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或者说长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章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出现的三个阶段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节改革开放前的上海与江浙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上海和江浙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三角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三角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欧美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
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的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
有人统计过，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的江浙财团，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即所谓的“南五行”，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上海和江、浙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虽然没有设立华东区的人民政府或行政委员会，但在当时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华东局和江苏、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江苏、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三角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的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的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
1978年，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国内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除有特别的说明，本书中的“全国”是指中国内地，“全国平均水平”指内地的平均水平，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居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沪浙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江苏、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江、浙在内的全国市场。江浙地区和上海的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
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表现。
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持续。
发展带来较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沪、苏、浙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江苏、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有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区中的排名却只在第19位，仅为上海的16.7%。
而江苏省虽然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地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第二节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上海经济区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两省一市首脑会议和10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坐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VS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分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因此，上海经济区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三角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到1988年终于无疾而终。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容层面上，上海经济区的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的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与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三角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如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这对在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以行政手段整合长三角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加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从历史的延续看，20世纪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正在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的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