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老太太就是我，照片是在儿子的追悼会上拍的。儿子从突然患感染性休克住院到病情突然恶化去世，只有短短四天。1999年3月9日是他的忌日，那年他42岁。追悼会在杭州殡仪馆举行时，温州有三十多个他的校友赶过来参加。
追悼会刚开始时，不知是谁给我拿了把椅子，我还能机械地坐在遗像边。后来遗体要火化了，人群涌动起来，我也有点失控，一定要去火化炉边，谁也拦不住。这时有一个饭店的副总经理走过来说：“阿姨，我路熟。我带你去。”他是儿子读中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他这样说，我没法不信。结果就被骗到外边绕了一大圈。等到回来时，骨灰盒都已经捧出来了。
儿子去世前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实验室工作，生病后回杭州治疗。在杭州的追悼会举办几天后，昆大又在澳大利亚办了一次追悼会。校方租用了当地的大音乐厅，追悼会办得很长，很隆重。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在国外的追悼会，以为外国人不会哭，因此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在这种场合失态。结果，上台致辞的儿子的同事们和当地华人协会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泣不成声，发言多次中断。有一个澳大利亚学生叫马克，他哭着用中文说：“健没有了，我没有指望了！”最终，我哭得不能走路。那天，外面的雨下得好大，像南太平洋上的台风来时那样，直到今天还给我留着很深的印象。
儿子叫周健。这是他的悼念册，里面保留着好几副挽联，其中有一句“忍听涛声慰悲声”，常让我回忆。
澳大利亚的珊瑚海绵延两千多公里。我在澳大利亚居住那几年，和我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常去海边玩。在一些沙滩上，沙子像白米粒一样雪白。听海浪声很凶猛，打在身上却很柔和。那里太阳很厉害，我年纪大了，不能长久地站在很烫的沙粒上，多数时间都是在休息。儿子总是小心地挑地方把钢丝床架好，铺上垫子，撑起遮阳伞，看着我躺下了，才去游泳，还不时回来看看。他去世后，我又在澳大利亚待了半年，情绪低落，很长时间没有心情再去海边。
一晃就八年过去了。老天让我这个优秀的儿子这么早就死去，我还是不能接受。他只能活在这个档案袋里，天天伴着我。
资料三：一本老相册，扉页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黑白的照片，都用相角粘在黑纸片上，最小的只有半寸。上面有撕过的痕迹，有不少白点残留着儿子小时的照片，现在留下的不多了。很多都已撕下来，交给我媳妇带去澳大利亚当留念了。媳妇是儿子在温州医学院读书时的同学，照儿子的话来说，他们在一起做课题时就像是一个“工作队”。儿子去世后，我媳妇在家里设了一个灵堂，每晚都要进去对着遗像聊会儿天，谈谈工作和孩子。
这是我和儿女的合影。我是江苏如皋人，日本投降那年参加的新四军。
1951年，我28岁，经组织安排，和比我大16岁的老周结婚，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从小就喜欢自己做玩具，做皮弓玩从不讨饶，没收一把做一把。当时只是以为小孩灵光，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本事。
“文革”开始后，单位里开始揪人，我和老周都被打倒。造反派说，你们以前都是先进，越是先进，放毒越多。于是，我们都被送到农村去改造，家里只剩下儿子和女儿。我每隔两星期才能匆匆忙忙回一次家，最担心的是，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去粮站把米买回来。结果发现这真是小事一桩：我儿子找了一块木板，再装上四个旧轴承，就做成个简易小车，拿根绳子一拉就上路去运米和搭配的番薯了。他后来那么能做实验，也许就是有点动手的天赋吧。
当时，被监管着的我一天到晚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次刚进家门，没想到我儿子向我来晚汇报了：“我犯了错误。早上姐姐烧好了泡饭，我却想吃烧饼油条。我有资产阶级思想。”唉，我这个当母亲的几乎大哭一场。
好不容易我和老周才被“解放”，重新回杭工作。一家人没团聚多久，“上山下乡”就开始了。女儿去了余杭，按规定儿子可以留城。可是老周“左”，竟叫儿子到淳安县最靠近安徽的一个生产队去下乡。在我的反对下，最后总算订下“家庭协议”：春耕时去，双抢后回来。我好不容易才把儿子的伙食安排在公社里，可以吃得好点。
