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经》（包括经传）中，同一个字、词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解释。我们读《易经》时要注意仔细分辨。如义利之辨，什么是“义”，什么是“利”，两者是什么关系，就有多种解释。《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这是一种解释。《系辞》：“何以聚人？曰财。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又是一种解释。《说卦》论三材之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仁、义对举，仁慈、仁爱似柔性，正义、义气似刚性。这里的“义”可作“正义”解，与“禁民为非曰义”相近。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义者宜也”，只要行事得宜，利就是义，义就是利。这种种解释，连宋代大学问家朱熹都感到迷惑，他说：“‘利物足以和义’，数句最难看。”说明《易经》的这两个命题，文约义半，要想全面地把握其中的意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若以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对立统一规律来理解“义利”，其要义还是可以把握的。义利关系即理欲关系，所以通常说“义利理欲之辨”。我的理解是：利就是私利、利己、情欲；义就是公利、利他、正义、理性。利与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义与理是人的社会属性。《易经》承认人性同时包含着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它们彼此有矛盾的一面，当然也可把义和利、理和欲看做是统一的。“利者，义之和也”，“义者宜也”，就是说明两者是统一的。具体点说，合理利己主义、合理利他主义、利己的利他行为，都可看作“利者，义之和也”两者的统一。当然，《易经》强调合理利他的一面，甚至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可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就有把义和利、理和欲两者完全对立作片面理解的许多事例。如片面强调仁义道德的，孟子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理学家说“存天理，灭人欲”，等等。
另一方面，强调利欲的，说人有七情六欲，是完全正常合理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易·系辞》以简约的语言概括社会上“见利忘义”的现象：“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如果不看见利益就不会劝勉行善，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往往违反了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以致走上罪恶的道路，对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义。”这没有错，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要以基本的物质资料为基础。但生活物质越来越丰富，社会的精神文明也一定会丰富、提高吗？可以回答说：不一定。也许更多的情况是经济好了以后，社会风气可能更坏。古人说：“富贵生骄奢。”上骄下慢，社会很可能发生变乱！
理解和处理利欲与义理关系，还得遵循《易经》所述两项原则：
一、“利者，义之和也。”强调义、利两者的和谐统一。“和”就是和谐、和顺、阴阳两大对立势力协调共济，相因相成。《易传》是在阐发“元、亨、利、贞”四德时讨论义与利的关系的。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元、亨、利、贞”四德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既表明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自然和谐，也给人类社会树立了四种伦理规范，即“仁、礼、义、智（或信）”，而要本归于和顺。《乾·文言》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前一“利”为名词，后一“利”为动词。“美利”就是完美之利，也就是“公利”，利于天下之利，乾是能以最好的利去利天下，自己不重求利。我的理解就是合理利他主义。
二、《易·系辞》：“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是说，在致富谋利的同时，还必须用义的规范来制约。这种制约只是“禁民为非”，把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引向对社会产生良好影响的正道，而不是根本否定他们对利益的追求。这种“禁民为非”的做法，把小人之私利和社会之公利结合起来，归根到底是“小人之福”，因而也就是义。君子与小人不同，他始终是以社会之公利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即“吉凶与民同患”，这种行为当然是符合正义的。
《易经》的义利理欲之辩引申到政治经济、国家治理，启示我们在发展经济、繁荣经济的同时，还要德治、法治两手抓。经济的问题固然重要，精神文明的文化教育更重要。所以提倡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礼义廉耻等还是应该坚持下去的。至于何时侧重强调法制、法治，何时侧重强调教化德治，则要看世界和国家的具体发展情况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