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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王金发评议(1)

王金发是个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这位在辛亥革命的大风浪中活动了十几年的革命者,生前没有着述宏文巨篇,身后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研究的遗墨文札,舞文弄墨显然不是他的擅长和喜好;但是,这位草莽英雄式的人物从参加光复会到被杀的十年里,却有过不少传奇般的业绩,既表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概,也有不少失误和过错。王金发的经历及其最终的悲剧性结局,都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借鉴的东西。

王金发(1883-1915),原名王逸,出生于浙东绍兴府嵊县农村的殷实之家。“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明朝末年有一位名叫王思任的绍兴人,曾怀着自傲而又悲壮的心情说过这样的话。 确实,自明末清初以后,浙东一带出现过许许多多“报仇雪耻”的志士仁人,例如绍兴的祁彪佳、刘宗周,鄞县的张煌言等人,都是为抗清而壮烈殉国的着名志士;余姚人黄宗羲则在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间,誓不事清,着书宣扬民族气节和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主义……这些前辈乡贤的业绩和思想,给浙江,尤其给浙东一带人民,以经久不竭的影响和教育,直到王金发的时代仍然如此。因此,在王金发的时代,浙江一地就出了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蔡元培、陈伯平和马宗汉等一大批杰出的民主革命和反清革命的志士。在王金发的家乡嵊县,也出了竺绍康、尹锐志、尹维俊、谢飞麟、张伯岐等辛亥革命的活动家,王金发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不但如此,王金发一家还与清朝统治者有着世仇:他的十二世祖禹佐在明末任昌平知州时,为抗击南犯清军而殉国,他的祖父修宫则参加过太平军,在浙东各地与清军作战。

王金发的生活环境和家庭如此,而他所处的时代又适值清朝末年,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甘当洋人奴才,统治极端腐败,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深重。这些都使王金发更加痛恨清朝的反动统治,“每与朋辈谈国事,尝握拳切齿,大骂满奴腐败无能”。所以,王金发刚过弱冠之年就走上了反清之路。他继竺绍康1902年在嵊县成立反清秘密组织“平洋党”后,也在家乡组织了“乌带党”,作为“平洋党”的别支,多次参与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戕官夺械的斗争。1904年,王金发又与胡士俊等几十人,在嵊县成立“大同学社”,“名为办学,实则植党结群,以待时机之至”。这样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创办了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召集绍兴、金华、处州三府的会党骨干,进入该校的体育专修科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为光复会培养从事反清武装起义急需的军事干部。王金发被召入学,并即加入了光复会。同年他又被派往日本,进东京大森体育学校留学。次年暑假,他带着全校第一名的优秀成绩,学成归国,回到绍兴,充任大通学堂的体操(即军训)教员。从此,王金发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都倾注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事业中去了。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说过:“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都可归入“强盗结义”;而辛亥革命则主要已是“秀才造反”,但仍不完全排斥“强盗结义”(当然这里只是借用章太炎这两个词;而且章氏的本意,不论“强盗”或是“秀才”,都是革命者,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强盗或秀才)。就光复会而言,其领导人如蔡元培、章太炎等是典型的“秀才造反”,虽然章太炎并未中过秀才,而蔡元培倒是翰林公;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则似乎可以说是集“强盗结义”与“秀才造反”于一身,或者说既非典型的“强盗”,亦非典型的“秀才”。例如:陶成章在章太炎看来是“焕强盗”,而在秋瑾看来又感到他只是“书生造反”。至于王金发,却可说是典型的“强盗结义”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章太炎不同,他倒真的有过秀才的“功名”。他在革命中从来不是以笔和墨,而是一直以火和铁作为武器的,而且他还在1907年一度做过劫富济贫的、名副其实的“强盗”。

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王金发以绍兴大通学堂教员为掩护,积极联络和组织浙江各地会党,多次往来于绍、嵊之间,联络于浙、沪两地。1907年初秋瑾主持大通学堂后,王金发还与竺绍康等陪伴和保护秋瑾深入金华、义乌、武义等地。秋瑾在组织浙江革命力量、筹划起义方面之所以进展顺利,除了她本人有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卓越的宣传、组织才能等原因外,还与包括王金发在内的浙江各地会党骨干人物的积极协助密切相关。协助秋瑾组织浙江革命力量准备起义,是王金发参加革命后作出的第一桩重要业绩。正因为他不仅是嵊县“乌带党”头目,更是协助秋瑾准备起义的重要助手,所以当秋瑾组织浙江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共同进行皖浙起义时,除了推徐锡麟为光复军统领、秋瑾自为协领外,特推王金发和竺绍康、张恭等担任地位仅次于协领的分统。王金发奉命回到嵊县,与竺绍康等“召集志士,占领地方”,为起义作好准备。

