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强调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和科学进步，进行理论创新，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世界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迫切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正是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固定模式即前苏联模式的僵化观念，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照抄外国的模式，切实遵照中国的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也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时代发展与世界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实际出发，重新审视了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观点，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被实践证明是不合乎中国实际、时代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开创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正确定位，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动中真正“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未来社会将经历第一和高级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后来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提出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多级发展过程，即大阶段里有小阶段。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失误，一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很短暂，因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二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偏高。这两个失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从而做出一些超越阶段的事情。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其中没有给现实（时）的社会主义以正确定位是导致社会主义在曲折中摇摆的最主要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科学论断。初级阶段的含义有两层：其一是就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其二从发展程度来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还很低，还很不发达，因而我们必须从这个基本的客观实际出发，搞改革和建设，而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做超越阶段的事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我们所处的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漫长发展过程的初始阶段即历史方位，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情基础。它指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最大的现实就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面临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就使我们党彻底纠正了历史上那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左”的一套观念和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同时也防止了右倾的历史倒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和基本政策的具体实施，扭转了我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进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原创性和本源性，“没有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许多理论无法产生。它的创立，既为构筑邓小平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宏大系统的第一个基本核心理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就是要求我们继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
3.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动中获得了自身实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即内在质的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标志。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历史经验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推演上来界定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最深刻层次、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的高度来认识，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这一科学论断明确了判断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消除了那些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却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固守的一些形式、手段和做法，恢复了那些本来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拒绝的一些形式、手段和做法的本来面目，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科学论断进一步剔除了社会主义认识中的空想成分，紧紧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最根本、最深刻、最稳定的内在属性，所揭示的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并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一般性规律，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世界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性的意义。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4.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论确立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立论依据，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之道
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历史发展的跳跃性，决定了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走过一些弯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曾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发展经济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然而1957年之后，毛泽东头脑中“左”的思想抬头，并逐渐占据上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发展经济“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对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从根本上摆脱落后状况，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
5.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动中获得了自身实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什么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答的根本性问题。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意义。我国经过30年的长期探索，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找到改革开放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关于改革，恩格斯在他的晚年就已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他在1890年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革命者最大甚至是唯一危险，就是把“革命”奉为神明，必须把改革及时提到日程。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但是，他对“又相矛盾”的环节做了错误判断，把它归结为生产关系领域的非纯粹公有制、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继续革命”。结果，不仅未能“适应”，反而更加“矛盾”。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又相矛盾”的环节，这就是体制问题，也就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长期僵化，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过程，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把改革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不努力实现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现代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就很难发展下去。为此，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实践方式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自身实现的现实途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成效异常显著。
与改革相联系的是对外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深刻总结了长期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华民族在近几百年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没有实行对外开放。他还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关起门来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果，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了国内改革和与世界经济接轨，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