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医疗质量，消灭医疗事故
民进、九三学社杭市组织邀请集医务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昨天上午，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筹委会联合举行以如何提高医疗质量、消灭医疗事故为主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医务界人士有余文光、姜心曼、石华玉、朱焱、李挺宜、李庆昌、黄文礼、刘天香、杨继昌、程恕行、吴士元、贺绣君、曹美咏等五十余人。座谈会由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礼节主持。
大家发言中反映，由于医务工作者的积极工作，杭州各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已显著减少。如浙江妇女保健院去年全年发生三十多件医疗事故，而今年上半年已减少至五件。大家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产生医疗事故的原因。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余文光、浙江医学院系统外科教研组主任石华玉认为：产生医疗事故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医院领导上对医疗事故不及时检查，请示汇报、交班、填写病历和医师间互相联系等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辅助部门配合不好，器械质量较差等等，都会造成医疗事故。因此对待医疗事故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当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复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实事求是地找出产生事故的根源，才能真正达到吸取教训，提高医疗质量的目的。
对于如何能消灭医疗事故，发言中也提出了许多经验和办法。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姜心曼说：医生必须要有“医德”，这样才能做到对病人体贴关怀，无微不至，如果每个医生有这样的“医德”，就可以减少许多责任事故。浙江妇女保健院院长刘天香说，除了医院领导上对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建立和健全各种医疗制度，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以外，搞好医务人员之间特别是新老医师之间的团结，端正某些中级医务工作人员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态度等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浙江日报》，1956年12月17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邵力子
邀请有关人员座谈避孕问题
正在杭州视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邵力子，昨天下午邀请卫生厅、浙江妇女保健院、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浙江中医研究所、中国医药公司浙江省公司等单位的人员，就开展避孕节育工作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会上，省卫生厅医疗预防处副处长赵伟等先后汇报了本省开展避孕节育工作的情况。
省卫生厅副厅长、著名中医师叶熙春谈到了用蝌蚪避孕的问题，他说：浙江中医研究所决定明年春天用生殖最繁的白兔、洋老鼠来进行试验。
邵力子对本省的避孕工作表示满意。他说：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应该进一步开展避孕常识的宣传和避孕技术指导；对于避孕药物和用具供应不及时、质量不好的现象，卫生部门和群众应该加强监督。对于避孕的中药单方，除了中央卫生医疗部门要注意搜集研究外，地方的卫生医疗单位也应该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搜集研究。邵力子还说，目前已有的避孕方法，确未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因此，应当考虑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他最后要求有关方面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这项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展开争论。
《浙江日报》，1956年12月21日
浙江医院有严重的积压、浪费现象
本报项孔言汇报：1956年12月31日本报刊登的浙江医院院长陶秉粞在省人代大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到过浙江医院（即前西山医院）严重浪费积压现象。去年11月底，我在这个医院里进行过采访，现将其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冷落的病房
浙江医院是座落在杭州市西湖区的一所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这座医院造价是一百三十五万余元。它的建筑面积近五千六百平方公尺，和全省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浙江中医院（即前杭州医院）相差无几。在那一排飞燕式的三层大楼（中部主楼连地下室共有五层）里，有着在杭州市说来是极其难得的电梯、冷气、暖气等设备。在每层大楼里，都有供病员用的精致的餐厅、文娱活动场所、阅览室……在病房里，除了水电、卫生等设备外，还配上了沙发、写字台、五斗橱，等等，真可说是一应俱全。但是在这样一所宽敞而漂亮的医院里，病房却少得可怜，病人是寥寥无几。
这种奇怪的冷落的景象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医院除了结核病及妇产科不予收治外，其他各科都是可以收治的，上级确定它专门收治职务任副处长、县长以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病人；可是医院一开幕，就奉令接收了前西湖疗养院（那时西湖疗养院就被撤消了）的一批患慢性疾病的病人，于是这所综合性的医院就被当作慢性病疗养院来使用了。这个医院的病房本来就不多（病房面积仅占全院建筑面积的七分之一），只能放一百张病床，当作疗养院使用后，为了适应疗养院病员的需要，床位又被减为七十二张。加上收治对象限制过严，连仅有的七十二张病床也从未住满过（后来虽然放宽了收治对象的限制，但情况也没有显著好转）。有时，全院只住着二三十个病员。去年第三季度，住院病员人数在该院来说并不算少的，但病床利用率却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六。而同是综合性医院的浙江省中医院，去年第三季度的病床利用率则为百分八十七（该院有一百七十五张病床）。
医院里的呼声
