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过没有目标就没有生活,所以今年我在父亲的安排下,去了一个刚刚起步的设计工作室,我可以从它最开头的运营学起,能从底层看它怎么做。这对我将来自己做工作室是非常有帮助的,能让我少走很多弯路,节省时间。我接受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认为比自己盲目地去打工更能积累经验。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去父亲的学校,列席旁听校务会议。父亲喜欢进行领袖教育,我参与他的管理,甚至和他一起去招聘大学生,有的人能不能进父亲学校,还是我说了算,所有的这些,也是一种职业训练吧。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我很少能接触到一些成功的同龄人。中考时,我普高差一分,高考也不是考得很好,所以我不太能接触到很优秀的人。父亲说起他朋友的孩子,去美国哈佛念书,三个月后就帮博导带实习生了,像这样的人我就碰不到。我的圈子很小。我现在在大学班级里能保持名列前茅,在专业上我很用功。
记得有一次做作品,我自己敲了好几天的白铁皮,铸手模,让许多手从白铁皮箱的洞中钻出来,从小看我长大的叔叔觉得我力气小,忍不住要帮我,但我还是自己完成了。这件作品名字叫《束缚》,后来被选为留校作品。我觉得只有自己强了,才是真正的强。
我在大学班级、学生会里都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是最早一批去听党课并通过培训考试的,不过我现在还不是党员。能拿奖学金。父亲为了我的学习,特意在他的学校里给我找了个单间,要求我每晚十点半前必须回宿舍,他请人监督,每天都有我回宿舍的时间记录。除了偶尔参加补习晚了,这个能向父亲说明白的,我都准时回去。我的家离学校有些远,父亲为了提高我的学习效率,特意给我买了辆奇瑞QQ。我们家有三辆小汽车。妈妈50岁生日时,父亲送了她一辆“美人豹”跑车,当时因为妈妈形象比较符合吉利汽车集团对于“美人豹”的定位,所以竟成了“中国第一跑”的拥有者。不过这辆红色小汽车现在归我开了。
大学生开小汽车在学校里很显眼的,我的成绩又比较好,我估计我的背后会有人说闲话的,也会有人嫉妒的。每年同学投票评三好学生,我都评不上,除了我体育成绩不好外,可能也和这个有点儿关系。
还有一件事是出国,尽管我家在国外的亲友特多,但我和父亲也是同样的意见。当时妈妈天天跑中大广场,去了解留学信息。那时小孩子留学是件很时髦的事,把孩子送出国是很多父母亲的愿望。但是我不要去,父亲也不赞成我出国。我觉得出国能不能成功也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我在国内也能做得很好,也会有自己的事业。一件事有80%成功的可能,我才会去做。父亲说不要做贪大求洋的人,我和他观点一致。
父亲什么都好,就是太节约,有时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比方说,开了电视,父亲就说不必开灯了,电视的亮度足够照明的。还有一天,我回家,我们家是个特大面积的房子,我找了好几间屋子,才发现爸爸妈妈挤在一间最小的房间里睡觉,开了个马力最小的空调。父亲说,现在电力紧张,应该节约用电。但为了我搞设计,却可以从香港买回几十瓶有特色的洋酒,供我创作参考。还有父亲太懒,妈妈不在家数天,饭碗要抽签,输者洗,他还特别耍赖。
我平时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太浪费钱和时间了,想看的话网通上也可以看一眼。我有几个好朋友,是爸爸朋友的女儿,我们会去卡拉OK厅唱唱歌。我喜欢刘若英、林凡的歌,都是节奏比较舒缓、很生活的歌曲。文史哲方面,我喜欢看张抗抗的小说《作女》,喜欢看《读者》和时尚类的杂志,看所有和设计有关的书。电视放着的时候,我就顺带看新闻,社会上不好的事,我只会要求自己做得正,会严于律己,但我不会去呼吁什么的。
我的心理平衡能力很强,作出让父母来择偶的决定,我不会后悔。
“雷锋”疗法
口述 尉梅荣 整理 叶全新
我妹妹去年走了,我根本接受不了,人家放黑白照片,我不放,我就放这张彩色大照片,放在我床头上面对面,天天看。
我妹妹是当年“湖墅十姐妹”的三姐,我是二姐。十年前湖墅十姐妹学雷锋的事情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我就是发起人,一直支持跟着我干的就是我妹妹。后来我抑郁症发作,在床上待了四年,我妹妹也没了……
我有24年精神病史,抑郁症和躁狂症交替发作,现在这阵子很平静,既不抑郁也不躁狂,所以才给你们打电话。我思维非常清晰,我不是疯子,如果是,那就是一个非要学雷锋的“疯子”。
