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形式实现的，显示出渐进性的突出特色。生产力低下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采取逐步过渡方式的最主要因素。同时，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创造了比较充分的政治、经济的条件，也由于整个中国革命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广大干部群众早有实行这一转变的思想准备，因而这种过渡或转变得以稳步地、从容不迫地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循序渐进的“三步走”步骤。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创造了由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渐进性形式。历史证明，逐步过渡可以使被改造者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避免因为生产关系的突然改变而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使生产的发展受到破坏，相反，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促进和发展了生产力。
再次，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方法和手段上，显示出和平性的突出特色。党和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农民的两种积极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特别注意保持同农民的巩固的联盟以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能够采取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的是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假如能用赎买的方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国有化，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1919年列宁曾主张对“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但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怠工、反抗、发动反革命内战而流产。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列宁曾经设想但未曾实现的和平赎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的确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也在工作中存在不少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有两个事实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罕见的：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这样的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并且是在人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至此，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共产党成功破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革命主题的成功破解，为新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发展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那么，在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继革命主题之后的新的实践主题。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主题就要经历解决革命问题到解决建设问题的转变。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紧紧围绕这一实践主题而展开，初步实现并在继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解答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主题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的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然具有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不断深刻反映时代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努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战争带来的有利时机取得革命的胜利，使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突出特点。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首先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那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劳资矛盾较尖锐，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较大。但实际的发展状况是：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像俄国、中国这样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步伐，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在社会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很难在短期内充分显现出来。同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是越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处在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性难题。
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曾作过一些探索性的尝试。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度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结果发现在实践中行不通，于是尝试推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虽短，但却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其探索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没有现成的榜样可以借鉴，只能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来摸索前进的道路。对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起步之初，一度被视为真理，引为指南，但其中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一是中国与苏联在国情上毕竟大不相同，苏联的经验和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很多；二是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使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和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当如何走，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关注且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十分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大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他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实际上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相应的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这些思想都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启迪，为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难题做了理论的酝酿和准备。
为了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辛探索。从1956年到1976年，他晚年最后20年的精力都用于这一艰难的探索之中。他的这一探索集中表现在两个重大的决策及其在全国范围的实践上：一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这两个重大决策及其实践都未能成功，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在毛泽东那里，终究未能得到成功的解决。
在毛泽东以后，如何纠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偏差与误区，使党和人民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正确实现社会主义，从而解答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难题，就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们始终抓住了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思考和探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的破解
对于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国社会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认识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功地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共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实现和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
1.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思考和解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一语破的，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第二，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关键。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被称之为解放思想的两个宣言书中突出强调了这一思想。一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否则现代化事业没有希望。二是在南方谈话中，破除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迷信，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思想障碍。江泽民、胡锦涛在新时期新阶段一再号召全党：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胆探索，使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