光复军起义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正当秋瑾、王金发他们在浙江积极准备时,传来了徐锡麟在安庆仓促发难、惨遭失败的消息。王金发立即从嵊县赶到绍兴,请求秋瑾改变原定行动计划,提前在绍兴举义,但秋瑾没有采纳;当从杭州来的清军行将包围大通学堂、逮捕秋瑾时,他力请秋瑾立即离绍避难,可惜也被秋瑾拒绝了。秋瑾不肯提前举义,不肯离开大通学堂,她自然有她的考虑,我们姑勿妄议;但从王金发方面来说,他在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后主张立即提前举事,表明了临急应变的能力和决不对清朝存有丝毫幻想的态度;他力请秋瑾离绍避祸,则是他对革命战友的忠诚、爱护之情的表现,这些都是可贵的。

光复军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缇骑四出,捉拿党人。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包括徐、秋及陈伯平、马宗汉等领导人物都惨遭杀害,王金发自己也成了清政府重赏缉捕的要犯。他在浙东的荒山野岭中日宿夜行,艰苦备尝,并被迫一度为盗。他的老母和妻女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但是,险恶的环境和凄惨的命运,并没有使王金发动摇屈服。他在度过一段梁山英雄式的生活之后,来到了上海,立即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随即与陈其美、竺绍康等人在上海设立“天宝栈”,作为革命党人聚会、联络的秘密机关。在这以后的三年中,王金发在同盟会、光复会的领导下,奔走浙、沪、皖一带,也到过南洋和重赴日本,衔命从事各种工作。其中包括处置叛徒刘光汉及其表弟汪公权,暗杀告发秋瑾的绍兴劣绅胡道南,迫使侵吞革命党人款项的香港某公司经理交出款项,等等。在这些活动中,王金发机智勇敢,爱憎分明,表现出对同志的深情,对敌人的鄙视;他的行为有似古典小说中神出鬼没的剑侠义士,令敌人闻而丧胆。

1911年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清朝统治终于迅速垮台。在这场全国规模的革命中,光复会在东南地区建立了卓着的功绩。孙中山先生评论道:“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这里所指出的“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就是武昌起义后光复会在东南地区进行的三项重大活动,对于辛亥革命的一度胜利,有重大的意义。作为光复会健将的王金发,在这三项活动中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虽没有直接参加光复上海之役,但他在上海光复前夕奉陈其美之命回到了浙江,一面筹款以支援上海的起义,一面招募志士以准备援助杭州的起义。在杭州光复前夕,王金发招募的志士如期赶到,组成敢死队。在光复杭州之役中他身先士卒,率领敢死队冲在最前面,胜利完成了攻占浙江巡抚署的任务,为革命在杭州的迅速胜利建立了殊勋,其表现是很突出的。至于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之役,王金发虽也没有亲与其役,但他在绍兴练兵筹饷,准备参加攻宁战斗;由于枪、弹无着,他曾派周志由前往上海,向陈其美商借。只因手续辗转,待周志由将枪械运达南京时,江浙联军已经攻占了这座江南重镇。

以上是王金发在反清革命活动中的一些主要表现,从中可以看到,他反对清朝统治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行动是勇敢机智的;他对革命同志忠诚、关怀,对敌人则坚决打击,毫不妥协;即使形势危急,境况险恶,他也坚持与敌人斗争。所以,我们可以说王金发是位革命实干家,一位对旧世界的出色的造反者。

杭州光复时,浙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而请来了着名的立宪派头目汤寿潜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却独持异议,提出:因“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为主改选。事虽不成,但在这次都督之争中,王金发的立场比之大多数其他革命党人来说,还是有利于革命的,虽然他反对汤寿潜的主要原因是所传汤个人的一个历史问题,而未必是认识到革命党人自己牢牢掌握新政权的重要性。

王金发拒绝在汤寿潜手下任职,于11月10日带了一些人马渡江前往绍兴。在此之前,绍兴已经成立了军政分府,由原清朝绍兴知府程赞清为分府长,由章介眉这个当地的大劣绅、大地主为治安科长。王金发来到后,除了留下程赞清暂行代理知事外,赶走了其他所有官吏,重组了绍兴军政分府,由他自任分府长,从此开始了他作为绍兴一府执政长官的生涯。 王金发一面选将练兵,预备北伐,以彻底打倒当时尚在苟延残喘的清朝;一面奖励兴学,劝导实业,严禁鸦片,稳定米价,等等,表明他很想使桑梓之府有一番新的改观。但是,不久以后,他的许多作为日滋物议,“王金发祸绍”之声日益喧腾起来。

从王金发主政绍兴八个月(1911年11月10日至1912年7月底)的所作所为来看,其“祸绍”的方面归纳言之大体有四。

第一,严厉打击反革命。王金发到绍兴后,杀了五十几人,多数是反对革命的恶霸地主、豪强士绅,其中还包括几个宗社党分子。环顾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的军政府,对待包括清朝文武官吏、恶霸地主等在内的旧势力代表,一般都十分宽容,要么释放和资遣出境,要么吸收到新政权中来,很少有加以捕杀的。王金发在绍兴的做法,在全国亦属罕见。一个革命政权要巩固,本来免不了要严厉打击反革命。辛亥革命很快失败的教训之一,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遗毒的官僚。” 所以,王金发严惩反革命,本是为巩固革命政权所采取的行动。但由于全国各地的军政府都未如此,唯独绍兴这样做,就必然引起各种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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