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时间就是生命，必须争取救灾的主动权。许勇决定不等大部队到达，不等道路修通，尽早把救援工作向乡村拓展延伸！许勇和指挥部的同志们反复研究，终于寻找到一种简便快捷的方式。他们采取美军发明的“蛙跳战术”，派出10多个小分队，由远及近，逐次推进，搭乘直升机前往各乡镇开辟直升机起降场，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同时实施紧急救援，安定人心。
有的同志对此感到不解，私下议论说，现在全国关注的焦点都在汶川县城，我们应该快速向那里挺进才对。许勇一听就火了：“我们是来救命救灾的，还是来抢彩头的？哪儿灾情最重，哪儿就是我们的战场！”
就这样，又一条空中“生命通道”被打通了。飞机轰鸣，从天而降，在偏远乡村困守数天望眼欲穿的灾区群众看到解放军来了，亲人来了，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许多人失声痛哭，拉着战士的手不愿放开。
小分队给他们送来了急需的矿泉水、食品，并转送出大批伤员，其中还有孕妇和儿童。由于许勇大局在胸，科学运筹，提前在所有乡镇开辟好了起降场地，使得后续部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搭乘直升机进入各乡镇。
5月18日上午，在余震不断的什邡救援现场，胡主席指示要组织精干小分队，带着食品和药品，火速赶往深山乡村进行救援，真正把抗震救灾工作延伸落实到村。令人欣慰的是，许勇和战友们已抢在时间的前面，他的蛙跳式小分队已在当地的20多个村寨营救出了近千名群众。听到胡主席的号令后，许勇的小分队又迅速从水陆空三线全面出击，将立体的生命通道延伸到更偏远的乡镇、村寨，去营救更多的受灾群众……
樊建川，一个人的集结号
口述 樊建川 整理 曹晓波
参观展区，等待采访——晚上八点，我在办公室等你
（采访手札一：2007年12月25日，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一个出过“三军九旅十八团”的军人之镇，曾以抗战上将刘文辉、四川省主席刘湘及地主刘文彩的老家而蜚声蜀地。“三刘公馆”因长期驻军保存完好。民居错落，田园苍绿，村坊似垣。闻名中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建筑奇崛。
车拐北，一座高大的日军碉堡，上塑一个振臂的中国军人。陪同的吴志雄助理说：这是用45吨平板车从天津拉回来的，途经某收费站，因超宽，敲碎了一面。被敲碎的碉堡歪打正着，更显士兵的扬眉吐气。建川博物馆员工身着抗战将士服饰，广播里放着《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旋律，让我们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感。吴助理接了个电话，对方说樊总这几天实在没空，没法接受采访。我说：一天见不到樊总，我就在这住一天。
中国老兵手印广场，几十座玻璃立屏，2000名抗战将士的激光手印，有名有籍，鲜红醒目。蜀中特有的冬雾中，中国壮士群雕广场肃穆沉重，202名真人等身的塑像，煞费心思，按抗战初起的地域顺序布局。由于其中有蒋介石、谢晋元等国军将士，群雕一度被禁，樊建川曾有过沙埋的打算。
“抗战文物陈列·正面战场”，馆标旁有明显的其他字痕，吴助理说，当初叫“国民党抗战馆”，批不出，重新命名的。进馆，我在蒋纬国的题词“民族正气，长存人间”前停留，吴助理突然告知：樊总要见你。于是，坐了园区电瓶车，出抗战展区，进公馆展区。
金桂公馆，一个以红色年代生活为主题的公馆酒店。吧台正墙，两万多枚毛泽东像章一片金光，居中一枚，脸盆大小。接待厅的摆设，有“文革”旧物。50岁的樊建川，披一条大红围巾。）我们先见一个面吧，现在聊，太仓促。下午省政协有个会，晚上刘永好请客。
这样吧，你先参观。晚上八点，我在办公室等你。
（采访札记二：五点半，闭馆，我走完九个展馆。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有抗战、“文革”、民俗三大系列十个展馆。
车赶往成都，一路堵车，到了“一环”，已过七点。吴助理接樊建川电话，樊已回办公室。我们在路边匆匆吃面一碗，赶往建川集团公司——一个菜市场的楼上。
从二楼的办公区到四楼樊建川的办公室，楼道里挂满了老照片和文物信契，有历史的纵深感。樊建川已在室内等待。）抗战文物，长歌当哭——一批抗战文件要出手，日本人得知，一表态就出20万。我说不能拍，结果，拍卖公司不拍了，卖给我
