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捕人和杀人，特别是杀人，是严肃和必须慎重而行的大事，王金发却在既无法律章程可循、更无严格的审判程序之下，往往凭个人一时之意决定生杀予夺。这就不仅失之草率，而且不免时有冤错，所杀之人又多至五十有零，因此，不但会引起当地豪绅、地主之类反革命势力的仇恨、诽谤，也难免引起其他阶层人士的恐惧和不满。
第二，整顿内政方面的失误。王金发一到绍兴，便宣布严禁鸦片，开始时规定以一月为限，后来稍稍推迟，以年底为限期。严禁鸦片本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措施，但这是很复杂的斗争，要想以一两个月时间就根除这个危害中国已有几百年之久的祸患，是不切实际的。王金发却急于求成。届期，他派出军警役吏，四处搜查。这些军警役吏往往借机敲诈勒索，结果弄得民怨沸腾，不但有资产的人纷纷挟资出逃，连普通老百姓也都骂王金发是“强盗都督”——一桩大好事却招来了普遍的怨愤，这是王金发主绍中最明显的败政。王金发到绍后，还宣布免除田赋一年，“以苏民困”。可是，免除田赋对无地的佃农并无实惠，“民困”丝毫未有缓和，他们便只能自发起来抗租。结果，地主们又因王金发不能替他们镇压抗租农民而怨恨王金发。于是，免除田赋这件王金发认为的“善政”，到头来不仅未得民心，反而增添了新的矛盾和冲突。还有整顿盐政，也是旨在除弊而却因危及一些贩盐为生的群众的生计，遭到许多人的怨恨，以至“有以手刃金发为快者”。
第三，任人唯亲和军纪问题。王金发在绍兴的各级官吏，大多数是其亲信或家乡的亲戚、朋友等，例如其亲信黄介清、黄柏卿、黄竞白，分别担任总务科长、财政科长等要职，舅父徐献琛担任盐税局长，表弟沈守鉴担任酒捐局长，等等。其他胥吏、差役亦多半类此。这些人中相当一些是借权谋私来的，他们上下一气，大肆搜刮。如徐献琛“横征暴敛，声名狼藉”。他们任官几月，大都满载而归，买田造房，富耀乡里。有的人做官不到十天便已见发，如鲁迅先生所讽刺的：“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在这帮贪官污吏统治下，绍兴被搞得乌烟瘴气，人民怨声载道，以至有人借用一句戏文上的话唱道：“可恨三黄太无礼！”这里的“三黄”，就是受王金发信任重用的黄介清、黄柏卿和黄竞白。王金发重用这些亲信，而对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绍兴本地人士如孙德卿等却弃置不顾，这种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导致当地士绅以至普通人的强烈反感。
与任人唯亲同时，王金发的军队也经常扰民。他的部队除从杭州带去的参加过光复杭州之役的敢死队成员外，都为后来临时募集。他们成分复杂，素质很差。王金发是注意到部队纪律问题的，他曾把一个到商店强要贱买物品的士兵拉到街上亲自枪毙，又把一个调戏妇女的士兵当着其所部官兵之面处决；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难以服众，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军队的纪律、士气、觉悟等问题。王金发既没有合理的严明的纪律和制度约众，更不可能有正确有效的思想教育来提高官兵觉悟，因此，其部队官兵在外借端勒索、调戏妇女等事仍不时发生，王金发亦因而被当地士民视作纵兵殃民的罪人。
第四，腐化享乐，搜刮民财。像历史上许多“强盗结义”的人物一样，王金发经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却抵不住富贵尊荣的引诱。他一朝权在手，就立即大讲排场，尽情享乐，过起王侯将相般的生活。他在绍兴纳妾召婢，经常带着她们和一帮卫兵，“各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遭到当地舆论的责备亦置若罔闻；他派人把外祖父从嵊县接到绍兴，用四人大轿抬着，并派人出城鸣炮迎接，以至吓得这个老头儿差点从轿里跌出来；他挥金如土，凡嵊县有亲朋来绍兴，他都送钱慰劳；他还特地“衣锦荣归”，向父老乡亲大施“恩泽”，逢人三十、五十地送钱…… 经如此挥霍，加上大笔军政开支，直到他1912年8月1日离绍去沪时，还带走40万元巨款；到沪以后，他购置西式大厦，占地几亩，陈设气派，“足埒王侯邸第”。王金发仅在绍兴一府之地执政了八个月，就搜刮了如此多的财富，这充分证明他向绍兴人民搜刮之狠！
以上是王金发“祸绍”的主要内容，从中说明：有的是反动势力的攻击，尽管王金发也有措置失当之处，仍不失为正当的行动（如第一点）；有的是主观上想做好事，至少并非出诸私心，却在实际上成了苛政、劣政（如第二点），这主要由于王金发无论才识、品性皆非善于司政之人。如有人所评论的：“以莽戆躁急之资，而欲效勾践、子房之所为，其不至于偾事亡身，难矣！”有的则无论主观上、客观上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如第三、四点）。因此，我们综观王金发在绍兴司政八个月的作为，“祸绍”之论既有所夸张，又并非全属无稽。与作为一个出色的造反者相比，王金发是个很蹩脚的司政官！他善于破坏旧世界，却不懂得建设新世界；他善于推倒反动统治者，却不懂得如何抚民治民；他在台下时可以是叱咤风云的好汉，一到台上却笨手笨脚，滑稽可笑，鲁莽灭裂以至引人反感！从王金发身上说明：时至20世纪，草莽英雄式的革命者，已经不能适应时代了！
三
在评议王金发一生功过时，还有一个他与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关系问题。
作为推翻旧统治的英雄，王金发对于反动势力的凶恶代表袁世凯，长期势不两立，他多次参加了反袁斗争。 还在武昌起义后“南北和议”进行之际，王金发就反对南方革命势力向袁世凯妥协，认为不能靠“和议”来求得中国的和平与统一。他在绍兴加紧练兵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出师北伐，直捣燕京，打倒清朝。只因南北议和成立，其目的才未实现。
