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论追求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论追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之魂。毛泽东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的目标。他曾向全党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要说新话。他要求“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从创新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和机制创新。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也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向前发展；第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创新，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辟革命和建设新道路，开创革命和建设新局面；第三，是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党和人民根本利益、能不断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必然要求中国化的主体具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革命胆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科学成果，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论追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毛泽东密切关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和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奋力开拓者，邓小平深入研究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特点与要求，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精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更明显地呈现出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个巨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果。社会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没有止境。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和活力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和建设在推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强烈的改革精神和创新意识，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四）对党的命运和出路的忧患与探求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积极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无疑也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对党的命运和出路的忧患与探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深忧患中诞生的，忧患意识贯穿了其成长中的每一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离开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就不叫共产党了。
是否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从我们党近9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由于1931年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源于对党的事业和命运的高度关注。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只有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我们党的事业才能胜利发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必须搞清楚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从理论上可以说是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水岭，从实践上可以说它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邓小平本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经过长期的、反复的、不懈的探索，发表了一系列精辟、深刻和极富创意的论述，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解答，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一开始就是对邓小平的重要政治交代之一——“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回应。他在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的一系列谈话中反复叮嘱：“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面对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在他们的理论创新中，最重要、最具根本性的理论创新就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决定我们党、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创新。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面对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如果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就会使我们丧失继续前进的动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常怀忧患之思，常怀自警之心，才能够看到复杂国际形势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从而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和问题的清醒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我们党深邃的战略眼光、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今天，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原则，能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我们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不断提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能否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断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关系到我们党能否保持先进性的问题。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关乎党的生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必须与时俱进地研究、提出、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既有来自国际上世界范围的挑战，也有来自国内的挑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多层面多维度铸就推进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体系，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