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果说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和消逝的制度背景是私学体制向公共教育体制的转变，在运作的内容和载体上，则是由传统的一体化知识向学科化知识的转变。知识结构和体系由一体化知识向学科化知识转化，知识分类与社会的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这从另一方面规定了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走向。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是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以汉学、宋学、词章学为知识内容的结构体系。章学诚将其分为义理、辞章、考据，后来曾国藩又化三为四，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经济之学。虽然时人对传统知识体系的内容判断时有出入，且不断变化。但传统知识体系在总体上是将知识、道德、伦理和秩序观一体化的，是一种德性的知识。这一知识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短的时间内被源自西方的现代学科化知识所取代。“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
华勒斯坦所说的这场源自欧洲的知识体制的革命，在近世西方物质文化相对于中国的优势结构背景下，几乎和西学同步征服中国。于是随着知识领域的划疆分界，西方的思想家与博物学家消失了，中国的士大夫也消失了，代之的是大批分工细致的学科和知识分子。这一知识图景转换的过程在钱家成员那里可谓历历可数。钱振伦、钱振常兄弟基本是在传统知识体系之内，虽然他们有明显的治学兴趣和偏好，却全是在传统知识格局之内。钱振常后来虽然也注意到了如海军、船政之类的经世之学，但正如曾国藩所加的经济一门那样，仍是在传统知识秩序掌控之下，是传统知识的扩充。至钱恂那一代则明显站立在传统知识体系与学科化知识体系的交汇点上，成为晚清最早的一批将西方学科化的知识贩运到中国的代表人物。这种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在钱玄同辈的新文化一代时，已经在中国制度化了，所有现代新学科几乎都可以在此前后找到自己的中国版出生证明。
于是钱玄同所治的“小学”和“经学”也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在学科化的“国文”门里觅得一席之地。而到了钱三强那里，科学家的身份已经完全是建立在学科分立和学科自律的基础之上的了。虽然似钱仲联这样以研究清诗着称的学者，还可以被冠以“国学家”、甚至“国学大师”的帽子，但正如识者所论，国学其实早已不是传统知识体系的延续，而只是对“转型中学术笼统模糊地概括”，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
这样知识图景和知识建制的截然变化对学术文化家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家族伦理本身就是传统知识体系中核心的道德内容，“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一种政治秩序，也是伦理秩序和知识秩序，传统知识体系的解体必然会导致传统家族伦理的变化。其二，学术文化家族所传承的学术正是建立传统知识体系之上的。近代的学术文化家族的家学内容固然随着时代变化有了不断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伴随的是对家学本身机制的消解。可以说，传统知识体系向学科化知识体系的转化与家学向公共教育体制的转化对于近世的学术文化家族的延续是根本性的内忧外患。
其三，与知识图景和知识建制转化伴随的是知识日益职业化和工具化。知识不再是教养的标志和道德的承诺，甚至也不再是兴趣和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成为增进人类福利和个体利益的工具，成为谋生的手段。对知识的敬意在退却，知识日益被简约为信息。这都使知识不可能再以家庭为基本渠道传递和传播。同时，现代的工业化大生产逻辑从根本上支持着这样的知识制度变化，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互为条件，这要求通过社会化与企业生产式的方法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生产、知识流通、知识应用的社会过程。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社会中知识的家族性特征。现代社会的教育的大众化、世俗化，信息取得的多元化、平等化，使文化家族对知识和文化的控制和优势已绝不可能。这些因素是即使近年地方的宗法性家族力量有所抬头，而文化家族则只能是历史的留下的一个背影的根本原因。
四、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和传承又与近代中国代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代际流动问题密切相关。代际关系是我们进一步思考近代文化家族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代际关系，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是物种密码的遗传和变异，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资源的代际分配，而从文化学的意义上则体现了代际之间文化关系和模式的变迁。
在近代文化家族这一分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社会这一全景视野下，代际之间文化关系的变化和转换。如果借用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观点就是，近代中国的代际关系体现了由传统社会的后象征文化向现代社会的前象征文化的转变。后象征文化是长辈主导的文化，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新一代的未来。
