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纷繁复杂的史事或历史人物而言，简单明了且能满足审美愉悦的结论，往往更多的是研究者的“后见之明”，在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过程中，难免先入为主和以偏概全。对钱氏家族这样处于晚清以后迅速变化的时代，且时空跨度极大的论题作出甲乙丙丁式的明确结论已可称如履薄冰，如果甚至打算进一步推而广之，以一个个案而企图对近代文化家族现象作出类似论断则更属学术冒险。所以本书最后只是对钱氏家族清理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稍作归纳，立脚点基本仍在就事论事的范围内，更多的是想在个案的基础上对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现象的反思提供一些切入点。
一、近代学术文化家族内部的传承关系是确定的和明显的。
文化家族之所以在近代成为一种现象，正在于其体现了某种内部传承的特性。对吴兴钱氏来说，也同样如此。学术文化家族的内部传承体现在家学上，也体现在伦理情感性情等诸多因素上，这些因素的背后起统约作用的是对家族的情感认同。
曾经数次采访过钱玄同的王森然在叙述了钱振常的治学路径后，是这样述说钱玄同的家学的，“疑古先生之学，能从弘大处立脚，精微处着力，固因其别具天才，其能合零为整，披沙拣金，归纳而系统之者，实由振常先生之已奠其基础也。”这样的叙述不知是否会符合当年钱玄同的本意，虽然王森然采访钱玄同，打算给他写传记已在1935年，但背负了激进反传统的盛名的钱玄同是否会和一个晚辈大谈父辈功业及其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要打个问号的。不过，王森然这样的和新文化辈形象迥然相反的叙述，却也绝非是空言，至少钱玄同晚年的价值回归，在表面上看就和早年家学不无重合之处。
1938年的元旦，困居旧京，久病缠身的钱玄同给在远在巴黎的儿子钱三强写的长信中说道：“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光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这段今天读来足令人怦怦心跳的私下言论，和他当年的公开表态何止是大相径庭，实在是截然相反。钱玄同最后几年的思想回转，在圈子内外似乎也不是秘闻，以至于身在大后方，对钱玄同疑古常持异见的钱穆也说，“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结合钱玄同晚年的自号“鲍山病叟”，更可以想象他的思想变迁及其与家学传统不自觉的回归。
思想的变迁是心态变化的反映，钱玄同晚年的心态和他的疾病有关，和沦陷的北平城中的感受有关，还和他“自幼读孔孟之书”的家学、庭训有关。也许钱玄同的激烈言论可能使我们容易忽视家族传统中以不同形式被继承的诸多方面，但其影响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就以他和父亲钱振常的学术旨趣上来说，幼年的庭训耳濡目染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钱振常当年算得上是个骈文大家，而骈文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文字功夫和典故的积累，钱玄同幼时即被父亲课以《尔雅》、《说文解字》，其一生以文字音韵学见长，所作文章中常喜欢化用典故，用古典更用今典，这都可以看做是家族学术的影响与转化的结果。而他的哥哥钱恂的所谓“好治小学暨韵学”，也和乃父的影响不无关系。钱氏家族的另一个承继了旧学的子孙，钱仲联的诗学研究中就有很多当年诵读祖父着作的影子，他的一部影响巨大的着作《鲍参军集注》，正是在祖父钱振伦当年所注的基础上补校的。
我们看到，家族这种血缘上基础上的影响顽强地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甚至是性情、行为方式上也能让人产生诸多联想。钱玄同的废汉字、人过四十皆可枪毙的口号当然是偏激的耸人之论。而钱恂说得上是在官场沉浮过的圆熟的吏才，但当年发过的“中国分裂”、“华种灭绝”之类的高论，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而他们的父辈钱振伦和钱振常更以狷介、偏激的性格在同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钱仲联的脾气大在学术圈子里也是有名气的，他称自己是“一生性不随和”，并认为这可能与家族影响有关。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文化家族中一种绵延传承的无形影响力。陈寅恪认为家族在维系、保存中国文化方面之所以具有核心地位，除了其人事延续比较可靠固定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族所特有的情感纽带作用。文化家族中传递的不仅有知识，而且也是家族情感与认同的传递。一个人的出身与所继承的学术渊源，如果的确能够给其以坚定的支持，则他通常不会背弃自己所继承的一切，而且能够将这种继承转化为新的资源，发扬光大。陈寅恪所强调的家族在文化保存和传承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有洞见的。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一代一代人之间保持连续性和继承性靠的是社会化的过程。而社会化最为集中的方面就是教育。传统社会的士人家庭中，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可以看做是社会化的基本形式和空间。在上面列举的钱氏家族传承的连续性的例子中，至钱玄同一代人为止，都基本经历了完整的家庭和私塾教育，其社会化的内容基本相同，这就使我们容易看到治学和思想上诸多传承的因素。而我们通过钱三强的例子也已经看到，作为基本以新式学堂教育为主要社会化经历的一代，和上两代人相比较，不同的社会化内容使其治学和思想体现了极少的传承性。和陈寅恪所着力观察的中古社会不同，近代的文化家族在保存传承文化的同时，更体现着明显的断裂关系。
