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使南面”、来主持大局？唯“有德者居之”，仁德者“天生我才必有用”。仁德者“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心存恭敬，办事简要，用这种方式去管理员工，一定会赢得员工的拥戴。从简单的事情中看出复杂的问题，这是一种智慧；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是一种能力。用简单的办法将复杂的事情做得干净、漂亮，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用简单的办法去敷衍了事，这是一种不负责任。颜回作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衣钵传人，具有“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等优秀品质，可惜英年早逝。孔子认为，不学习必将成为无知，迁怒会伤人伤己，重犯同样的错误会使人失去自信和勇气。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应吸取失败的教训，从过错和失败中找出应对的方法，不可在同一地方摔二次跤。医院领导应做到“不迁怒”，因为情绪会传染，而且会被放大。领导情绪失控，下属就成了宣泄的对象；中层干部情绪失控，员工就成了发泄的对象；员工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工作、影响病人，并会传给周围的人。作为医院领导应像颜回那样好学，每日反省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不迁怒于员工，勇于承担责任；有了问题和困难，不怨天尤人。医院领导应“广开言路”，善纳“逆耳之言”，杜绝“家长制”、“唯我独尊”的工作作风。
穷人常见义，富人常贪婪，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孔子“君子周急不济富”的思想，对于医院领导来说，也有借鉴意义。员工的贫和富，不可以用简单的经济能力来衡量，而应该用包括精神财富和需求在内的综合能力来判定。有的员工只要求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而有的员工则有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作为医院管理者，既要保障前者的物质需求，并逐步帮助其提升需求层次，又要保障后者的精神诉求。对于不同智慧和悟性的人，应有不同的教育方法。能“举一反三”者，可一点就通；而对于悟性不高者，应帮助其认识自己，逐步完善自我。“中人之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扶危济困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应“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德者劝以教人”。“雪中送炭”、乐于助人的同时，送炭者和受助者在互动的同时，也在享受一种仁爱、一种沟通、一种境界。员工之间要互存关爱之心，在医院这个大家庭里和睦共处、共同发展和提高。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不懈地做好事。仁德之心应常驻心间，在仁德指导下的为人处世需要一份坚持、一份耐力，应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什么样的人“可使从政”？孔子认为应具备以下三项条件：“果”，果断勇敢；“达”，通达事理；“艺”，多才多艺。只有具备“果、达、艺”这些“仁德”因素，才可使其从政，这些仁者在治理政事时才会游刃有余。贤德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察其所安”是考察一个人的方法之一，安于什么样的环境和生活，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作为医务人员，应安于清贫和辛劳，耐得住寂寞，脚踏实地，不改心中那一份对医学的孜孜追求。对于优越生活条件的追求，也是医务人员的奋斗目标之一，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不管身处何种环境，应以坚韧的心志献身于医学事业。“贵在坚持”其实也是仁心的一种修养。医生要坚持医学的真谛和理念，坚持对医学未知的不断探索，坚持对技术和学术的持续追求。
有人抱怨，虽然自己也崇尚仁义之道，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实行仁德，其原因是“力不足也”。孔子反驳这种观点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如果是力量不够的人，也是走到中途后感到力不从心才放弃前行的，持“力不足也”观点的人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罢了。“半途而废”有时是一种不得已，是尽力后的一种自己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策划不周或能力不够的一种结果。“中道而废”者已经实施了行动，这比一开始什么都不做要强多了。能否做到是能力问题，是否去做是态度问题。医院领导不可故步自封、退缩不前，不可做“井底之蛙”，不可以“力不足”为借口不思开拓创新。一旦目标和任务确定后，应动用全部相关资源，坚定不移地去努力，不畏艰难地去尝试，争取条件，一步一步向既定的目标进发。选准目标后，就要“锲而不舍”，以求“金石可镂”。画地为牢、驻步不前、知难而退，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只问耕耘、奋勇向前、知难勇进而“中途而废”，这是一个能力问题。突破心魔，改变心智模式，打破常规心理和心态，可以鼓舞人不断学习、不断创新。行动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哪怕其结果是“半道而废”，但行动总是追求最佳结果的，即“完善”和成功，而不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在儒家看来，君子以仁为要，小人则以名利为重。
