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过：“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因此，封建顽固派对“兴民权”极为仇恨和害怕，立即掀起了一阵阵围攻“民权”的鼓噪声。他们或作文着书，从“理论”上“驳斥”，或组织歹徒到改良派主持的报馆、学会、学堂起哄闹事。他们大骂“民权”论是“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使人“不知有本朝”的魔影，狂叫“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尤其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炮制的《劝学篇》，大叫“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若人皆自主，不尽灭人类不止”，等等。此书受到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一致赏识，也受到光绪帝（他也反对民权之论）的支持，依靠清朝廷之力，在全国传播，起了极恶劣的影响。封建顽固派对民权所发出的这些鼓噪，不但暴露了他们反对对旧秩序作任何变动的反动本性，也证明了戊戌维新派对“民权”的宣传运动，已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戊戌维新派虽然大力宣传“兴民权”，激烈抨击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但他们却并没有、也不愿意逻辑地得出推翻整个封建制度、废除封建君权的结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其中的当朝——清朝的许多政策，虽然不时发出怨言，但他们只是希望和要求清政府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情况下，能有所振作，能革除积弊，对官制、军制、求才取士和经济制度等进行一些除旧布新的改革，例如设立议院、兴办学校、允许和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不会根本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恰恰相反，改良派要求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给这个政府“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至于对当时的清朝皇帝光绪帝，戊戌维新派更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大肆颂扬。他们在各种场合尽力为光绪帝涂脂抹粉，把他美化为“圣明天纵，求治若渴，洞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的“圣主”，是对人民“沛以殊恩”，值得人民“戴山知重，感激涕零”的“圣天子”，等等。在改良派看来，尽管历史上的封建君主多数为“民贼”、“大盗”，而他们当今的君主却不但不应入“民贼”、“大盗”之列，而且还是举世无双的“救世主”！他们对于这位“圣天子”的要求，只是“纡尊降贵，与臣民相亲”而已，具体地说就是请求他放下皇帝的架子，多同天下臣民接触，去除大臣见皇帝时的跪拜之礼，皇帝亲至沿海等省巡视，让人民“聚观嵩呼，瞻识共主”，以及“时下明诏，责躬罪己”等。这些就是戊戌维新派“抑君权”的全部内容。它们如得以实行，对封建君权至主无上的“神圣”地位，虽然也不免有所触犯，但决不会从根本上触动君权的统治地位。不仅如此，改良派提出这些“纡尊降贵”的要求，主要目的不是要削弱君主的权力，相反地倒是要加强君主的实权。因为改良派认为，“威权者实也，体制者虚也”，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使皇帝“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成了徒有虚尊、手无实权的孤家寡人。所以，他们请光绪皇帝“纡尊降贵”，正是为了使他们的这位“皇上”能变无实权的皇帝为有实权的皇帝。
戊戌维新派在大力宣传“兴民权”的时候，之所以对清朝封建政权和君主采取这种奇异的妥协态度，不但由于改良主义的本质就是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而且还因为，戊戌变法运动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极为微弱，还无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戊戌维新派在实践上只是抓住和依靠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权威，即孔子和皇帝，来推行自己的全部变法主张。因此，他们在“兴民权”的时候，就不敢和不愿反对整个封建制度，更加不愿反对现实的君权，反而希望他们的“皇上”能更有实权，以便他们“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在戊戌维新派那里，“民权”和君权的关系确是十分奇异的！
总之，戊戌维新派的“民权”，是以清朝封建统治，特别是以光绪皇帝的承认甚至赞助为实现条件的；他们“兴民权”的目的之一，又正是为了巩固清朝政权，特别是为了增强光绪皇帝的实权。真是跪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君权面前来求“民权”！那么，戊戌维新派奉之若神明的“民权”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兴民权”是真的要求给广大人民以政治权力吗？
让我们看看他们对“兴民权”作了怎样的设计吧。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围着“民权”欢跃起舞、大唱赞歌的同时，对实现“民权”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
