我注意到，每个发言的人手里都有一样的笔记簿和电传（telex），一字一句、一板一眼讲得特别认真。
通过各地域各船只的电报机，把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报告，如意外造成时间延误、水手发生不幸事故、机器出现故障、码头泊位不足以及其他天灾人祸，都传到环球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总部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这些情况。而每晨五时，已有员工把所有公司内的新闻复印数份给公司各部的经理们。其中一份在早上六时整由司机送到爸爸家里。待他运动完了，可在早餐时或在上班车程上或快艇上阅读。当然每晨开运作会议时，爸爸是完全知道全球的重要新闻和公司各地船只的具体情况。他也充分准备如何质问各经理们在价钱上、支出和收入上的数据，连解决办法也早已胸有成竹。
总之，凡是已有解决方案的报告，一得爸爸同意，点头即过。凡是需要再三考虑的，爸爸仿佛压根不需要思考，立即一、二、三，说出自己的决定。他理解快，决策也快。有时有些经理报告啰嗦，问题繁琐，爸爸便向对方质询，一针见血，把很复杂的事情，化为简单清楚的选择，解决有方。于是每人都报告得非常简洁快速，会议虽有十几人的报告，但只用一小时或更少的时间开完。爸爸是无耐心，也无时间容忍慢吞吞的报告。难怪各位经理总很紧张，忙于把所有信息用最简明的文字作报告，如有漏掉，爸爸必然质询。
我注意到，爸爸不但走路敏捷，脑子计算数字也比一般人快。业务报告每日的船租价，有升有降，以美金定位。当他问及某船的租价单位，都是五六位的数字；业务部职员便要快速在计算机上计算，但爸爸面前没有一张纸，更没有计算机，他眼睛只眨了两下，便说：“我有了，你算出多少？”
真有些不可思议，数字报出来，常常是计算机都没有爸爸敏捷、准确呢！爸爸可以用心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三位数字！
如果职员有错，爸爸便大声斥责道：“怎么可以计算错？！难道你去收钱时也告诉客户错的数字吗？”
当购买部报告价钱时，他往往还要求控制部的人向另一间供应商拿价格，如有大差别，他会质问职员为什么没有讲价。
控制部也要控制修船费用。为了控制成本，监督职员用钱一定要节省。
常常是汇报的人讲完问题，爸爸已经思考出成熟的解决方案，而且总是那么准确无误，有时候有一连串的问题出现，爸爸都能一针见血找出关键之处，一旦弄清楚哪一个问题先要解决，作决定也明确迅速，使属下都心服口服。
关于财务，只要讲到向银行还贷等问题，爸爸总是强调：“准时还款。一旦失去银行信任，就会直接影响公司业务的扩张。信誉建立不容易，是多年辛苦的结果，但破坏起来，可以在一天便做到。”
关于人事问题，尤其是聘用新船长，也特别注重训练。一般船长在环球工作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爸爸如有机会，会亲自上船会面、指导、查看，无论到港口外的船上，或船长上陆报到时都有渠道。
爸爸是没有节日及假日的，李伯忠姑父早对我说过，爸爸工作十分勤勉、事必躬亲，他不仅和每位船长见面谈过话，而且了解每一位船长对公司的贡献或错误，连他的家庭及个人学历、经历都相当了解。
至于对陆地上工作的职员，无论职位高低，只要尽责，爸爸一般都比较宽厚。一位端茶的女佣在公司工作了30年，与我熟悉后，她曾含泪向我表达了对爸爸的感激之情：“包先生不仅让我在公司工作这么多年，还帮我弱智的女儿找了一份工作，可以帮补家用。”
一位高级财务师对爸爸的评语是：“他虽然要求严格，但对我和我家人也特别关照。我是非常敬仰他的。”这位财务师至今还在公司工作，有30年了。