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着名的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案发以后，袁世凯假惺惺地下令“穷究主名”，以掩天下人耳目。寓居上海的王金发运用自己擅长的侦缉本领，很快侦破了刺杀宋教仁的谋主是应桂馨，“遂率从者带巡捕，与陆惠生乘汽车，跟踪至妓院获之，并查获武士英”。继而又从应家查到往来函电，从中确凿地证明杀害宋教仁的元凶就是袁世凯！从而使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很快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使袁世凯狰狞面目暴露于众，打乱了其独裁窃国的部署。
宋案真相大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意见不一。孙中山先生主张立即武装讨袁，但很多人却慑于袁世凯武力，不敢武装讨袁，企图法律解决。这时，王金发倒一开始就坚定地主张以武力反对袁世凯。他一面与吕东升、陆惠生、张人杰、吕月屏等人，联名致电浙江军政府、议会、报馆和各政团，痛斥袁世凯“违法专权，破坏共和”，其政府为“万恶之临时政府”，敦促浙江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一面嘱咐部下，预先拟定讨袁文告，数袁罪恶，并知照旧部准备伐袁。他还派人回嵊县，召集旧部人马，训练待命。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开始后，王金发以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身份，在上海参加讨袁战争。当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率兵固守制造局，顽抗讨袁军。王金发配合陈其美，向制造局发起进攻。有一次他在给前方军士督送物品时汽车被炸，幸未伤人。接着，他亲往宁波，运动驻军司令顾乃斌“独立”，顾终于正式宣布宁波独立，公开揭出了反袁旗号。王金发还派遣陈楚青等人在上虞百官起义，并即进兵扑打绍兴。可见，在“二次革命”前后，王金发也是明确地反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他对于沪、浙两地的反袁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久，王金发却一反素志，向袁世凯的总统府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投诚，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行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采取与自己素志相悖的行动，当然必有其重要的原因。“二次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已无容身之地，其力量消失殆尽；在国外亦已涣散离异，许多人都灰心失望了。与此相反，袁世凯的反革命势力却炙手可热，达到巅峰。他外有帝国主义列强撑腰，内有强大的北洋军队和全国政权机器，加紧实现其独裁统治的各项计划。这种客观形势，对王金发来说当然也是大为失望的。他这时回首往事，多年奋斗皆遭挫折；展望前程，又一片迷雾茫茫，因而心灰意冷，整日蛰居上海，寻花问柳。但他是遭到袁政府通缉的国事犯，即使从此退出政治活动，息影沪上，亦仍不得安宁，终日提心吊胆。就在这种客观形势和个人失望心情驱使下，他终于接受了投诚的劝告。
他不是主动去投诚的。他是在其母瞒着他暗中与袁政府先通了消息、取得谅解之后，再撺掇他赴京投诚的，这与主动投诚有所不同，而且此后王金发未做任何破坏革命或出卖同志的坏事。但毕竟这总是他生平不光彩的一件事。 当王金发亲赴北京、向袁政府投诚之后，他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片刻安宁，相反，精神上陷于更大苦闷，人身亦更加不安了。这是因为：他现在被自己原先的一些革命党同志看作叛逆，不断责骂和恐吓他；而袁政府却因他拒绝捕捉一批革命党人作为投诚条件，而又看透了王金发并非是真心投诚。于是王金发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既被革命党人视为叛逆，又被袁政府当作异己。从此他陷于加倍的苦闷、加倍的消沉以至堕落。
1915年，在袁世凯部分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加紧准备粉墨登场当皇帝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准备讨袁。这时的王金发已经无力自拔，他不是重振当年雄风，积极投入反袁，以行动消除革命党人对自己的介蒂，而是因害怕革命党人要暗杀他，决定离开革命党人云集的上海，到杭州去筑室隐居。他事先取得了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浙江将军朱瑞的人身安全保证，携妾婢、挟巨款来到了杭州。结果立即被袁世凯的走狗朱瑞囚禁，并电北京请示处置之法。正在担任总统府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秘书的章介眉，是1907年杀害秋瑾的谋主之一。王金发主政绍兴时曾将他逮捕，准备审判处决，但在他以捐田助饷表示“悔过赎罪”后，王金发释放了他。三年后的现在，章介眉在接到朱瑞的电请后，即以统率办事处名义，回电朱瑞，下令杀害王金发，他以此报答了王金发三年前对他的不杀和释放！王金发主绍时杀了五十多人而招致非议，但他并未将该杀的人杀了，这一过错使他付出了自己的鲜血。6月2日，王金发被枪决于杭州。
综观王金发的一生，他为推翻清朝，维护共和制度，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为民主革命贡献了自己的才能，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先烈。王金发也犯过不少错误，主绍八个月留下一些劣迹，“二次革命”后又消沉不振，并向袁世凯政府表示过投诚，对这些，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给以批判，分析其原因和性质，既不为他文过饰非，也不要对他不适当地上纲、苛求。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