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1917年6月16日，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1917～2001）出生于纽约基斯歌山脚下的豪宅“七泉山庄”。凯瑟琳生来就是千金小姐，她的爸爸尤金·迈耶是个金融家，因为投资得法，积累了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成为名震华尔街的大银行家。后来，迈耶先生还曾出任公职，当过胡佛总统手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世纪40年代，在杜鲁门执政时，他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任行长。
格雷厄姆家族在当时也是财大气粗，凯瑟琳的爸爸尤金·迈耶不仅是“巴黎市百货公司”老板的儿子，而且早年在创业时就继承了家族传统的经营管理能力，并且富有进取心和创造精神。他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是威廉·爱德华·拉基写的《人生》，受这本书的影响，他严肃认真地为自己的一生制定了周密的计划：28岁时结婚，到40岁时干出一番事业，50岁退休，退休后先竭尽全力为大众谋福利，然后在德高望重之时安享晚年。迈耶的人生轨迹与这个计划基本吻合，除了结婚时已过而立之年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有规划的人。
尤金·迈耶可以说是个相当成功的生意人，而其中最让他自豪的是被他称之为伟大杰作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凯瑟琳·格雷厄姆，更让他感动惊喜和意外的是，这个腼腆、正直、勇敢的豪门之女，却在后来成为了《华盛顿邮报》的开拓者和尖端塑造者，执掌《邮报》时称雄美国新闻界。
凯瑟琳觉得非常幸运，因为有一个成功的父亲，她时刻以他为榜样鼓励自己进步，但让她觉得难过的是，她的母亲却对自己不太关心，其实不止自己，其他孩子也很难感受到那种温暖和亲切的母爱。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母亲爱格妮·厄恩斯特是德裔移民之女，曾任《纽约太阳报》特约记者，在政治圈内和慈善事业上非常出名。她是一个美貌而自负的女人，大胆、泼辣，富有独立性。可是当她结婚后，却放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风流韵事和政治上，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她似乎并不上心，孩子丢给了保姆，自己则整天混迹于艺术节、政界的朋友中间。凯瑟琳虽身为豪门千金，享受到的母爱却非常有限，以致于她从小就腼腆害羞，和她的几位兄弟姐妹一样，总觉得自己似乎做错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辜负了母亲的期望。
凯瑟琳深深感觉到，父母亲在感情上是多么不融洽：父亲望子成龙，拼命地向孩子们灌输进取精神，要求他们不管是打球、学习或吃饭，都要注意举止谈吐；母亲则对孩子们漠不关心，动辄斥骂，无论自己做得如何出色，都无法得到母亲的赞扬，这在很长时期内都对凯瑟琳性格塑造造成了影响，所以她有时候会缺乏自信。
虽然的母亲对她没有投入太多的关爱，但在凯瑟琳两岁半的时候，母亲在日记中的几句留言，却成为凯瑟琳未来的预言。那天，凯瑟琳的母亲在日记中提到前一天早餐时，父亲和两个孩子充满随意和温馨气息的对话。父亲说：凯瑟琳，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而凯瑟琳的长兄反驳道：她不会成为女性，而是一位太太。凯瑟琳马上说：不，我不是，我将成为一名女性。凯瑟琳的母亲只把这个当作随意一笔，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但事情的变化，就按照预言所说的发展。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伏笔，成就了凯瑟琳后来的杰出。
职业生涯
一、初涉新闻职场，显出浓厚兴趣
1933年，在一次破产拍卖会上，凯瑟琳的父亲迈耶通过中间人以82畅5万美元购下了《华盛顿邮报》。自此《华盛顿邮报》成为迈耶家族的产业，迈耶陆陆续续为这份报纸投入过约2000万美元。当时这份创办于1877年的报纸在华盛顿当地5份报纸中排名垫底，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也正是这份报纸，后来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主流报。
20世纪30年代中期，凯瑟琳转入芝加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此时的她已出落成一位颇讨人喜欢的姑娘，高高的个儿，但是性格仍然腼腆而羞怯。她在芝加哥大学这所乱哄哄但又要求严格的名牌大学里，滋长了一种贵族式的自由感，但她喜欢和穷学生们交往，大学期间，她经常出没于穷学生聚会的哈里酒吧。当时，正值小罗斯福上台不久，信奉温和激进主义的凯瑟琳对新总统推行的“新政”非常拥护。
