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叶，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亡国大祸劈头袭来的紧急形势下，中国出现了一次以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创办报刊、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到处作文演说，并接二连三地向光绪皇帝上书。他们大声疾呼地陈述民族危机的深重，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变法，并具体地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建议，所提建议之多、之快，使“举世都为之震惊”。
在范围广泛的各种改革建议和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兴民权”。“变法与民权，新政百务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有为就曾这样概括了他们当年的全部变法内容。
本文拟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民权”观的形成及其内容等问题，谈些看法。
一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民权”观的形成，除了有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等原因外，更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它事实上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必然。从鸦片战争失败起，就有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到当时一切中国人的面前：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大国败于西方入侵者的原因何在？今后怎样对付这种局面？
掌握着清朝政权的封建顽固派，实际上拒绝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他们既狂妄又愚昧，一味陶醉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迷梦中，反对对现行的一切作任何改革。林则徐、魏源等鸦片战争前后的爱国思想家，看到西方入侵者有某些为中国所不及的“长技”，认为这是中国失败之因，今后对付之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承认中国现行的一切并非都是最好的，认识到必须改变一些东西来适应新的形势。但是，他们当时所知道的“长技”，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家，用向西方学来、并加以重大改造的基督教，作为斗争的工具，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企图彻底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整个封建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来回答和解决这个怎样对付入侵者的重大问题。但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最终被清朝封建统治者勾结西方入侵者，用铁血手段残酷地扼杀了。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儿——洋务派。从70年代起，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又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洋务派和改良主义者都接受并且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方面，而“制夷”的这一面则为洋务派所丢弃，但仍为早期改良主义者所继承。在“师夷长技”上，由于阶级立场和地位不同，洋务派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看法也不一致。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就是说，不必对中国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作任何改变，只需采用西方的船炮、机器及某些先进技术，就可维护清朝的统治了。洋务派的这种认识和据此进行洋务活动的方针，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
早期改良主义者对“西学为用”并无异议，但对于“中学为体”，亦即对于要不要改变一点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却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1877年在法国留学的马建忠，在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里说：他初到欧洲时，还认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待到“披其律例，考其文事”之后，才知道这些还都只是“其末焉者也”，根本的还在其“护商”、“得民心”、“议院”等方面。马建忠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着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这个认识上的变化，一般地反映了早期改良主义者对外国的认识发展的共同过程。所以，在70年代末以前，他们还没有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明确划分界限。而在这之后，他们就愈来愈多地赞美西方，特别是欣赏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说那种议会制度能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
这类赞辞与事实当然有天壤之别，但表明了早期改良主义者这时已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已把眼光逐渐转到中西政治制度方面去探求中国致败之因，寻找对付外祸之法了。这是他们比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一个进步。不过，由于他们的力量和呼声都还过于微弱，因此还没有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更未能掀起一次政治运动。甲午战败和亡国大祸迫近眉睫，终于使二十年来逐渐发展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由一种社会思潮迅速发展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而“兴民权”的问题也终于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戊戌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在掀起戊戌变法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在提出自己一系列改革建议时，都继承并发展了早期改良主义者从中西政治制度上探索中国积弱之源和寻找对付外祸之策的思想，明确地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这样明确地把缺乏民权作为中国积弱致败的根源，是对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又一个进步，也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个收获。
二
戊戌维新派中的大多数人（除了麦孟华等少数人之外），既然把缺乏民权作为中国致败之源，因此，他们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利用自己控制的各地报刊、学会、学堂，发动了一场“兴民权”的宣传运动。
他们大力赞扬“民权”，“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实行“民权”是世界大势所趋，不及百年，全世界都将“惟民之从”，中国封建社会那种“一君为政之世”，必将让位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民为政之世”，等等。
为了使“兴民权”的主张更理直气壮，戊戌维新派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大师们那里借来“天赋人权”、“民约论”等武器，来论证“兴民权”的合理。这方面，以曾经留学英国多年、甲午战争后翻译了许多西方名着的严复为最显着。他在1895年3月发表了着名的论文《辟韩》，以“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来为“民权”辩护。他论证了君、臣和刑、兵等国家机器，是“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从而根本否定了“君权神授”这个在中国有长远历史的封建传统观念。一年半以后，谭嗣同开始写作其名着《仁学》时，对严复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因此结论是：“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如果君臣不为民办事，人民就可以“易其人”或者“共废之”！在封建君权具有神一样权威的中国，谭嗣同这些话是须有很大勇气才敢说出来的，他不愧是改良派中最激进的人物。在谭嗣同以后，梁启超则把君比作一家铺子的总管，把臣比作掌柜。他虽未明说谁是“铺子”的老板，但很显然是把“民”比作“老板”的。严、谭、梁等人的这些理论，自然不是科学的，但他们揭掉了长期蒙在君权上面的神圣外衣，为“兴民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的一部代表作里，康有为断言孔子是个托古改制者，并断定孔子之所以要托古改制，是因“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里，实际上正是康有为他们自己的写照。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以证明自己的变法要求是符合“古圣”遗旨的，这是戊戌维新派开展变法运动的一块“避祸”盾牌。他们在宣传“兴民权”时，也牢牢抓住这块护身牌。他们断言：“《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义者”。他们甚至还断言孔子的理想就是“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这种先把孔子大大地加以美化，然后借用他的旗号提出自己主张的做法，是改良派政治上极其软弱的一个重要表现。
民权是封建专制君权的对立体。要“兴民权”就不能不“抑君权”，不能不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戊戌维新派在大力宣传“兴民权”的同时，尖锐地抨击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君权的罪恶。他们谴责了从秦始皇以后历代君主“恃压力之重，私天位之宅，严巷议之诛，立腹诽之律，赤大侠之族，成党锢之狱，草芥臣民，牛马士类”的罪行，揭露这些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的各种倒行逆施，痛斥这些封建君主是窃国之“大盗”，是“独夫民贼”，痛斥为这些封建君主歌“功”颂“德”的人及其理论是“乡愿”，两千年来“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狼狈为奸，同恶相济。他们还大力揭示了当时全国上下阻隔，下虽有“积弊如山，疾苦如海”而上却“漫无省识”，以致中国“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俱弃之”等严重的问题。
戊戌维新派关于“兴民权”的以上这些宣传，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在他们积极活动的一些地区，“民权平等之说炽矣”。例如在湖南，人们“争相趋附”民权平等之说，从省城长沙开始，“浸及旁郡”，在全省刮起一股“民权”之风，犹如向一直在封建专制主义笼罩下死水一潭的中国思想界，投进了一块巨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