二、近代的学术文化家族和中古的士族或世家大族相比较，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传承的同时，更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意识、身份、知识结构等诸多层面。学术文化家族的身份特征是对知识、教育、文化权力的垄断，而学术文化家族断裂的大背景则正在于近代以来知识生产体制的完全转换，这也最终决定了学术文化家族的消亡。
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传承和断裂的过程都是颇为复杂的，而断裂的趋势往往更为明显。钱振常无法想象幼子钱玄同大学教授的身份和自己书院教习身份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巨大差异，钱玄同也无法想象儿子钱三强的科学家身份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之外的社会含量。这样不同身份背后所代表的众多意蕴，足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近代文化家族代际之间断裂的深度和广度。即以在今天看来是继承家学传统最多的钱仲联而言，虽然他可以在祖父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上穷工竭力，但却对祖父和父亲的生平事迹也会有相当隔膜，这其中的信息值得再三玩味。这一事实反映的是一个现代的学科建制下的学者在家族认同方面的某种位移和断裂。对于这种断裂，上一代的当事人可能更有切身的感受。
正如单士厘当年在将自己的诗稿寄赠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请其代为收藏时所说，“孙曾虽众，但无治国学者，后必散失”。两个儿子稻孙和穟孙均是从小在日本接受教育，钱稻孙在研究西洋美术和日本文学方面，虽然大名鼎鼎，但这和家学的距离已经是不小了。不过单士厘的这一句话也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制度性的关联，即家学和国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家学的断裂和传统学术终结基本可以看作是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由这种关联出发，我们可以从更广阔一点的视野来考虑近代文化家族的断裂。
知识和知识体制应当是我们思考近代文化家族的基本论题。
在知识变迁上，传统学术文化是文化家族传承的血脉，而近代以来的大势是传统学术文化的衰落与西学、新学日益成为学术文化主流。虽然不同阶段，传统、西、新的所指会有不同，但以新为胜、以西为胜确实是潮流与风尚。在此种心态下，新一代的“世家子”在面对学术与职业选择时，相当多的转向了政治、科技、实业诸方向，而多样化的选择注定了世家学术文化的断裂。如果我们细细观之，由清末及民初，能将家学传承光大者实为少数，而中落倒是普遍的现象。此种潮流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知识传承机制与学术体制的巨大变化。如果不对其中的复杂性进行深究，大致而言，汉魏以降的门阀制度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分别对前近代社会的文化家族的生成和发展形成了制度层面的支持。而这两种制度的共同文化基础则是私学和家学传统。中国前近代社会，在知识与学术传承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个人化、亲情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袭化。
这是家学发达及文化世家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对于其产生，陈寅恪认为，东汉以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这种家人父子之世业，以家庭为中心，以伦理亲情为纽带，以庭训与私学为载体而长期传延。不过，这种家学传统到了晚清受到直接挑战，随着清末科举体制的废除，新教育体系的引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承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场景。陈寅恪所说的世家学术形成的情况恰好发生了反转。在知识传承上，由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化教育向以学校为中心的公共教育转换。在学术机制上，由相对松散与个人化的状态转变为以组织化、规模化为特征的公共学术体制（大学是这种体制的基本运行空间）。这些巨大的转变从社会与制度层面上完全打破了家学传承的内外环境，从体制上说，学术文化家族的传承在民国初年就已经被完全打破了。钱穆曾论，“若论中国，则家塾党庠自汉代已遍国皆是，……果论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心理积习，实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层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这自然是有切身体验者的见道之论。当出生于清末民初，最后一代在家庭与私塾内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物的生命划过一个世纪而消散，在又一个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学术文化家族的最终消逝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