1938年，凯瑟琳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由于在大学里她接触了不同阶层，因此等到重新回到那仆役成群、富丽堂皇的家里，感觉有点不自在，加上对新闻事业的天然喜爱，她来到旧金山，在《旧金山新闻报》当起了记者。凯瑟琳发现自己热爱新闻事业，在这个濒临太平洋的城市采访了哈里·布里奇斯的历险经历和激进工会的组织者。为了克服自己害羞的弱点，她强迫自己去问别人连自己也觉得十分难堪的问题，她的进步很快，也逐渐克服了自己的性格弱点。在旧金山生活的那段时间，凯瑟琳觉得充实且愉快，显然记者这一职业让凯瑟琳找到了乐趣和自信所在。
遗憾的是，这种令她感到满意的生活只持续了7个半月。因为半年多后，她的父亲召她回家，要她去自家经营的《华盛顿邮报》工作，但是父亲没有给她任何特权。我们可以从凯瑟琳加盟《华盛顿邮报》时当时最为着名的杂志之一《时代》的评论中看出这一点：“华盛顿来了一位标致的21岁的凯·迈耶。她是《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尤金·迈耶的女儿，负责处理读者来信，每周工资25美元。她的父亲说：‘如果工作不好，就撵她走。’”
凯瑟琳的父亲对她是一如既往的严厉，而作为发行人的女儿，凯瑟琳也没有显出一丝骄横，在报社低调行事。她兢兢业业又小心翼翼地工作，后来来到报纸的社论版，凯瑟琳所写的社论条理清晰，也颇为生动。由此可见，她对报纸并非外界所传闻的那样一窍不通，只是始终难以逃脱世俗对女子的偏见。当她站在风口浪尖而又能做出正确判断时，人们不再以貌取人，以身世取人，而对于这名女子的敬意和钦佩也就开始逐渐升华开来。
二、结缘如意郎君，当起全职主妇
在家族报社工作期间，凯瑟琳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菲利普·莱斯利·格雷厄姆，那个让她惊喜让她忧的真命天子。格雷厄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时任法官助理。在凯瑟琳眼里，身材又高又瘦，颇似青年时代的林肯的菲尔（菲利普的爱称）是她所见到的最有魅力的小伙子——生机勃勃、精力充沛、不拘小节、妙语连珠，尤其是菲尔的肚子里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常能让凯瑟琳开怀大笑，忘乎所以。
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很快连续约会3次。在第3次约会时，菲尔向凯瑟琳求婚。菲尔在求婚时强调：“我希望你不会因只有两套服装而不高兴，因为我不会从你家拿很多钱的。”这句话使凯瑟琳更加确信，自己要找的人正是眼前求婚的人，这种菲尔看重她本人而不是她父亲名望与钱财的感觉，让她对菲尔更生爱意。
当凯瑟琳把菲尔带回家吃饭时，她的父母都对这位年轻人表现出强烈的好感。菲尔在和未来的岳父高谈阔论时显得对他所谈的一切都极感兴趣，这使尤金·迈耶深感找到了知音。更为难得的是，连她的母亲也对菲尔大加赞赏，甚至说菲尔“真是十全十美”。1940年6月4日，凯瑟琳与菲尔在基斯哥山庄的草坪上举行了婚礼。
凯瑟琳成为格雷厄姆夫人后，感觉菲尔是个好胜的人，处处比自己要强。
于是，凯瑟琳心甘情愿地辞去了《华盛顿邮报》的工作，专心照料她的如意郎君，成为他的贤内助。很快地，他们先后有了一对儿女，女儿叫伊丽莎白，儿子叫唐纳德。
菲尔没有辜负妻子的用心，他是个才思敏捷、聪明绝伦的奇才，在与凯瑟琳结婚后，日益得到老丈人的赏识。尤金·迈耶开始有意识地把菲尔作为自己在《华盛顿邮报》的继承人来培养。然而，菲尔是个抱负远大、自尊心又很强的人，他希望自己能从政，能在改变国家的前途方面起直接的作用，同时，他又不想沾老丈人的光，更不愿意人们在提到他时首先想到的是他是某某人的女婿。因此，当尤金·迈耶在一次生日宴会上宣布菲尔将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时，菲尔非但没有喜出望外，反而对是否接受这一安排迟疑不决。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老丈人的决定。
1945年，凯瑟琳的父亲将《华盛顿邮报》大权交给她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1946年元旦，菲尔成为《华盛顿邮报》的副发行人，这显然是作为继承人的第一步。一年后，他正式升任为该报的发行人，当时年仅31岁。菲尔在接管《华盛顿邮报》时，该报远未取得后来的这种显赫的名声，在首都华盛顿充其量也只排在第3位。由于报社的广告和发行量都不大，因此财政常年处于亏损的状况，它之所以未倒闭，靠的是尤金·迈耶从其他地方拿出钱来补贴。菲尔也是有个才华的人，他上任后，凭借潇洒的外表和出色的口才，周旋于华盛顿的政界与新闻界，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的总统肯尼迪、副总统约翰逊都成了他的挚友。社交界的女人们尤其喜欢他，就连大名鼎鼎的《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趾高气昂的太太也不例外。