我收藏的一张1940年汪伪政府印制的南京地图清晰标明，南京最高法院的隔街，有两大一小三个水塘。东史郎败诉，就因为后来的南京地图上，原“高法”前没有水塘
先叫××把余秋雨的字拿来。哎，年底的破事太多。
你的文章准备用什么名？（曹：用你的书名，《一个人的抗战》。注：现在改成《一个人的集结号》，因为樊的收藏不仅仅只体现抗战情结。）下午你都看了，那只是我收藏的万分之一。不是大话喔，“文革”的大字报、传单、日记、书信、判决书、自杀遗嘱，我有四吨。
我今年50岁，真正踏入社会，整30年。1977年到1992年，前15年，在摸索。1993年，我辞去副市长，到成都打工到现在，这15年，才是真正做事业，做收藏。
30年，三次重大选择。一是从重庆三医大（第三军医大学任教）到宜宾市政策研究所当干事，高收入到低收入；二是辞了宜宾市副市长，到外企打工；三是最近，我把博物馆的所有，连同500亩地、房屋、藏品，全给了国家。按法律走的，无偿。多少价值？不算文物，算当时拍的土地、建筑的投入，两个多亿。
（秘书将余秋雨的字打开，一米见方：“中华儿女到此，谁不长歌当哭？收藏民族记忆，实乃千秋功德。题建川博物馆丁亥冬日余秋雨。”曹：看了战俘馆，我也有“长歌当哭”的感觉。）战俘馆是程泰宁设计的，是你们老乡，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的总建筑师。你们黄龙饭店就是他设计的。安仁的这些展馆设计，我请的都是中外名家。他们怎么说，我怎么干。就是战俘馆，我和程泰宁拧了。展馆的墙面整体浇注完毕，按程泰宁的要求，墙面需装饰。我说停，就这样。我说我就要这效果，粗粝、陋劣，这才符合战俘那种被遗弃的感觉。
我最初是在1966年，与小伙伴争执的时候听到了“俘虏”的字眼。那小孩说：樊建川的爸爸是个俘虏兵！我回来问了我爸，他沉默。后来我知道，抗战时，我爸在阎锡山的晋绥军与日本人作战。1947年，21岁，被解放军俘虏后，一直升了炮兵连长。所有的光荣与奖章，都不能抵去那瑕疵。这还是被我军俘虏，被日本人俘虏了呢？
被日本人俘去的中国官兵，估计有百万以上。慷慨从军了，英勇杀敌了，身不由己被俘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没“碎”。回避、淡化、掩饰、失语，连个数字都没有。抗俘们生不如死，死沉深海。尤其女俘，还要付出女人的牺牲。
上天有眼喔，我从日本收来的照片，让她们在万分不幸之中留下了真实的面容。（曹：是的，看到几个女八路成了慰安妇的无助，看到女军人成本华被俘后的轻蔑笑意，到现在，我心里都很沉重。）你一个下午看了几个馆，我每一份资料都要拿放大镜看半天。有一张“魏文全”的照片，我现在才知道留下镇就在你们杭州。（我从资料中找出魏文全的照片。）是的，就这张照片，在监牢照的，胸前囚号5号。原照片的日文不到20个字：“支那军女便衣头目，魏文全，25岁，留下镇捕获。”她肯定不是杭州人。看她的脸，苍老；看她的手，枯槁，骨节突出，有捏过双枪的威风。《抗俘》一书中我这样写：“我未能查找到留下镇的具体方位，我很想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因为，留下镇留下了女杰魏文全。”前几天，杭州地志办有一个女的读了这书，打来电话，说留下镇就在杭州。
还有一件文物也和你们杭州有关，扇子，扇面印的是1937年杭州市政府编的抗战歌谣，小楷。（《一个人的抗战》第175页，有扇子照片，摘歌谣一段如下：“捡了些瘦瘦矮矮的中国人，戳瞎眼睛割下身，拍了照相送日本，算是我们杀死东洋人，电报打得一天星，回去讨救兵。”杭州味很浓。）为了和平，收藏战争。这是我的宗旨。现在我有抗战文物2万多件。所有文物中经北京专家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57件。来源，一是老兵；二是留学生；三是古玩商。还有华侨、文物店、拍卖公司。
可以说，浮在表面的，我基本见了就收，一网打尽。深层次的，比如1945年日军投降时上缴的“113件关防（公章）登记册”，1946年台湾省行政公署上报中央的“解征日侨遣送名册”（这两件后来都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就靠“挖”了。
有一次，中国书店拍卖公司告知，一批抗战文件要出手，起价才几万。日本人得知，一表态就是20万。我说不能拍，一拍，这价没个谱。结果，拍卖公司帮了我。
不拍了，卖给我。