熬了半年，眼看儿子快回来了，可是老周又想让儿子在当地找个对象。他瞒着我写信给淳安的老战友老孙，让他帮我儿子介绍对象。老孙也有个女儿正下放在农村，和我儿子还在同一个公社，老孙又喜欢我儿子，所以这信看起来，很像是向老孙家的求婚信。还好老周贴邮票时，以为淳安是属于杭州市范围的，只贴了四分钱的邮票，而当时省内的信要八分。所以这封信被退了回来，正好落在我手里。我马上写信给儿子：“见信速归！”那是在1975年。
儿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这次回来后，和我特别亲，经常到单位来接我下班。他那时还是个怕羞的大男孩，不上办公楼来的，但又不知道我在不在，就在自行车棚里找我的车，守在那里。就这样，一直到他后来离杭读书。
资料四：几张毕业证书的复印件
学生周健，在温州医学院医学专业修业伍年，成绩合格，准予毕业。校长钱礼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周健在我校成绩合格，授予医学硕士学位。浙江医科大学校长 郑树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周健在我校成绩合格，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河南医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董民声 一九八八年五月我儿子从农村回来后，在“六一”针织厂里当过搬运工，后来进了留下的522厂（无线电设备厂）。他这个学徒常被老工人夸，因为他的手巧。那时书没得读了，我们也没希望他还成什么才，只希望他能成人。就安心当个好工人吧。
可没过几个月，突然听说要高考了，而且不再是“工农兵”了。儿子到新华书店排了一夜的长队，买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一个墙门里的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复习。发榜时，儿子考上了温州医学院。
这时，老周的眼光又高了，不同意儿子去温医，要他再等一年，去考浙大。可是儿子说，我不能再等。只要有得读书，我西藏也去。
儿子去温医时，我最担心的是他毕业后回不了杭州。而儿子意气风发地对我说，放心吧，我会用成绩打回来的。五年后，他真的从两百取一的比例中冒出来，考进浙医大读研究生。
现在碰到儿子过去的老师，他回忆说：“那批人是真的要读书啊！”大冬天夜里，儿子穿着棉大衣却光着脚看书，说是脚热了要睡着的；一只录音机不离手地到处拎，上厕所时也拎进去，垃圾时间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就这样一直读硕、读博，后来又到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去工作。
时间虽然是儿子最耗不起的东西，但是他在浙医大读书这三年，每当我到朋友家去串门时，只要他知道，就不会让我一个人去。那时我家住的朝晖二区还是个偏僻地方，没有通公交车，离中北桥的车站还有些路。他每次都是骑自行车先带我到车站，然后赶快骑车去松木场的车站。等我坐车到时，他往往已经到了，再骑车带我去朋友家。快进门时，他总是对我说：“妈，你们慢慢聊，我是带书来的。”然后就坐在外面静静地看书，等待着再送我回去。
资料五：一张普通的白纸，翻过来却让人吃一惊。
“儿子媳妇都是好学人才，重点培养……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应当处处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摘自周健父亲的遗嘱
这是老周的遗嘱。他干了多少年革命工作，去世也是熬到1988年的7月1日才走。周健当年8月就要出国了，他知道，遗嘱写得像批示。不错，儿子真是家里重点培养的。十年寒窗，研究生、博士生的津贴少得可怜，全靠家里寄钱。
现在要自费去英国剑桥读书了，钱怎么办？只好四处向亲戚们去凑。
向人开口真是不容易。有个亲戚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听说有美元。我们向他借钱后，他趾高气扬地送来两百美元，话说得很高傲。儿子的自尊心强，当晚就把钱还了回去。最后，还是如皋老家的亲戚筹到了一点兑换券。由于从来没在银行里汇过款，还是照他们的老办法，把钱放在棉袄口袋里，打个包裹寄过来。
这是我儿子在英国的照片，人有点发福。都是垃圾食品吃的。在英国，蔬菜很贵，猪脚爪比青菜便宜。鸡一英镑一只，一丁点儿大小的萝卜也要一英镑。所以他们这些穷学生就吃洋人不吃的那些荤菜。