另一位现任中信公司的总裁，他每次看见我，都称赞爸爸严谨，当他30多年前在环球工作时，爸爸给他的训练至今难忘，管理方法也非常用得着。
船上的员工，60年代初是用香港人，70年代末，香港海员人工缺少，开始用菲律宾人。80年代大陆人才虽便宜，但没有多用，因为船长多是英国人，电机师是印度人，所以船员必须能听懂英语并用英语沟通。（但现在时代不同，船员英语培训也进步了。）
公司里的人员，来自不同国籍，只要是素质好和经验够，人事部便会采用。爸爸也不分“黑白”，照样要求严格，奖罚分明。
六七十年代我们在香港设有自己的船员学校，训练公司的船员。但到70年代末，工资剧增，香港人生活条件好了，不想出海离家的日子太长，生源大减。所以最后在80年代初，公司慢慢结束了培训学校，改为到市场上聘人，减低成本。
公司大方向的策划，是爸爸和几位董事商量，包括张姑丈、李姑丈、海文。但决定权总握在爸爸手里，一点不放。
爸爸中午午餐大多去应酬，有时叫我们一起前往，如不出去，便在办公室里吃工作餐。下午，爸爸必定要去各层的办公室里转转，时间不定。这样他对每个职员都有印象，也是在检验他们的工作。爸爸也强调运动。员工组织不同运动，如保龄球、篮球等，在周末举行比赛。
公司里不准抽烟。有一次，爸爸在办公室里巡视，恰巧有一位员工听到他脚步声，赶紧把香烟藏到抽屉里。精明的爸爸闻到烟味，停留在这职员的身后，声音严厉地说：“租船的合约要被你烧了！给我看，烧了合约你又如何赔偿？”职员非常狼狈，手足无措。
“你交不出合约要离职！”
那员工大声道歉。
爷爷在世时也每日巡视公司一遍。当然爷爷“巡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老人家慈眉善目，转一圈，这里点点头，那里微微笑，因为他随和、平易近人，很多老职员能告诉他一些事，这些事是不敢告诉爸爸的。爷爷最喜欢问财务部每日收入多少。当然爷爷虽然有他的大房间，但从不参加每晨的工作会议，因为会议里有各个国籍经理，是用英语开会。爷爷不会英语，所以没有参与。
有一个公司人人都知道的真事。
一个职员眉开眼笑地刚放下电话机，爸爸走上前，态度严肃地问：“你在给谁打电话？”
“给楼下办公室打电话。”
“姓什么？”
“姓李的，问他某船到港时间。”
“你不要放电话，我去问一下，去去就来。”（当时环球在太子行里有几层楼。）
爸爸说完真走到楼下办公室船只管理部里查问：“你刚才是在接某某先生电话吗？说了什么？”经过证实，他点点头才作罢了。
他对我们说：“我注意过好几次，刚才那个职员总是在打电话，如果真是为工作也罢了，我最讨厌上班不专心工作，打私人电话，不但浪费时间，还占着线，万一别人有急事，电话又打不进来，怎么办？”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爸爸有一次向一位主管问起这样一件事：“昨天我下班晚，路过跑马地，看见马场门口站着一个人，好像是你们那边的那个职员，你查一下，是不是他？他是偶然去一次，还是经常出入这种场合？然后跟他谈一谈，如果是偶然一次，提醒他不要再去，如果是常客，对不起，记过一次，再不改，只好请他另谋高就，我们环球不留嗜赌之人！”（当时在跑马地跑马时，有赌博活动。）
还有一次，他对另一位主管讲：“我收到了你们部门某先生的太太来信，说他丈夫在外边有情人，这几个月来总克扣家用。你找他谈谈，如果态度好、决心改、下不为例，那就算了，如果执迷不悟，你告诉他，我是最讨厌生活放荡的人，再如此下去，请他写辞职信好了。”
我曾问过爸爸，这样做是否干涉他人的私人时间？
爸爸答道：“赌博、玩女人，都会诱使一个好好的男人失去理智，当他失掉很多钱时，会发狂干出平日不会干的事，例如偷公司的钱来还债，或买东西给女人讨她喜欢。而这种女人不会有一两千元就甘心的，会越来越贪，使男人不能集中精神工作，会伤财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