经过努力，菲尔逐渐把《华盛顿邮报》办成了一份别开生面、销量猛增的报纸，并使它从过去22年的不景气的局面中转亏为盈。在此基础上，菲尔急剧地扩大了自己的新闻事业，相继买下了《时代先驱报》、《新闻周刊》等重要报刊，并把触角伸向了电台与电视台。由此，他成为了美国新闻业的新的巨人，为世人所瞩目。凯瑟琳的父亲也觉得很放心，自己选的继承人没有错。
当菲尔为《华盛顿邮报》奋斗的时候，凯瑟琳则甘愿在家做4个孩子的母亲。那些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柔弱温顺的家庭主妇对生活和事业有什么想法，她成了一位以相夫教子为己任的贤妻良母。她曾心满意足地说：我就是那些妇女解放主义者们经常谈到的那种妻子。我是一个二流公民，我的任务是使菲尔和孩子们快乐、平静、安宁，让丈夫安心工作。我是在保姆及家庭教师的照顾下长大的，很少得到父母的温暖，因此我尽可能地陪伴自己的孩子们，作为补偿。我总是与孩子们一起上床，一起吃早饭，下午尽量呆在家里。我喜欢这样做。我确实喜欢如此。
三、中年丧夫，勇挑大梁
然而，命运的天平不会一直眷顾着某个人。由于菲尔拼命工作，不仅积劳成疾，而且工作带来的压力也使得他的神经越来越脆弱。由于他的自尊心特别强，所以对人对事特别敏感，他总是在心里以为，不管自己多么有才华，多么努力工作，人们还是会把他的成功归因于有一个好丈人作靠山。可怜的菲尔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逐渐地失去了自制力。在临终前一两年，他经常擅自闯入白宫，对肯尼迪总统高谈阔论各种问题，使肯尼迪对这位老朋友哭笑不得，无奈之中不得不请求凯瑟琳采取措施，不要让菲尔来打扰他的正常工作。
最让凯瑟琳伤心与愤怒的是，此期的菲尔经常与她怄气，并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调情。到后来，菲尔竟然声称要与别的女人结婚。有好几次，凯瑟琳忍无可忍，很想和菲尔大吵一顿。但一想到医生已告诉她，菲尔已经病得很厉害，任何强烈的刺激都会把他逼上绝路时，这位坚强的女性只能独自咽下苦水。
1963年，凯瑟琳46岁时，患病多年的丈夫在狂躁型精神抑郁症、酗酒和离婚妄想中，用猎枪在乡间别墅的浴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突然变故压得凯瑟琳几乎喘不过气来，中年丧夫对她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有很多人在盘算着落井下石的事情，想趁火打劫买下《华盛顿邮报》，对于一位习惯于“家庭主妇”角色的女性来说，现在面临的任何一项抉择都是艰难的。
凯瑟琳经过痛苦的折磨后，重新勇敢地站了出来。在举行菲尔的葬礼那天召开的报纸董事会上她态度坚决地宣布：这家报纸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家由家族主办的报纸。下一代正在成长起来，我们打算把这家报纸交给他们。凯瑟琳的这番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对《华盛顿邮报》的前途有了信心，也对这位过去长期生活于菲尔阴影下，现在出来收拾残局的女人刮目相看。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凯瑟琳就从家庭走向台前，毅然扛起了接管《华盛顿邮报》的重任，自己出任该报的老板。
6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有一些女记者活跃在新闻界，但主管一级的却大多是男性，更甭说老板了。凯瑟琳担任一把手之后，《华盛顿邮报》人心惶惶，不少名编辑、名记者都想跳槽。凯瑟琳在自传中透露，当时自己是“身处悬崖边闭眼一跳。令人惊讶的是，我稳稳地落在了地上”。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凯瑟琳仍然感到没有把握。虽然她白天坐镇办公室指挥各个部门运转时表现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但每到晚上，她经常从睡梦中惊醒。从梦中惊醒的她不知道自己在何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的一切。
凯瑟琳过去只想做个全职太太，很少过问菲尔的工作，更未直接参与过他的事业。她在自传中写道，刚“接班”时，自己46岁，只有过一点点新闻从业经验，但对经营毫无所知，既害羞又脆弱，生怕问傻问题，怕步入那个由男人主宰的出版界时犯错误。丈夫死后5个月，公司举办圣诞晚会，她紧张得要命，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就为练习怎么说“圣诞快乐”这几个字。当时曾有一位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有许多原因说明《华盛顿邮报》为什么要出售——一家经营不太好的报纸，一个岁数大的业主没有继承人，只有一个寡妇……”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看好《华盛顿邮报》的前途，即使是菲尔的同辈和朋友也说，其实菲尔本人也并不是个出色的报刊发行人，纽约市最优秀的报人、《纽约时报》的赖斯顿告诉她，《华盛顿邮报》是家普普通通、没有定见、没有章法的报纸，并建议她应当改进该报的工作，使她的儿女在继承该报时，不会像她本人这样面临着诸多问题。