我不停地想,脑子转得飞快,人却不会说话。被送进精神病院37岁之前我是一个正常人。
1978年我调到一家区医院,那年31岁,让我当防疫卫生保健科主任,我当主任后这项工作就年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当年整个绍兴地区建成八座农村自来水站,其中有六座在我们区里。
医院在山区,全区248个大队,那时候还叫大队,我到过246个。全区的地形,现在一闭眼还清清楚楚,我带人勘察地形,看哪里建水站更合理,精打细算为农民省钱。
两年后我入党了,1980年7月15日。怎么记得那么清?这是一个人政治生命诞生的日子,当然记得清。
1982年系统准备上报评我为省级卫生先进工作者。没想到噩梦也开始了。
某位女领导大概怕我红了会取代她的位子,连续在医院三个集体会议上批评了我的工作,当场有人对我指指戳戳。
我整个人傻掉了,心里非常难过,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对我无限上纲公开批评?自己全部的努力都被否定了,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做?
我不停地想,脑子里转得飞快,人却不会说话,成天坐在办公室发呆,也不做事。走路走着就会停下来站住,站在那里半天不动不响,开始同事们还喊我叫我,后来他们都怕了。
要说领导批评也算不得什么重大打击,为什么会引发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因为我这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举个例子,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消息出来后我激动得要命,可是我看到别人都无动于衷,真是奇怪,这可是国家特别大的大事啊,怎么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的呢?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做人的目标要先定下。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怎样才能不后悔呢?我一生都后悔我的婚姻,那是另一个故事不说了,他人也早就死了。但我们这种婚姻一直维持得很好,我从没想过要离婚的,那年代,好人不离婚。爱情的目标没了,我就想要事业的目标,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如果说一个人有初衷,这就是我的初衷。
还有个遗传原因。我外公的弟弟,小外公就是发躁狂症,38岁时死的。一天,小外公看到窗子外面的地上有许多金元宝,其实是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冲到外面一看,金元宝没了,他发病了,骂人打人砸东西,就是通常说的武疯子。家里没钱治,发来发去就发死掉了。
我也那样。白天晚上胡思乱想一个多月,跟谁都不说话,也没有人亲近开导我。突然有一天在上班时躁狂症发作,骂人、砸桌子、摔板凳,单位里派人和我弟弟一起把我扭送到了精神病院。
第一次还没住院,医生开了药。弟弟每天强迫我服药,我把药片塞在舌头底下,张开嘴给他看,等他一转身我就“啪啪”吐掉了。
家人只好送我到古荡。杭州精神病院老早就在古荡,骂谁有精神病就说把你送到古荡去。
我担任大组长,组里78个病人被我管得牢牢的,医生见我就笑从1983年起,24年里我先后住过六次精神病院,最长的六个月,最短的几十天。工作——发病——工作——又发病,以前那个我已经不在了。
很有意思,发抑郁症的时候我不说话,发躁狂症的时候我拼命说话;发抑郁症时我极其自卑,发躁狂症时我极端自大,你们算什么?我是千岁娘娘!说话没人听我就唱歌,天天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唱得邻居都关上门,叫我不唱我还要唱。好像那时候精神病人很多,住院都住不进去,我三弟到古荡求了三天,才被接收。到医院去的车上我突然平静下来,神秘地告诉他们:“我是到医院做卧底的,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时候医生真好,给我剪指甲时哄我:“你是做大事的人,这样的小事就让我们替你做吧。”我就很高兴很听话。
很巧,精神病院有个医生也是卫生系统省级先进工作者,他名字曾和我一起登在报纸上,我记得这个名字。我记性很好,到现在一直好。我住院后逢人就说:“我跟医生一样,是省级先进工作者,你们不要瞧不起我。”医生就找我说:“你是先进,干大事的,能不能做病人的大组长?”我高兴死了,就做大组长。
