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请名人担任大学学院院长、教授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时髦。一方面，请名人担任院长、教授，学校也许能提升自己的名气和人气，扩大其在一般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学都有一定的级别，比如副部级、厅级，等等，能够成为着名大学的院长、教授、博导对名人来说也是一桩名利双收的事。金庸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很多着名大学被授予荣誉教授的头衔，这次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导为何还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也许是因为他这次担任的院长是一个实职（而非荣誉），另外还做了历史系的博导，要正式开山收博士，这可能使人对其学术水平和能力（包括大学行政管理方面的水平和能力）产生怀疑。
平心而论，如果金庸选择当现当代文学的博导，指导通俗文学的博士生，相信一般不会对其水平和能力提出质疑。然而有意思的是金庸对武侠小说之外的历史更感兴趣，他希望在历史学学科领域担任博导。金庸对武侠小说作家身份的刻意回避，是否反映了他潜意识中的武侠小说自卑情结？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对此是持异议的，他认为这对金庸本人来讲也是一个错位。他以金庸在南大所作的一场报告为例，说：“给南大学生作报告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请他讲讲武侠小说，可是他一再坚持要讲历史政治方面的内容，后来，他给学生们作了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那天，金庸的讲演让在场所有人大失所望，演讲中摆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哄笑，场面很是尴尬。”
2005年10月，金庸向浙江大学提出请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再次成为焦点，其引起的关注程度，不亚于6年前他接受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士生导师聘用时所引起的那场争论。直到2007年11月，浙江大学才正式接受金庸的请辞，并聘请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这场争论才逐渐平息下来。
“名人从教”在中国从来就不是稀罕的事，有大量的政府高官都成为着名大学的教授、博导，也有很多的歌星、影星成为着名大学的教授。金庸提任院长、博导这一事件给我们启迪的是：名人效应固然可以借重和发挥，但它毕竟是外在的，且有一定的限度和适应域而绝非万能。因此需要慎谨和恰如其分，否则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第三节王朔挑战与南北文化的隔阂
1999年11月1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我看金庸》的文章，说“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从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王朔的言论出来以后，很快就形成了“拥王派”和“拥金派”互相攻击的态势。“拥王派”认为王朔敢说真话，是对偶像化的批评，是个性化批评的伸张。“拥金派”则从国民性、社会心态、审美情趣等方面进行了反驳。这一事件也迅速波及到网络，在网络上的互相攻击更为惨烈，毫无疑问的是“拥金派”占据了上风。金庸很大度地表示要以佛家“八风不动”来应对。金庸说：“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并且说：“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
王朔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调侃”，王朔用“调侃”、“玩世不恭”的语气对神圣、英雄等崇高事物进行了“祛魅”。对于神圣的传统道德、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对“文革”时期的政治教条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文人、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的自大自恋与假清高、假正经等）统统进行了尖刻的讽刺、挖苦，体现了王朔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姿态，即嬉戏与逍遥，玩世不恭，因此王朔小说常被人称之为“痞子文学”。
在这一事件中，王朔的言语、用词和他以前的一贯做派并无改变，典型的“我先骂了你再说”。他说金庸：“这哥们儿写东西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见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这一段话中人身攻击的成分很大，所以即使有很多人为王朔的话进行辩护，但也批评了王朔用词的偏激。王朔最后也承认：“我也根本无意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王朔自命为“顽主”、“无知者无畏”，这就为他的言行定下了基调，埋下了伏笔，以后万一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是流氓我怕谁”。鲁迅曾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而王朔身上夹杂着的这种孔子之徒与墨子之徒的习气却只是表面的游戏味和痞子腔，他是用一种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挑战。
相对于王朔的“痞子”态度而言，金庸的回应确实有“名士”的风范和气度，这一点连王朔也承认并且认为早能料到：“与我交锋他很有风度啊！否则会不正常。我想不出他会有其他反应。比如他急了，那多不合适。他肯定不会急。”所谓名士的本义，郑玄注《礼记》云：“名士，不士者。”
《辞海》中说：“名士，也泛指有名的人士。”所谓高洁其志的“名士”风范，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处于何种环境之中，都能以平常心对待逆顺之境，保持自己的人格和个性，不媚俗，不媚官，精神上处于独立不阿的状态。金庸以“八风不动”来告诫自己，其实质是对自己“名士风范”的强化，是一种“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宽容，在这里身份、地位乃至年龄都成了金庸必须“八风不动”的重要原因。有些论者表示：“我觉得金庸在批评问题上的大度，表面上很谦虚，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吸取王朔文章中一些合理的东西，或者对王朔批评的偏差进行反驳。”“真名士自风流”，金庸继承了江南文人、名士的一贯传统，在做小说时如此，在做人时他也力图达到“名士风范”。因此他不仅能够做到“八风不动”，而且还主动表扬王朔的小说“对话风趣幽默”。
而这场论战所折射的另一个问题是雅俗之争。在《我看金庸》一文中，王朔称“金庸小说”为“四大俗”之一，并称“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在这里“俗”指什么，可以解释为“俗气”，也可以解释为“俗文化”；在王朔看来，更倾向与“俗气”、“不入流”，他认为金庸小说的“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但王朔本人就自称为专门替大众制造通俗文学的“码字匠”，他对金庸的批评与当年人们对王朔的批评何其相似。“从实质上说，他们都是比较通俗的作家，写畅销书的，王朔搞的这次批评实际上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于武侠小说，袁良骏有这样的观点：“不客气的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并认为：“金庸本领再大，依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武侠小说这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也就是说，不是金庸没有文学才能，而是武侠小说这种文体样式本身就没有前途。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通俗文学历来都是有优越感的，他们判定通俗文学常用的词语是低级与庸俗的。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也都是低级与庸俗的。但“通俗文学的应运而生、应运而活，我行我素，如鱼得水，大行其道，粉碎了精英文学的一帘幽梦”。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王朔在论述金庸小说的毛病时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
对此，金庸的回应是：“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然后金庸举了很多浙江人文章写得好的例子，如罗贯中、施耐庵、凌蒙初、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等等，来证明浙江人不仅文言文写得好，白话文也写得漂亮。
王朔批评金庸所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文化之间的隔阂。
在王朔心目中，似乎只有北方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这也是他的文化趣味所在：“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十年。”在王朔看来，大概唯有在北京发生的并被北京趣味所认同才是“不俗”。
而这一切，似乎都与王朔有关。殊不知，南方人又有几个人能认同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影艺术中心呢。好日子不常在，王朔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王朔认为“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那么能入文字的就是北方的语言了，北方语言才是中国文学语言的正宗，这种北方文化（语言）中心论在王朔身上表露无遗。
自西周以来，形成了一种价值判断：“蛮夷是远离文明中心而应该受到贬斥藐视的区域文化。就语言而言，中原腹地的重浊被称为‘夏声雅言’，而吴楚的清浅被斥为不合‘先王之道’的‘南蛮舌’。”但是随着晋室的南渡，整个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南转移。隋唐之后，“江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江南成为中国经济中心，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心发生了位移，“但那个有内陆腹地厚载的超稳定结构自始至终作为传统主导森然屹立。东南海隅无论是枯瘠还是丰沃，无论是受鄙夷还是受倚重，它也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次要传统固定下来。”因此，即使南方经济上越来越强盛，但在文化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面前，始终只是一种次要传统，江南文化作为一种次要的文化传统必然会为以中原文化为根基的北方文化所蔑视，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王朔为何极力批评金庸的语言文字了。
（舒刚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