新闻界着名人士李普曼批评《华盛顿邮报》冒险精神不强，反应迟缓。凯瑟琳在这一困境下听到这些评论深感震惊，感觉报纸到了危险的边缘。怎么样才能让《华盛顿邮报》逃脱被出售的命运，怎么样才能把它经营成成功的家族产业，这成了凯瑟琳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
四、展露才华，新闻史流芳
凯瑟琳凭借自己一点点新闻经验以及遗传的管理天赋，经营起这家报纸。
起初，凯瑟琳仅仅把自己看成是在孩子们成为公司掌管人之前的一座桥梁，然而她很快表现出杰出的商业才能和对新闻业的深刻理解。在工作的实践中，凯瑟琳逐渐认识到《华盛顿邮报》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得有所创新。而报纸要有所创新，就得首先调整报社的领导机构，尤其是提升一些富有才干的人。她从李普曼等人那里了解到，《新闻周刊》的本·布莱德利是个能够委以重任的合适人选。1965年，凯瑟琳作出了重大决策，提拔着名记者本·布莱德利担任《邮报》的总编，并放权让各级主管、编辑、记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
在凯瑟琳的大力支持下，布拉德利对《华盛顿邮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大量网罗有才干的人，把3名普利策奖获得者和其他一些优秀记者聚集到自己周围，组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记者群。他还大力鼓吹需要制造压力来促进动力，提倡记者之间及编辑之间要相互竞争，看谁头版上得多，谁不适应这里紧张的工作就炒他的鱿鱼，甚至对普利策奖获得者也是如此。布拉德利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华盛顿邮报》面目焕然一新。自此，凯瑟琳初步显示知人善任的才能和眼光，在她的领导下，《华盛顿邮报》进入快速平稳发展期。
1970年，她推动公司上市，引进职业经理人，把《华盛顿邮报》从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改造为现代企业集团，同时重金网罗许多新闻界精英。在她的主导下，报社整个运转机制良好，《华盛顿邮报》逐渐形成了以追踪调查为代表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以消息灵通、材料可靠、文章犀利的特点向社会展示着舆论的力量。
在她执掌《邮报》的前10年里，凯瑟琳通过两件意义深远的大事——着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和“水门事件”，使整个美国为之震惊。《华盛顿邮报》凭借其历史上最优秀的采编人员，敏锐地捕捉到了事件的最精髓部分，凯瑟琳正确决断，勇于承担风险，结果共同成就了这两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业。前者直接形成了最高法院肯定新闻报道自由的一纸重要判决，后者带来的政治震动更是无需多言。自此，《华盛顿邮报》真正成了一家享有世界声誉的大报。
凯瑟琳下决心一定要把《华盛顿邮报》这张报纸辉煌地留给下一代。所以她拼命工作，给那些对她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以有力的回击。慢慢地凯瑟琳找回了自信，在短短几年内她就让华盛顿邮报公司成了美国最受尊重的媒体公司。在她领导下，邮报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报纸、杂志，还有电视台、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站等等，营业收入从8400万美元增长到14亿美元。她是《财富》杂志500家公司中第一个女性的“一把手”，是美联社第一个女董事。
1973年至1993年间担任《华盛顿邮报》董事长，把这它办成了融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于一体的庞大的媒体王国，在财富500家大公司中曾排行271位。
自60年代以来，凯瑟琳·格雷厄姆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与英迪拉·甘地、玛格丽特·撒切尔、特丽萨修女等伟大人物比肩而立，这是因为她是《华盛顿邮报》——不仅在美国首都、也是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一份大报的董事会主席、总裁和报纸发行人。
2001年7月14日，在前往爱达荷州参加一个媒体高级负责人年会时，凯瑟琳不慎在水泥道上摔倒，头部受伤，之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经过几天的治疗，但是终因伤重，不治身亡。医院发言人表示，凯瑟琳跌倒后便失去知觉，脑部严重受伤，在接受多次手术治疗后回天乏术。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7月18日凌晨，凯瑟琳在美国爱达荷州一家医院中逝世，享年84岁。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的声明中高度评论并哀悼格雷厄姆。他说，美国首都华盛顿及整个国家现在都对丧失“华盛顿及美国新闻界挚爱的第一夫人”而深感哀痛。
