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的一生可以用新闻记者、学者和政治家三重身份来评述,他是美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被称为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与拉斯韦尔、霍夫兰、勒温和拉扎斯菲尔德齐名。
1889年9月23日李普曼出生于纽约,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参与编辑《哈佛月刊》。毕业后他从事新闻事业,并在19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进步党。1913年,他在《政治序论》中尖锐批评了公众流行的偏见。
接着他与赫伯特·科洛里合作创办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周刊《新共和》,1914年出版了专着《放任与驾驭》。李普曼1917年被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任命为牛顿·贝克的助手,威尔逊的战争秘书。李普曼和威尔逊紧密合作,参与协助起草《十四点纲领》。
1920年李普曼开始他长期的记者生涯,他离开《新共和》为《纽约世界报》工作。不久他发表了富有争议性的着作《公众舆论》和《幻影般的公众》,提出在一个现代复杂社会中发展真正的民主的可能性的疑问。1929年李普曼成为《纽约世界报》的编辑,后来进入《先驱论坛报》。在《先驱论坛报》工作的30年里,李普曼开设了全国性的企业专栏《今天和明天》,该企业专栏享誉全球,并获得两个普利策奖,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李普曼对政治推行实用主义,他曾支持了6位共和党人和7位民主党人的总统选举。他于1947年发表着作《冷战》(“冷战”这个说法是他发明的,在那之前人们还只是把它叫作政治危机)。1955年发表着作《公众哲学散文》。李普曼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为他在1958年赢得了普利策特别奖。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李普曼一生都在政治和新闻间游走,他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普曼反对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他驳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者的行为。李普曼于1974年12月14日去世。
职业生涯
李普曼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学者和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孜孜于写作事业,在其6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写下了近一万字的上万篇杂文、社论和专栏文章,同时出版了30余本着作,他在《先驱论坛报》开设《今日和明日》专栏长达37年(1931年-1967年),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长、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而他对美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新闻界和报业,他以其睿智、热情和勇敢,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其观点和见解曾影响美国历史上重大国务和外交事务,其人格魅力更是使得老罗斯福和约翰逊等美国总统将他奉为上宾,此外20世纪国际风云人物如戴高乐、赫鲁晓夫、丘吉尔等也对他推崇备至,因此他被称为“首屈一指的无冕之王”、“白宫的谋士”、“华尔街的智囊团”。他的一生紧紧与新闻和政治系在了一起。
一、跟随斯蒂芬斯揭丑
沃尔特·李普曼于1889年9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德国犹太移民第二代的家庭,他的父亲雅各布·李普曼从事服装制造和地产生意,当时家庭已非常富裕,而他母亲戴西则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仅精通3种语言,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因为李普曼是家庭独子,所以受到整个家庭的宠爱,加上家境不错,因此父母立志要把他培养成有教养的上等人。所以从他6岁起,父亲每年都带他去游历欧洲,这使他对欧洲地理、建筑、文化非常熟悉,而阅历也远远高于同龄的孩子。
在李普曼7岁时就进入专为德意志犹太人集团的子弟开办的萨克斯男校,由于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所以马上在学校脱颖而出,早年的旅游经历使他拥有广博的地理知识,加上自小跟随母亲学习语言,他熟习法语和希腊语,不仅饱读诗书,还热爱文艺和体育,因此在他17岁的时候,因为成绩优异被免试升入哈佛大学学习。李普曼的父亲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律师,建议他往法律方面发展,但是李普曼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反而是他母亲的艺术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史学家。
然而最后李普曼所选择的道路与父母的期望相悖,成为了一名社会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哈佛月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体现出了批评精神,以典型的哈佛方式抨击了哈佛教授巴雷特·温德尔教授,当时在哈佛大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李普曼在校园里出人头地,在同一时期,李普曼就成了一个社会学家,并是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
1910年李普曼以其“深通文墨,写作俱妙”而被哈佛教授推荐为林肯·斯蒂芬斯的助手。林肯·斯蒂芬斯是当时美国“揭丑运动”的代表人物,以揭露政界和财团丑闻而闻名于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由于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出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的一些着名作家和记者就对社会上发生的阴暗问题进行揭露,罗斯福总统把他们比作宗教小说班扬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指他们只朝下看,所以看到的都是地上的污秽,却看不到世间美好的东西,所以“揭丑运动”又叫做“扒粪运动。”