其一是，“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因为在改良派看来，“权之与智相倚”，必须人民的知识达到了“能自治”的程度以后，方可谈实现“民权”。当时中国人民的情况怎样呢？改良派说由于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治，“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离开能够“自治”的程度相去甚远。所以他们强调“广民智”是实现“民权” 的第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由谁来“广民智”呢？一方面，改良派期望“中国有圣人兴”，依靠圣人“早夜以孜孜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那位“圣天子”的恩赐上。另一方面，就是由他们这批改良主义者来承担此任。为此，他们大力宣传和要求废八股、改科举；大力创办学校、报刊、学会，从1895年到1898年，他们在各地共创办了几十种报刊、几十个学会和学堂；努力翻译和介绍外国政治、历史、哲学着作，以及介绍当时世界形势等。他们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在当时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但他们用“民智未开”作为不能实现“民权”的借口，却说明他们的“兴民权”，其实并非是给广大人民以政治权力。
他们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兴绅权”最重要的途径和措施便是设立议院或国会，这是戊戌维新派“兴民权”的最重要的具体目标。他们很羡慕西方的议会政治，梦寐以求地企望在中国也有一个中央的议院或国会，国家大事先交其讨论通过，“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让谁进入这个“民权”的圣地充当议员呢？康有为规定由那些“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
来充当，也就是说，只有像戊戌维新派这样的士绅们，才有资格充当议员，广大人民则一律被排斥在这个“民权”圣地之外。这就是在“兴民权”之前必须先做到的“兴绅权”的最重要的内容。
戊戌维新派就用这些先决条件，把广大人民之权推到远不可及的将来，而他们真正要求的，却是在“民权”美名下实现“绅权”，亦即要求清朝封建统治者让出一点权力给像改良派那样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部分开明地主。所以，“民权”其名，绅权其实，不过如此而已！
四
看清了戊戌维新派“民权”观的实质后，我们已可预见这些“民权”的倡导者是很容易成为民权的反对者的。
事实上，还在康有为大声疾呼“兴民权”之际，已经有人看出他主张“民权”“或非定论”。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这一观察是正确的。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些当年曾经大力宣传“民权”的风云人物，先后都成了民权的反对者。1900年夏天，戊戌时代第一个提倡“民权”的康有为，这时却第一个公开声明反对兴民权了。他说：“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兴民权。”
两年以后，他更进一步连“公民”的资格也不允许广大人民持有了。他说：“今中国举公民之制，凡住居经年，年二十以上，家世清白，身无犯罪，能施贫民，能纳十元之公民税者，可许为公民矣。凡为公民者，一切得署衔曰‘公民’，一切得与齐民异”，而广大“齐民”即贫苦人民，则“一切权利不得与公民等”！所谓“能施贫民，能纳十元之公民税”的人，当然只能是少数有钱人。康有为把“公民”的桂冠只给这些人，让其享有选举、做官等权利；而被康有为编进“齐民”这个另册的广大人民，则连“公民”的称号也不准有，“一切权利不得与公民等”，实际是什么权利也没有，只有受剥削、被压迫之份！康有为这些言论，在当时连曾是他最有名的学生梁启超也“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已堕落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就革命的重大问题展开了历时两年的激烈的大论战。在那次大论战中，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即要不要实行民权主义，就是双方激烈论战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这场大论战中，不但康有为，连梁启超也一样竭力地反对民权，这时他们攻击民权的言论真是充耳盈籍，不可细举。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同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以后，康有为还在那里忏悔自己戊戌时代的“兴民权”的主张和活动是“不察国情之巨谬”，千方百计地为复辟清朝、复辟封建专制制度制造舆论。这时的康有为，已经成了这样的人：“他人读其文章，竟可杂诸《翼教丛编》，《劝学篇》中，而莫辨真伪！”
康有为等人由“民权”的倡导者变为民权的反对者，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原因的。他们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部分开明地主的利益，他们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倡的“民权”，只是要求清政府让出一点权力给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部分开明地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加强皇帝的地位。因此，当20世纪初，以推翻清朝、打倒封建专制制度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提出了与改良派目的和内容都不相同的民权主张时，虽然这种民权实质上仍然只能是少数剥削者有权，广大劳动人民无权，但因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用以进行反清革命的重要的理论武器，所以，康、梁等昔日的“民权”倡导者便很自然地成了这时的民权反对者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民权”观说明了：同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一样，“民权”这个口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在资产阶级那里，它只能是少数剥削者有权，广大劳动人民无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之后，才会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的民主权利。
原载《人大复印资料》197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