干活赚到点钱，他有时看到有国内没有的试剂，忍不住就自掏腰包买了。在国外，实验室想要的东西，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有，老板都会在一周内拿来。而在国内，限于条件，没有几个月是办不好的。他在把这些用血汗钱换来的试剂寄回来的同时，总是说：“几个月后我就回来了！”
但最终他还是没回国——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后来，我儿子又去过澳大利亚、美国工作，事业上的竞争很激烈，压力很大。有个朋友想找他，结果每次去，总发现自己是实验室里的一个打扰者。这个朋友感到不好意思，但儿子却说，他对“打扰”的感受更深。儿子在温医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学，是温州平阳人，后来只身到意大利，刚开始时在一个饭店里当伙计。儿子到意大利开会时，跑了好多路去看他，但正好那个同学在烧菜，老板不准他出来。儿子在大堂里等了三个多小时，老同学才见上了面。那种“打扰”的滋味，真让人刻骨铭心。
资料六：一包信件。信纸的背面，有些是一张简易的英文地图，也许是写信者白天去过的地方；有些是经济担保书，透露着写信者创业的艰辛；有些是废纸，也许就是在实验室里写就的。
“……我们的前途取决于我们发表的文章数量和质量。1991年5月”
——摘自周健的信
“小健从西雅图回来后，又拼命干了。课题开了好几个，忙得够呛。1991年9月”
——摘自媳妇的信
1990年，儿子到了澳大利亚，通过了澳首都堪培拉医学实验室的最终面试。
那是澳洲第一流的实验室，但儿子去那里看过后，发现有一个情况非常不适合他。也许是为了保密，那里有个规定：下班后，实验室里不能留人。这对儿子来说影响太大——他是个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的人。在浙医大读研时，为了在半夜里进实验室，他经常翻墙。
所以，儿子后来还是去了昆士兰省省会布理斯班，在昆士兰大学的实验室工作。那里的老板是和他在英国结识的。这是他坐在那个实验室办公桌前的照片，有点挤吧，像个教室似的，前后的桌子是别人的，他正好能坐进去。旁边墙上的柜里挤着十几个大文件夹，都是他的资料。实验室门口车位不够，几个同事就“轮出”，每天有一个人到外面去停车，再走点路上班。
这点困难对儿子来说，小意思了。他在国内实验室时，所有工作都是一个人包办的，还要自己洗器皿。这可不是洗碗，洗试管洗到手指都被割破，有的特殊器皿规定一天要洗30遍！否则会影响精度。但在澳大利亚，儿子不必被种种辅助工作占去研究时间了，所以他有时说：“国外干一年，抵国内干五年。”
在洋人堆里搞研究，关系要简单些，光明正大地竞争，看到竞争对手出了成果还上来握手祝贺。而儿子在国内时，一些人际关系就处理不好。他在国内某实验室做实验时，非常用功，在实验室里坐得太久，裤子坐得后面豁开，只好穿着白大褂回宿舍。一些不干活的人很排挤他，说他像个只知道干活的乡巴佬。
儿子在国外，始终还是他在国内的这种做派。减价的T恤衫一买就是十件，却只有一件西装，是参加学术会议时穿的。有些外国学者的门一开始是对他关着的，但他好像总是有“开门”钥匙——这就是他的论文。
论文发表了，在高兴之余他会说，这篇文章虽然也是登在一流杂志上，但比《自然》和《科学》的级别还是要低一些。《自然》和《科学》是国际学术界最有名的两本杂志，在那里刊登论文是他梦寐以求的，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唉，老天给他的时间太短暂了。
资料七：又一包信件。信纸都鼓鼓地塞在信封里，正反两面写得满满的。
有时在角落里写着：“注意反面！”
“爸妈：先后两封来信收到。爸妈的第二封来信与姐姐的信同一天收到，我们称之大丰收。”
“不知周凯（周健之姐，医生）能否有机会学一些血液分型技术，我们实验室经常有此类化验人员空缺……不知今后是否有机会（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找一个工作。”
“鲍鲡（周健外甥女）打完电话后，我们认真地想了她（到澳大利亚后）的名字，觉得就叫Lily Bao。Lily是百合花的意思，在这里非常流行。正好音也对上。”
——摘自周健写的家信
资料八：“亲爱的先生：我请我的母亲伴同我的儿子到澳大利亚来……恳切地请求你们给予协助解决此事，使我们分离已三年之久的家庭能在澳团圆。”
——周健写给澳大利亚移民部门的签证申请书
我是1991年赴澳的。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没有车根本不行，跑10公里路买菜是很普通的。每个星期六早上，儿子就开车带着我，出去买回一周吃的菜。我则给儿子、媳妇做出了久违的中国风味：做豆瓣酱，还用包心菜做霉干菜，他们吃得都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