而工业社会使前象征文化来临，老一辈边缘化，新生代活跃异常，出现“文化反哺”的现象。对于近代以来的知识人的代际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尝试进行一种明确的直线序列的划分，但从划代以后的效果和诠释力来看，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进行线性划代，如某一学科的发展，是有效的，但如果要从整体上、宏观上对近代中国如此复杂的代群关系进行归纳，则更多的情况下会显得牵强附会、捉襟见肘。然无论怎样，在近代文化家族中，这种代际关系转换是明显的，但其发生作用又不是用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这种二元结构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在近代的危亡意识和进化论的观点之下，这种代际关系的转换很有每一代人的主动建构的成分在其中。在1901年前后，钱恂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说过，办事“有五十岁以外人则必不成，吾辈老矣！果欲为将来地，必注目今日二十左右之人。兄以为何如？”
这和十几年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所说的寄希望于小学生的观点异曲同工。近代中国在代际关系上，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直体现着强烈的赞美青年而贬抑老年的思想意识。
寄希望于年青的一代，相对应的就是前辈应听后辈的。1925年，尚在法国的刘半农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谈及当年新文化人和林琴南的冲突说：“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钱玄同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实在说来，前辈（尤其是中国现在的前辈）应该多听些后辈的教训才是。因为论到知识，后辈总比前辈进化些；大概前辈的话总是错的多。”1925年的钱玄同自己也已经从后辈而变为前辈，对于一些后辈的新言论，他已显得固执己见。
不过，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而认为知识在代际之间的后胜于今却是他自新文化时代反复古以来一贯的观点。代本身是一种生物现象，而“任何生物的节奏都要通过社会性的事件这一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近代中国代的意识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危机性社会事件，特别是外敌入侵和革命而确立起来的，而代的意识的确立，使年青一代不仅在知识体制、生活空间上逃离了家族的控制，在情感上也在传统的家族之外有了新的群体认同。这些在代际关系上的诸多变化，最终使文化家族所承载的关于认同、知识和秩序的主要观念一一瓦解。
和代际关系相关联的另一个论题是代际流动。文化家族包含的一个内在的特征是家族至少有数代人一直处在社会知识精英的地位，在社会长期处于上层。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体现了流动性低而垄断性强的特点。对于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在社会流动方面的作用海内外学界长期聚讼纷纭。何炳棣是开放性流动观点的代表，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着作《明清社会史稿》中，何以一万四五千明清进士，两万多明清举人贡生的三代履历为依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清因科举而存在着频繁的社会流动，精英长期垄断上层地位是有相当困难的。从统计技术和方法上看，在中长时段的视野之内，何炳棣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在近代科举这一社会流动机制被废除的背景下，知识精英的相对垄断地位却也是表现的越发明显。比如，汪一驹等对近代留学生的研究表明，以留学为事实上顶端的新式教育成了替代旧式功名的进阶之梯后，因它在教育费用上远高过以前，结果，社会流动率大大降低了。
而家族在这种知识精英的地位垄断中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物质上的支持尚在次要，更主要的是在教育机会、人际网络等方面所拥有的巨大优势。钱玄同没有钱恂的支持，不可能赴日留学。民初时，若没有钱恂的极力主张北上京城，钱玄同的自然发展可能如他向儿子谈到的那样，成为浙江图书馆的一名研究人员，也就难以成就其学术文化地位。钱三强没有留学经历，后来的成就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钱三强的早年求学过程中，钱玄同发挥的作用虽不如当年钱恂那样直接，但北大教授、师大系主任身份提供的平台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事实上，革命和政治运动对文化家族易保持较高社会层次的改变也有相对和有限的，钱三强的三个子女当年虽均受文革冲击，但文革结束后则很快成为最先走进大学、出国留学、访学的一批新的知识精英，并很快成为物理学、化学领域的前沿学者。所以，虽然从很多方面衡量，学术文化家族在近代是一个断裂的消逝的过程，但学术文化家族的成员和后代有更多机会去保持知识精英的地位或转化成其他社会精英，也是事实。
在吴兴钱家的个案中我们看到，近代学术文化家族延续了传统家族中文化和伦理向度当中的不少内容，但更多地体现了断裂和变迁的特点。对吴兴钱家这一个案的分析也许不足以使我们充分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现象的所有特质，但应当使我们对近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精英转变过程中历史主体的生存状态、思想情感、精神世界的复杂、歧义和矛盾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也进一步会对社会转型之际知识体制、代际关系等诸因素在近代文化家族走向衰亡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反思和理解。若能达到如是效果，则本书的探索虽尚属浅尝辄止，但也尚不至糜掷心力，全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