浙江医院的病员少，病人绝大多数是慢性病患者，但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确实按照综合性医院的需要配备起来的，全院有医师、护士、药剂员、放射员、检验员等卫生技术人员四十三人，行政管理人员和勤杂人员五十二人，合计起来，几乎比全院病人多一倍。事少人多，好些工作人员都为自己没有什么工作做而感到苦恼。拿该院的外科来说，有一个主治医师、三个医师、一个手术室护士长和两个护士，但是住院病员中很难的有外科病的。开院一年多来，整个外科所施行的手术还不到十个病人。
没有工作做怎么办？曾于过六七年外科手术室护士长王桂卿，只好放下她熟练的技术工作，改做护理干事。外科主治医师赵行斌和另外一位医师，只好请求领导上批准他们到别的医院去找些“临时工作”干（像这样到别的医院去找工作做的医师，全院有九人）。留在院里的龚景荣医师，原先在前杭州医院（即现在的浙江中医院）工作时，每天都要替病人动手术，工作很紧张，调来浙江医院以后，一年中只做过两次阑尾炎的手术。他感慨地说：“眼看别的医师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而自己却长期闲着，连刀子也要上锈了，实在于心太不安了。”挂号员盛春荣是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他一天的工作就是替一两个病员办理办理入院挂号或出院结账的手续。他说：“这里的空气好，生活条件也好，就是缺少工作干，日子过得没味道！”不少行政工作人员办公没事干，只好随便翻翻报纸看看书，勉强打发日子。
这个医院理疗科的一个青年护士鲍爱华，去年2月初被指定负责护理一个病员到北京、青岛去求医和休养。这个病员带着她在北京、青岛休养了几个月后，从9月13日起，又带着她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从青岛出发，到烟台，到大连，到沈阳，以至于长春、北京、北戴河、天津、郑州、武汉，之后又从武汉搭飞机到南京，再沿沪宁铁路游历了无锡、苏州、上海，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内，经历了十三个城市。直到11月3日才回到杭州。九个月来，鲍爱华陪着这位病员东奔西走，很少学习护理技术。她回来以后，发觉自己在理疗工作方面掉队了，苦闷得哭了好几次。
医疗器械陈列馆
我参观了浙江医院的牙科、放射科、五官科、外科手术室、理疗科等部门。这些科、室里的医疗器械除了花了二十四万余元新购置的以外，还有特地从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杭州市第一医院等兄弟医院里调配出来的。当领我参观的人打开那些锁着的房门，揭开罩在器械上的布衣或木盒，把成套簇新的器械指点给我看的时候，我仿佛感到我是置身在医疗器械陈列馆里。光是簇新的爱克斯光机，大大小小就有四部。其中一部捷克斯洛伐克买来的巨型诊断爱克司光机，价值七万五千余元，还有一部价值三万七千三百余元的苏联制巨型深度爱克司光机，据说这是全省仅有的一部。它们都分别被锁藏子大房间里，从来没有使用过。在牙科室里，两架价值三四千元的综合治疗机，连罩布也没有罩上，机身上已积满了灰尘。在外科手术室里，有一架从匈牙利买来的哈来氏石膏床，对于一般单纯性的骨折，这部器械可以施行牵引法衔接。大大减少病人开刀接骨的痛苦。这里还陈列着胃镜、支气管食道镜、胸腔窥测镜，苏醒器等贵重器械，都是杭州其它医院在外科手术上所迫切需要的。据外科手术室护士长王桂卿说：这样的设备器械在杭州来说，可算是头等的，要是能充分利用起来，一个月至少可以做两三百个手术。可惜一年来他们只做过四五次小手术，许多重要器械只好原封不动地睡大觉！
该院医药费的开支特别大，据去年1月份至4月份的不完全统计，用于该院住院病员（只有二三十个病员）的药费，除了由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直接支付的以外，另外花去中医药费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元，这些钱大都用于别直参、琥珀、银耳、哈蚧、人参、珍珠粉、藏马宝、嫩鹿茸等药品。据该院病人贾萌（宁波报总编辑）说，有的中医师来院会诊后，一次就开一两百贴中药，病人吃得倒胃口，药也很浪费。
关于浙江医院的问题，有关方面曾一再提出，并且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但都未得到妥善解决。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几乎所有我接触到人都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应该迅速地让这个现代化医院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出来，消灭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浪费、积压的现象。
《每日情况》，浙江日报总编室编，1957年1月17日
卫生厅党组织邀请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
吸收各方面意见推动整风
到会人士坦率地批评某些领导干部的宗派主义等思想作风
为了吸收党外人士意见，推动机关整风运动的开展，浙江省卫生厅党组、党委的负责同志，于16日邀请厅机关及厅直属单位的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到会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诚恳而坦率地批评了卫生部门党组织及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
厅长、处长成天开会忙，中医院实际上是西医院“卫生厅领导对下面反映上来的问题长期不研究不解决，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被领导的人泄气了。”好多到会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到这句话。卫生厅计划财务处工程师陈凤周说，他们的厅长、处长几乎整天忙于开一些不解决问题的会议，这样就没有时间深入实际，掌握和研究情况了。由于会议多，处长常常几天不办公，有时处里的同志只好抓紧刚上班的几分钟或者在会议结束后的空隙时间，排队向处长汇报请示工作，试问，这样如何能把工作做好？浙江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徐纪法、外科主任医师章松英、内科主治医师马封顺、浙江祖国医学研究所王宇高中医师等人的发言中，都对省领导上提出了批评。去年，省领导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仓促而盲目地把一个综合性医院杭州医院改为中医院，把一批从各地调来的中医师硬插进去。由于这个中医院实际上是个原封不动的西医院，不但中医师感到苦闷，并且妨碍了综合性医院的潜力的发挥。他们对浙江祖国医学研究所筹备了八九个月尚未正式成立、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也提出了批评。他们要求省有关领导上迅速采取妥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省防疫站技师刘为经说：全国各省都设有卫生防疫站，可是我们省里就特别，把卫生两字去掉，光叫做防疫站。名不正则言不顺，站里对学校卫生、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等重要工作都没有加以重视，只让几个中级技术人员负责搞。再说，检验科是卫生防疫站工作的耳目，而我省防疫站在成立第三年才设立检验科，到去年年初，又把检验科的细菌检验部分并列到浙江卫生实验院去，防疫站没有办法进行细菌检验，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他说，这样主观地处理问题，危害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