当时的林肯·斯蒂芬斯是《人人杂志》的主编,正准备进行华尔街调查,揭露金融界的黑幕,因此迫切需要在哈佛大学物色一个“具有文字表达自己见解的非凡才能”的大学生来协助自己完成工作,并立志把找到的这名大学生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见到李普曼的第一眼,便对自己说,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正是他要找的人,他也很坦白地和李普曼说,其实他在之前和编辑打了一个赌,说需要“找个聪明的大学生,用一年时间,就能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但是其他待遇并不理想,“薪水是微薄的,每周只有十五美元”。实际上,李普曼早就对眼前这位善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记者非常熟悉,对能和他共事心驰神往,而根本不在乎薪水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一心想跟着大记者学习的热血青年,一个是能培养有潜力的学生的伯乐,两人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就一拍即合,立刻投入工作之中。在1910年夏、秋和冬季的大部分时间里,李普曼成为为斯蒂芬斯跑腿的人,他收集各种资料,向老师汇报,经过几个月的搜集,李普曼终于完成了一篇展示纽约银行与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秘密勾当的报告,观察的敏锐、出色的文笔和尖锐的抨击获得了斯蒂芬斯的嘉许。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普曼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他感到获益最深的并不只是这点,虽然他在后来曾经批评斯蒂芬斯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观点和思想惰性,但在内心深处始终对这位恩师非常感激,因为他学会了如何去容忍、怎样去忽视生活中荒唐可笑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关键的一点:怎么样使一切言论严格基于事实。他曾给斯蒂芬斯写信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果将来我能够理解并敬佩一个人,而不是对他嫉恨或不屑一顾,那应归功于您。您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之中,我想,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会少一点邪恶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李普曼也是“揭丑运动”中的先驱者,这段时期他虽然以记者身份在行动,但已崭露出对政治的独到观察力和批判力。
二、政治事业与《公众舆论》
1911年春天,斯蒂芬斯离开《人人杂志》漫游欧洲,走之前推荐自己的徒弟李普曼成为《人人杂志》的正式工作人员,但没有了斯蒂芬斯,整个杂志失去了生机,李普曼渐渐发现这份杂志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活力,他已失去继续留下来的意义,因此逐渐转向自由撰稿人,并加入了“自由主义俱乐部”。
1912年元旦美国早期社会主义者里维尔德·乔治·伦恩当选为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时,李普曼成为了市长的行政秘书,本来他很想在这个职位上干出一番事业的,但是当他和政客们接触久了以后,政府工作让他大失所望,他的热情很快被那些政客间勾心斗角的游戏给浇熄了,所以把精力从工作转向写作。
1913年,李普曼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着作《政治序论》,这本书分为9个部分,尖锐地批评了公众流行的偏见,比如选举改革、两党制、黑暗揭发、反托拉斯、自由竞争等,他还把当时不为人接受的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政治学方面,认为人类基本上是不能以理性来控制其本能的冲动和欲望的,人类社会也是很难达到完美的、“文明”阶段的。这种说法让人耳目一新,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也称赞他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年轻人”。李普曼在1914年写了《放任与驾驭》,此刻的他已对社会主义失望,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宜目前的时代”,同时,他开始讨厌激进分子,并与揭丑者和社会党人彻底决裂,难以想像,他曾经是多么狂热地投身揭丑运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多么多变,一旦有新思想出现,他会毫不犹豫地丢弃旧思想。
与此同时李普曼参与政治周刊《新共和》第1期的出版发行工作,《新共和》的创刊号在1914年11月7日正式出版,口号是“采取温和的立场和承担社会义务。”借由为《新共和》收集素材,李普曼认识了政界很多重要人物,这个杂志也一度成为威尔逊总统的喉舌。同时李普曼的着作对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影响很深,因此1917年李普曼被任命为牛顿·贝克的助手,威尔逊的战争秘书。李普曼和伍德罗·威尔逊紧密工作,协助爱德华·豪斯起草《十四点纲领》。他是1919年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帮助草拟了国际联盟公约,并参与制定《凡尔赛和约》。可惜由于协约国内部分赃不均,《十四点纲领》未被采用,李普曼又一次在政界工作中感到沮丧,毅然离开巴黎回到纽约的《新共和》,当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新闻事业就成了他的避风港。