有些病人很可怜,半年都没家人来看一眼。我把家里送来的水果和点心都给他们吃;我组织人打扫卫生、擦玻璃,把窗子擦得跟镜子一样;我还要他们吃饭排队,过去一到吃饭就乱成一锅粥。我办法很多的,我说从现在起,谁要是不排队,我就叫医生不让他出院!病人最怕不让回家,立刻乖乖排队。
医生最头疼的就是病人天天骚扰他们开早会,我当大组长后每天早上站在那里挡牢,谁也不许走近这个区域。我一站,病人就走开了。大组78个病人被我管得牢牢的,医生见我就笑。
精神病人里面,有很多会说英语的人,我就跟他们学习交流。有一次德国人到杭州精神病院来参观,一大帮人还扛着摄像机。我立刻背过身低下头,我可不想作为精神病人被他们拍下来。
忽然德国人问:“有谁会说英语吗?”没有一个人应声,我急死了,你们不是英语说得很好吗?为什么不说给外国佬听听,还以为我们没本事。头脑一热我马上站起来举手:“我来说。”
我说了三句:I love my motherland(我爱我的祖国);I lo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我爱中国共产党);I love the People摧s Republic of China,welcometo Hangzhou.(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们到杭州来!)德国人问:“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流利的英语?”我回答自学的,他们鼓起掌来。
1962年版的《雷锋日记》,我珍藏了46年。那时我是少先队中队长1994年5月7日,老公脑溢血死了,才51岁。这一天我好像有心灵感应,当天突发躁狂症,五天五夜不吃不睡,背个照相机满街跑,到处找新闻。那时我是诸暨报的通讯员,我的证件是80号。
我虽然是一个精神病人,但我不服气,不认输。我想精神病不是判了死刑,如果我还是活得有目标有理想,可能这病永远不会复发。不能从事正常工作了,我就学习写文章,我还是鲁迅文学院的三年级函授生。20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过通讯报道、卫生科普文章和微型小说等,大概有几百篇。
2000年2月14日,《都市快报》发表了我的《漂亮地灯屡屡变瞎》;4月21日,《浙江工人报》发表了我的《呼吁:请不要践踏国徽的硬币》。平常我在街上走,一看到地上有一分两分的硬币,我就要扑上去捡起来,常有人对我白白眼,嘎贪小财。其实我是看到有人踩着钢币上的国徽走过去,我受不了。总共捡了一大包在那里,后来1角钱的硬币上改成兰花图案了。
有人说国家是空洞的,个人才是实在的,我不懂为什么?在我眼里,那颗爆炸的原子弹,钱币上的国徽,街上的房子、路灯这些东西都叫做国家。还有人,也是国家的人,中国人就代表中国,美国人就代表美国,中国人里面最能代表国家的人就是雷锋。
有一本书我珍藏了46年,1962年出版的《雷锋日记》。那年雷锋战友乔安山来杭州,还在本子上题了词:向十位大姐学习。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也有自己的偶像,我的偶像就是雷锋。而且我们对偶像的忠贞度是一生一世的,不像今天的年轻人朝三暮四。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那时我是少先大队的中队长,当时我就发誓:这一辈子要听毛主席的话,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辈子好事。
从学校毕业后,我曾在建德工作十年。我看到山里人穿的袜子容易破,天冷,围在火堆边火星一爆就破了。送到镇上补一双要五角钱,我就想帮他们补袜子。无师自通,补好后花纹图案一样的,免费修补,来者不拒,几年补了几百双袜子。那时我就感到,你对人一分好,人回报你十分好。山里人送我鸡蛋、面条、红糖,我妈来了家家拉了去做客,做那种贵客来了才吃的玉米面饼,外面皮很薄里面包很多的菜,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真好吃。
我一个人做好事,说我有病。我干脆拉支队伍起来,大家学雷锋做好事1994年8月2日,我妈妈生病,一个月后就走了。妈妈没有了,几十年之后我又回到杭州,住在妈妈的这间房子里。14年了,也可以说饱受人间冷暖。
开始邻居们并不知道我有病,后来听说了,大家看我的脸色就不对,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背过脸互相使眼色做小动作,我都习惯了,也不当回事。
改革开放以后,我也想搞经济做生意,还开过花木公司,帮人代售珍珠等。
诸暨的珍珠很有名的,但是我卖掉的不如送掉的多。那边亲戚就说:“算了,你自己处理吧,我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