新闻思想
一、“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凯瑟琳是一个报业经营人才，她给新闻界留下的一大遗产是她维系了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和自主经营企业这双重属性之间的平衡，严守报纸发行人的权限，尊重新闻编辑自主权，维护《华盛顿邮报》新闻业务的相对独立性。在美国，大多数报纸采取发行人制，发行人作为业主（或其代表）主要负责报社的宏观管理与协调，编辑权则授予编辑部负责人，一般不过问报纸内容的处理。这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一种结果。凯瑟琳认为，编辑部门应该有真正的自主权，才能办好一份报纸。她把这种自主权视为社会赋予的使命，而不是业主的特许。
凯瑟琳践行了自己的理念，做一个称职的发行人，从不干涉新闻编辑的任何事务。她在编前会上很少发言，也不干涉《邮报》的报道方针和报道内容。
《新闻周刊》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反映，报道新闻时他们根本不需事先向凯瑟琳请示。这一点即使美国总统也难以相信。林登·约翰逊总统曾说：“老天啊，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坐在她的办公室，她应该知道记者到底在写什么。”但是凯瑟琳却告诉他，每一个政客都相信发行人坐在办公室对记者发号施令，甚至告诉他们写什么，什么时候写，但事实不是这样，编辑有自己的权力。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媒介业主没有或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凯瑟琳认为，编辑部门应该拥有真正的自主权，这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她把这种自主权视为社会赋予新闻的使命，而不是业主的特许。美国主流新闻界奉行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分离的原则，保证新闻资讯的客观与平衡；社论则可表述本报的意见，诚所谓“事实是神圣的，观点是自由的”。这种“公”与“私”明确分开的准则，保证了新闻报道的“无倾向性”和“不偏不倚”。这就是《华盛顿邮报》的突出风格，也是它的报道真正能够经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关键。然而，这一切也必须依赖于凯瑟琳在华盛顿政治圈子中如鱼得水的运作，实际上她常常被称为“华府上流社会的主宰”。
二、沉稳“掌舵”把航，坚守社会责任
作为《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努力弄明白编辑和商业的功能以及它们如何结合。这意味着媒介“掌门人”的首要职责是把握好利润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具有新闻理念的报纸业主总是把媒介的社会属性放在第一位，凯瑟琳作为《华盛顿邮报》的业主在这方面秉承了这一信念。当年，她决定是否要冒险刊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时，正值《华盛顿邮报》股票即将上市。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任何不慎之举皆足以“毁掉整个公司”。凯瑟琳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天平两端毅然选择了后者，她相信这些材料更有助于美国人理解美国为什么卷入越南战争，刊登文件不仅不会破坏国家安全，相反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凯瑟琳的选择为拯救新闻自由作出了贡献，也使《华盛顿邮报》名声大振。
报纸发行人作为报社的最高主管，周旋于外界与编辑部之间，调剂着两者的冲突与矛盾，扮演着类似“中间阀”的角色。在《华盛顿邮报》，她有力地抗拒了来自政府等权势集团的外部压力与拉拢，维护了报纸的独立与新闻专业品质。当时林登·约翰逊总统为了获取《华盛顿邮报》的支持，极尽笼络之能事，但凯瑟琳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自己是约翰逊的支持者，作为报纸的发行人必须保持报纸的独立性，不能让《华盛顿邮报》陷入政治偏见之中，相反，需要以社会责任为重。因此在越战问题上，《华盛顿邮报》站到了约翰逊的对立面，致使约翰逊勃然大怒，疏远了凯瑟琳。在“水门事件”中，面对政府打压、权势人物警告甚至某些读者责难的严酷局面，凯瑟琳力排众难，始终信任执行主编，支持把调查深入下去，最终赢得了新闻史上里程牌式的胜利。