这段时期的李普曼,总的来说在事业上蒸蒸日上,这个27岁的年轻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对菲伊·艾伯森情有独钟。早在哈佛大学时两个年轻人就认识,当时菲伊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丫头,长的胖嘟嘟的,而当他们再次相逢时,菲伊已出落得落落大方,体态优美动人,姿容秀美优雅,作为舞蹈老师的她热衷出席各种舞会和社会聚会,这和李普曼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然而神奇的是,两个在生活和兴趣上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却奇妙地被彼此的差异深深吸引,李普曼彻底拜倒在菲伊的石榴裙下,而菲伊也为李普曼的聪慧、与日俱增的声望与权势人物的密切关系而倾倒,爱情的火花在两个年轻人之间迸发了。两人于1917年5月24日在李普曼父母家里举行了婚礼。
1920年,李普曼离开《新共和》,接着他发表了富有争议性的着作《公众舆论》(1922)和《幻影般的公众》(1925),提出在一个现代复杂社会中发展真正的民主的可能性的疑问,其中《公众舆论》的出版曾受到美国政治学界、心理学界、社会学界推崇和赞扬,同时里面也包涵了李普曼的一些新闻传播思想。
1922年1月1日李普曼接受拉尔夫·普利策的邀请,正式成为《纽约世界报》社论版的助理编辑,年薪1畅25万美元,还包括每年两周休假和两周事假。
1929年年仅不惑的李普曼成为这张大报的新主编,这在美国新闻史上也属首例。可惜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残酷来袭,使得这张报纸在他接任后就陷入困境。
三、在《今日和明日》的37年
李普曼自从加入《纽约世界报》后,一直坚守编辑的岗位,直到1931年《纽约世界报》关闭,即便报纸没了,但李普曼已在报界树立了很高的声望,他接受标榜共和党的保守派报纸《先驱论坛报》的邀请,1931年9月8日开始在报纸上开辟全国性的企业专栏《今日和明日》,当时《先驱论坛报》的老板奥克登·利德给他2畅5万元的年薪,是普通记者的10倍,还同意他分享一部分他的专栏通过辛迪加发稿的收入,报社出钱为他配备一名秘书,为他提供进行实地调查的旅费;允许他在空余时间自由写书和文章;每年带薪休假两次(夏季六周,冬季两周),这种优待足见他的地位。由此,李普曼从最初的改良主义激进派转为自由主义者,而现在已经成为保守派了。李普曼的《今日和明日》专栏享誉全球,不到一年时间,该专栏通过报业辛迪加由150多家报纸转载,这些报纸的发行总量达1000万份。
到1937年,转载该专栏的报纸已有200多家。李普曼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开辟《今日和明日》专栏的37年。李普曼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获得两个普利策奖,而李普曼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被誉为“闪光灯式头脑的人”、“首屈一指的无冕之王”。
然而事业的成功始终无法掩盖婚姻的不完满,李普曼和菲伊归根到底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菲伊的舞蹈气质让她更多地生活在艺术的世界中,而李普曼却是一个那么现实和政治性的人,两人在结婚后分歧越来越多,但却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维持着,这种貌合神离的处境让李普曼异常痛苦,所以只能在朋友中寻求安慰。在与《外交》季刊主编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及其夫人海伦的接触中,李普曼发现自己对海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海伦对他一往情深,于是两人在道德良心谴责和极度迷恋中交往、调情、幽会。最终他们的事情还是败露了。他们各自离婚并第二次结婚,李普曼被人指责为第三者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无耻小人,受到上流社会的恶意中伤和排挤,这对夫妇无奈之下只好在1938年1月从纽约迁居到华盛顿。
到了华盛顿以后李普曼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国际问题和战争威胁上,并以此为主题撰写专栏。李普曼对政治推行实用主义,他曾支持了6位共和党人和7位民主党人的总统选举。1937年,他批评起初支持的罗斯福新政所存在的集体主义倾向,之后在1947年发表着作《冷战》,1955年发表着作《公众哲学散文》。李普曼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为他在1958年赢得了普利策特别奖。
1964年约翰逊总统授予其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但李普曼对约翰逊将越南战争升级的做法非常愤怒,在1965年开始几乎专写越战专栏,不写其他题材,恢复了当年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的勇气和执着。由于体力日衰,李普曼的文章越来越少,在1971年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1974年10月,李普曼被授予纽约最高奖赏——青铜大奖章。1974年12月14日李普曼因心肌梗塞在纽约去世。
新闻思想
19世纪末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又经过内战的洗礼,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向资本主义的巅峰飞速发展,尤其是当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战中政治、经济萎靡之时,美国大发战争财且在战胜中初步显示出其实力,并将眼光投向更远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沃尔特·李普曼生长在美国如此强盛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密切关注政治的发展,1919年作为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参与起草一战后《十四点纲领》,帮助草拟了国际联盟公约,并参与制定凡尔赛和约,因此对于当时国际政局的形势和变化以及美国的政策有明确的认识,这是李普曼所处的社会环境。
同时,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这是当时的学术环境。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下,沃尔特·李普曼参与了新闻事业,曾经在政治界有所作为,并出版了学术专着,其中都融入了他的新闻观点,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新闻观点,虽然受当时客观条件以及自身思想局限,李普曼的新闻思想,包括他的一些理论观点仍存在令人争议的地方,但不能否认李普曼的思想在当时已达到学科前沿的水平,而至今其理论的渊远流传足以证明李普曼的智慧。施拉姆给予其崇高评价,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