2004年夏天，傍晚，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一个电话打来，号码很熟。一接，是长期与我合作的文物商，他说天津一位王先生藏有一套日军日记。我问他一套是什么意思。他说有七八本吧。我说真是当年日军的？他说应该是的。
我当即买了飞机票连夜飞天津，第二天一早见到日记。当时的心情，很难重述。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是真的。日记七本，附带一本影集，我如数掏钱，当场买下。我不想这批文物再东荡西荡，也许，它会落到日本人手里。
回到成都，我立即找人翻译。迫不及待地阅读。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了我的感受。编辑很敏感，才几天，就决定出版这部日记与照片。这就是《荻岛静夫日记》。
荻岛静夫，1937年8月进入中国，到1940年3月，没有间断过日记。70年前的淞沪抗战、慰安妇的惨痛、日军为试新刀而杀掉几个战俘……都有谈及。震惊，愤慨，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在文物上还原的历史细节。
各种日军侵华地图我收了很多，一张1940年汪伪政府印制的南京地图清晰标明，南京最高法院的隔街，有两大一小三个水塘。有一个日本老兵东史郎，侵华的负罪感，一直使他心灵不宁。他写的《阵中日记》，记述了原分队长桥本治光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焚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炸死。
1993年4月，桥本治光以日记“不实”、“毁损名誉”，将东史郎告上东京地方法院。因为，后来的南京地图上原“高法”前没有水塘，桥本甚至说“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要求东史郎赔偿损失。轰动一时的“东史郎诉讼案”，审理长达六年，最后东史郎败诉。我这张地图，可以证实东史郎的述说方位是正确的。问题是，东史郎的《阵中日记》是后来追记的，在法律上就失去了证据的作用。
不少日本老兵看过我的抗战文物，深有感触。有一个盐谷保芳先生还送过我几件侵华的日军用品，2002年，他又来了。我说当年你在东北打过仗，愿不愿意看一看你们的对手，宜宾的英雄，赵一曼？他去了。盐谷保芳说，建川君，平时我向中国人民请罪都是鞠躬一分钟，这次我要向赵一曼鞠三分钟。他鞠了下去。
盐谷保芳鞠的角度大，加上80岁高龄，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我扶他起来，他又补鞠。
我对日本军国主义死魂的复活相当愤慨，但我不赞成上街游行的砸、骂、暴力行为。“奥田大佐在成都栽了！”这一节你注意到没？一张照片：日军飞机残骸上的机身标志，是三菱公司制造的。1939年，日机轰炸成都18次，伤亡3000多人。
我希望日本人能记住史实，希望中日友好，贸易往来。2002年吧，日本三菱公司和我洽谈电梯的出售。说实话，三菱的电梯不错。但我从媒体上看到，日本篡改教科书的赞助商正是三菱公司，我当即终止与三菱的谈判。我就要给它们一点颜色看看，不买它们的电梯。我告诉翻译，我不可能为日本篡改历史间接出力。
我一直想写本书，说说汉奸这个层面。我从小就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当汉奸，背叛是卑鄙的，更何况背叛的是一个民族！又偏偏是在抗战进行之中，出了百万人的汉奸。汉奸不等同骗子、抢劫、强奸，他们本来是一群智商超众的人：
汪精卫、溥仪、陈公博、周佛海、郑孝胥……
令人费解的是，经常能看到郑孝胥（伪满洲国总理）的书法出现在拍卖场上，标价还很高。买去的人悬挂在大雅之堂，沾沾自喜。我不知道这是健忘还是无知。我准备单独设一个“汉奸馆”，能把这个问题挖透，后人的精神畸变就能少一点。新中国文物，收藏近在眼前的岁月——幼儿园的成绩单：“凡建川1957年4月4日出生。能按时入园，遵守生活制度。能正确地计算10以下的加减法，从1数到100……”中国人一富，旧的都不要了。人家搞古玩，我拣人家不要的。都说我是“樊傻儿”，收藏这些“破烂”哈，辞了副市长去打工这一段，来的人都要问这问题。材料上该说的都说了。当官的前景，我看穿了。我辞官来成都，先在港资公司打工，搞装修。后来自己干了，六七个人合股，一百万块吧。我大股，也就十几万块。干了几年，有的人挣了钱，退出了，我将这些股收了进来。现在，我是51%的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