对待学习的态度决定学问的大小和事业的成败。爱学是一个高的层次，而乐学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兴趣，就会有学习的动力；有热爱，就会有学习的持之以恒；有快乐，就会有学习的成就和领悟。“乐在其中”、虽苦犹甜，符合自然之道，使人、事、物达到和谐统一，这是一件多么快乐和欣慰的事。“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只有真心喜欢医学，潜心为医学事业努力和奉献，终生致力于医学事业的人才会成功。做学问应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应有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乐之者”是忘我的、天真的、自然的、纯洁的、活泼的、用心的、超凡的。做学问应专心致志，不可被世俗所累，应静心做学问，“耻恶衣恶食者”不可能有作为和长进。做学问应多请教，不耻下问，应尽量吸取别人的长处，参照别人的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我师”，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主张学习的内容应广博，“文、行、忠、信”，先博后专，“学以致用”、“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习的目的在于“用”，在于“实践”，并要求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学习的目的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在于修身养性，“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行不由径”、不走捷径、不走歪门邪道是君子所为；“人不知而不愠”，有功而不自夸是君子所为；“文质彬彬”、儒雅人生是君子所为；正直、中庸、热爱生活是君子所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是君子所为。君子为人正派、“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君子为人谦逊，“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如果一个人兼有“祝之佞”、“宋朝之美”和孔子之“仁德”，将会在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孔子“出不由户”的“户”就是仁义之道，万事如能从仁爱出发，就会成功，就会圆满。孔子认为，君子必“文质彬彬”，文采与品质有机结合、配合恰当，必可成为君子，而“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与“质”不可偏废，不可厚此薄彼。“人之生也直”，正直是人生存的基础，不正直的人是不可能立于人世间的，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孔子一直认为“巧言令色，鲜仁矣”，“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要求君子慎言行事，但其对“祝之佞”也是肯定的，也认为有时口才可以免祸。有研究显示，有80％的医疗纠纷是由于沟通不到位引起的，医患沟通是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良方。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口才也是很重要的。之所以认为医学是一门艺术，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指医学实践需要沟通。
沟通是一种技巧，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孔子认为，沟通必须“辞达”，不可“失言”。
智者，“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管理者应致力于引导民众趋于义，而对某些东西应“敬而远之”；仁者，“先难而后获”，只有艰苦的努力和付出，才会有收获和成就。没有耕耘，就不会有收获；没有投入，就不会有回报；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成功，这就是孔子的“先难而后获”。凡事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理想就不再遥远。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拥有梦想，并把梦想变成明确的目标和计划；要融入知识，倚重技术、经验和学术；要全力以赴，毫不犹豫，立即行动。“智者乐水”，故“知者动，知者乐”；“仁者乐山”，故“仁者静、仁者寿”。山水之间，蕴含人性的优点；天地之间，隐藏人性的精气。智者和仁者崇尚变革，只有变，才会有发展和前进；只有变，才会有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只有变，才会有思想解放的渴求。变的积极意义，是“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智者，虽知“井有仁”，但不会盲目下井救人，因其深知如果自己身陷其中必不能自拔。智者“可逝、可欺”，但“不可陷、不可罔”。
一个人虽“博学于文”，但必须“约之以礼”，从内心到言行，从精神到人格，从骨髓到灵魂，都应有所约束和规范，应有所遵循和规范，使自己的身心和举止不偏离正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最高尚的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中”。“中庸”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是一种道德标准，是一种公正和坚定，是一种合乎礼仪的合理和适度，也是一种平衡和应该。“中庸”者反对“过”（过度）和“不及”（失度），主张中立公正，主张和谐合理，但“中庸”绝不是折中、调和、和稀泥，而是一种在正确原则指导下的、为人处世的智慧和途径。
孔子认为，仁者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认为，做人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少坏人和小人，就放弃了仁义道德，放弃了对正义精神的追求。君子在内心深处必有自己的信念和气节，有自己的主张和思考，也有自己的原则和规范。虽然，君子常有“高处不胜寒”的感叹，但只要其懂得适应变化就不会感到寂寞和痛苦，以“外忧而内不忧”的境界保留自己的一份坚守。如果外部环境变化了，还不懂得去变通、去适应和调整，这就叫“迂腐”。“勇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应该用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来衡量内心的抉择，用灵活应对和变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理想。人生是一条路，执着是路标，信念是目标，坚强是方向，变通是步伐。方向和目标必须明确、清晰，步伐和信念必须坚定、有力，但前进的节奏和速度应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执着是一份信念和坚持，变通是一种手段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