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基础上对传统邓宁理论提出修正，就逆向型FDI的市场性、学习性、战略性等作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宝贡敏（1996）提出了FDI的市场控制论和规模经济论，将发展中国家FDI的基本动因归纳为控制市场，追求规模经济。吴彬、黄韬（1997）首次提出二阶段理论。该理论将FDI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认为企业FDI过程是一个提高企业综合状态水平，并在适当的时机攫取利润的分阶段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经验获得阶段”和“利用攫取阶段”。
马亚明、张岩贵（2000）沿用国外学者尼克博克等人把企业策略作为独立变量分析FDI动机的思路，运用非合作博率的方法，提出了FDI的竞争策略模型。彭磊（2004）以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市场领先者地位而进行逆向FDI的模型。该理论将逆向FDI归结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冼国明、杨锐（1998）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学习型FDI和竞争策略型FDI两个阶段。通过前期的学习型FDI，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加强技术积累的速度和效果，并且增加了后期的所有权优势，进而通过后期的竞争策略型FDI进一步巩固“OLI”结构和市场份额。
他们同时指出，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前期的学习型FDI获得的技术与同期发达国家所有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小于某个特定值时，FDI才能从学习型FDI阶段转换到竞争策略型FDI阶段。邢建国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投资国家企业资本的有效性，而不是邓宁的三优势（OLI）。张小蒂等（2004）考虑当前并购趋势在OLI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整合优势T”变量，提出了T‐OLI分析框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并购型FDI（逆并购）能获得和创造新竞争优势，这一点对后期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99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在邓宁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特别区分了投资企业的四种战略动机（市场开发型、资源开发型、战略资产增加型、追求效率型）。战略资产的增加成为发展中国家理想型FDI的重要目标。
三、数据与模型
（一）变量确立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已有的研究作为选择变量的主要依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不同指标变量数据时限的统一性，本文以数据统计较为完整的2005年作为分析对象。具体确定如下变量：
1.因变量
本文采用2005年度中国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状况，目的是为了解中国愿意选择的投资目的地，并且探讨影响投资倾向的因素，用AFDI代表。
2.自变量
（1）贸易倾向
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些研究证明了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有些认为这是一种相互替代的作用。上述两种情形在中国都存在。本文把贸易倾向分为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两种，分别用2005年度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Export）和进口额（Import）来表示。
（2）技术水平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向发达国家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习，为了获得新技术，以达到技术创新、技术升级的效果（Cantwell和Tolentino，1990、1993），这种学习型的FDI（冼国明、杨锐，1998）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也占很大比重。本文选择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东道国技术水平的衡量指标，用RD来表示。
（3）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2005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表示为PGDP。
（4）劳动生产率
根据M.E.Porter（1990）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在竞争愈是激烈的地方愈能发展。
中国去发达国家投资，这也是动因之一。从中国逆向FDI的现状中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的逆向FDI在逐渐增多。由于数据统计和获取的原因，本文选用东道国2003年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用Labor来表示。
（5）距离
由于直接投资通常伴随着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移动，如果两个国家距离较远，则运输成本较大，不利于投资者对其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Linnermann，1966）。
本文将邻国定义为1，非邻国的亚洲国家定义为2，大洋洲国家定义为3，欧洲国家定义为4，美洲国家定义为5，不定义非洲，因为非洲国家不是发达国家，用Distance来表示。另外，中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对中国商品实行贸易壁垒的程度、华裔人口比重、外汇汇率等均会对逆向型FDI的流向产生影响，考虑到指标的集中性、代表性和可量化性，故没有选用其作为本文的自变量。
本文的样本选择标准为：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大于1000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东道国的相关特征变量的数据有较可靠的来源。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选择了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日本、西班牙、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意大利、荷兰等13个国家。为减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同时表示出自变量一定变化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故对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分别转变为lnf、lne、lni、lnp、lnr、lnl和lnd，并采用Eviews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二）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线性模型，通过OLS方法进行计量回归分析。
四、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进口倾向、两国之间的距离等两项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着的正相关；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其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出口倾向、两国技术发展水平差异对逆向型FDI有不显着的正作用；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其有促进作用，但也不显着。
（一）贸易效应
从模型一、二的回归结果可知，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的增加会减少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这说明两者存在互补性，体现了中国逆向型投资的出口导向动机，因为发达国家是世界的主要进口国，也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显着程度不高，说明对中国大多数外向型企业来说，这种动机还未转化为“走出去”的实际战略。模型一、二、三、四均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进口额的增加会加强对其直接投资，即存在显着的互补性。
这种互补性说明中国企业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或进口含有先进技术的产品，有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二）经济发展水平
从模型一、二、三的回归结果可知，在发达国家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国的逆向型FDI流量越多。这个结果支持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可能性，因为该处用于衡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评判一国是否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准之一。
（三）技术水平
模型一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越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少，即存在不显着的负相关。这与已有学者的研究相违背，特别是学习型、技术获取型动机的FDI，即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其中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本文结果说明，中国逆向型FDI存在一个技术水平的门槛，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越小的差距增加了中国逆向型FDI的成功机会，反之则增加了逆向型FDI的风险、减少了成功的机会。
（四）劳动生产率
模型一、二、三、四的回归结果均显着表明，对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少。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往往社会平均工资越高，这会加大中国企业的人力成本。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在竞争愈是激烈的地方愈能发展。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成本的有效控制更能支撑“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
（五）距离
模型一、二、三、四的回归结果均显着说明，与东道国的距离越远，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这与前面假设不符，即如果两个国家距离较远，则运输成本较大，不利于投资者对其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投资倾向越低。
五、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目前中国企业逆向型FDI的动机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学习型和技术获取型不明显，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驱动因素。
（一）开辟国外新市场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内市场的有限性，企业商品、服务态度、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及其对市场扩大的需求，使国外市场成了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当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的商品、服务，其生产经营具有可分性或分立性，企业在国外投资子公司、分公司，就成了实现企业规模经营的一种形式。当企业在国外市场、国外原料物料基地、国外其他生产要素供给源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可以体现规模效应时，企业当然就会选择向有关发达国家投资。
（二）寻求东道国市场经营环境
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东道国优越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环境。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还可以有效利用国外优秀的人力资源和对方原有的市场渠道。宏观经济环境的相对变化，包括投资国与被投资国宏观经济环境的相对变化。这也就是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中的间接诱发要素。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只要汇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的相对变化，使得企业FDI的收益高于国内生产经营收益，高于国际贸易或要素转让的收益，企业就必定选择FD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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