这次丑闻是由两名《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经过调查后揭露的，后来引发白宫首次因丑闻总统辞职事件。这次报道还涉及相关的政府渎职行为。在这次调查中，尽管凯瑟琳受到了来自白宫扬言要报复的言论，但她还是对这次总统尼克松的非法行为的调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看来《邮报》这次就要遇到大麻烦了”，尼克松说道，“他们有一个电视台……他们要重新申请执照”。
“《邮报》所受到的停止调查此事的压力非常大”，凯瑟琳在她的自传中写道，“读者们也来信谴责我们别有用心的动机，说我们的报道很糟糕，缺少爱国精神。”最坏的影响应该是《邮报》在股市的股价一落千丈，使公司资产价值减少了一半。然而到后来，《邮报》因为报道了“水门事件”而赢得了普利策的杰出贡献奖，凯瑟琳在1973年5月成为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而尼克松为了避免1974年8月的总统弹劾被迫下台。“‘水门事件’，毫无疑问是我事业中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在整个事件当中我只是在外围，并非直接参与。”凯瑟琳说，如果在几年前，她会为自己做出这个决定而恐惧得浑身发抖，但现在不会，她在自传中继续写道，“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幕后工作。我是魔鬼的倡议者，我总是沿着我们是否被公正、真实、准确地告之问题的真相这一思考方式提问。”
尼克松下台那年她57岁，但接掌《华盛顿邮报公司》主席一职已整整10年。在整个“水门事件”的进展过程中，作为一份一度单独处于最前沿报纸的最高领导人，她不得不与小心眼儿的总统和政府的有意压制，以及公众的怀疑甚至敌意进行抗争，她的表现堪称杰出。
三、独具慧眼，知人善用，勇于担当
凯瑟琳掌舵之初，出于对其才能的质疑，媒介组织内部军心动摇，很多人都有改弦更张的想法。但凯瑟琳作为经营管理人，却善于用人，首先一手挖掘提拔布莱德利为《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做出了第一个正确决策。布莱德利的新闻感觉仿佛是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专门生产的。当时的美国，正值多元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大量涌现的年代，年轻一代崇尚标新立异，以叛逆的姿态断然与传统挥手作别。
布莱德利显然与这一代读者品位相投，他是一位具有相当“现代感”的总编辑，希望与沉闷乏味的报道方式一刀两断。他把自己在《新闻周刊》时的那一套带入了《华盛顿邮报》，整天督促着年轻的记者们写出有趣丰富的东西。他所推崇的明星记者制，极大提高了报社记者的积极性，而且他坚信明星记者可以大大提升报纸的水平。同时，凯瑟琳的充分放权，不仅令布莱德利可以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设想对报纸进行改造，而且在整个媒介组织内部树立了一种宽松、民主的环境，有利于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比如当时《华盛顿邮报》
旗下的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他们揭露的“水门事件”，使得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颜面尽失地离开白宫。他们的传奇故事出现在大量的新闻教科书、美国当代政治史甚至惊悚小说中。一代影帝罗伯特·雷德福还将其搬上了银幕，这部名为《总统班底》的影片曾经轰动一时。
凯瑟琳除了有果断的决策力之外，还勇于担当，她支持《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在这个事件中，凯瑟琳承受巨大的压力，要发表文件也会使《华盛顿邮报》面临很大风险，但她没有听从她的律师的建议，也不顾美国司法部的反对，执意让本·布莱德莉尽快发表。最后美国最高法庭的审判结果有利于《邮报》一边，这次审判一致被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一次大胜利。
参考文献
1.艾琳主编：《最具感染力的23位传奇女性》，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年版。
2.王宇：《传媒巨子和他们的王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
3.［美］凯瑟琳·格雷厄姆：《个人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美］奥尼尔编着，蔡英杰、王琦译：《55位商界领袖的成功基点》，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5.《商业圣经1：全美百年顶尖CEO智慧宝典》，《商业圣经：全美百年顶尖CEO智慧宝典》编委会编，西苑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