一、区分事实与“虚假环境”
李普曼从战时宣传中看到,事实是可以被歪曲和压制的,对事实的歪曲也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他们的情感、习惯和偏见这个三棱镜的反射而得到的。人们看到的东西是他们所期待看到的,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经历促使他们去看的。由于没有人能够看到所有的事物,因此每个人便为自己制造一个适合自己经验的现实,这实际上是一个“伪环境”,或者叫做“虚假环境”,它有助于把秩序强加给世界,否则这个世界便是一团混乱。
关于“虚假环境”的解释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找到它的根,柏拉图着名的“洞穴”寓言中曾经提到,两个被链子锁在黑暗洞穴之中的囚犯,因为无法得见阳光下的真理,而错误地以为身后火把所映照得见的物影,即是真实,即是真理。柏拉图把人们的生活描绘成虚假的错觉,而李普曼在此基础上,思考的更多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
李普曼认为,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限制。他认为“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像,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而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是因素,他把它称之为“虚假环境”,在他看来,“虚假环境是‘人性’和‘环境’的交杂物”,而“舆论所指的环境不过是一些被了解到的意见”。他认为人们在寻求新闻或者是事实真相的时候,往往会带着偏见或者影响,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是主观因素,另一个则是固定的成见。这个固定的成见是人们没有发觉的,但是在我们观察事物,或者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却会自始至终跟随着我们,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和判断,它是没有经过我们思考就被强加在我们的思维之中的东西。而舆论的产生也好,新闻的产生也好,都会受到这种固定的成见的影响,舆论和新闻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反应,只能是处于“虚假环境”中的舆论和新闻。这种固定的成见会跟随人的一生,它会受到一个人的性别、年龄、种族、传统习惯、家庭、文化以及所处的阶级甚至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李普曼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强调,只要拥有理性的头脑,成见还是有可以控制的一面的。
二、战争中宣传与舆论的作用
李普曼认为,舆论制造的作用在特殊条件下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李普曼认为,战时的宣传技巧应该符合特殊环境的需要。
战时政府宣传的所有内容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一个美国乡村农民从来都不会对一战有多大的兴趣,乡村的农民关心的只是收成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努力达到在很大程度上触及“每一个人”。李普曼认为,涉及真正的新闻宣传,就必须要适合自己的目标受众,要考虑这个宣传到底针对的是谁,会对哪些人产生影响,能产生多大影响,他非常重视舆论的宣传效果。战争期间的舆论,李普曼把它分为“大舆论”和“小舆论”,那种遍及整个美国的“大舆论”是政府行为下的战争宣传,它已经超越了新闻,更掺杂了政治的含义和战略的意义,它的形成和发展有某种爱国主义的东西在里面。而阶级间、阶层间、集团间以及民族间的模模糊糊的事情被称为“小舆论”,当整个社会为大舆论所包围的环境下,它就显得很次要。不止美国,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两者衡量的标准是空间和舆论波及的人数的差别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而在和平时代则另当别论。
李普曼对战争宣传和舆论的作用的观点,经及战争宣传技巧和宣传效果的关系分析,被后来很多战争宣传家所借鉴。
三、在新闻采写中力图做到客观
前面我们谈到,李普曼乐观地表示,成见是有可以控制的一面的。而他也曾指出成见的优点,他说“成见不仅能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节省时间并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地位,而且当我们要冷静全面地观察世界的时候,能使我们摆脱一切令人困惑的干扰。”但总的来说,他始终保持认为成见影响了观察的真实性的观点,号召在新闻采写过程中要力图做到客观和公正地反映事实的本来面貌。他认为记者进行新闻采访时,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因此记者在新闻业务方面首先要有自省意识,尽量做到客观;而受众面对这样的环境也要培养判断和分析能力。
有人说李普曼扮演着一个充满理性的观察者和“局外人”的角色,但事实上,他的一生也是矛盾交织的。他是优秀的新闻记者,对政治有敏锐的观察力,但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虽然曾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但却仍然夹杂着冲突和对抗。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斯蒂尔着,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2.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秦志希、汪露:《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4.[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6.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