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从国内的“价值救治”到制度、效率与价值的全球视野
价值回归也好，价值重塑也好，反映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治理困境中对非人格化的规制（法制）偏好（现代行政偏好永无止境地制定规则和条例）的一种反动或者说“价值救治”。以“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三大治理范式的探索就是这种“价值救治”的努力。
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诉求。新公共行政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考虑，强调公共治理的价值问题，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治理的目标，并赋予其核心价值观的地位，认为公众的需要、权利、利益高于政府自身的利益。
同时，新公共行政强调民主行政，通过公民参与、政治互动与沟通、民主、伦理等观念来增强社会公平及民主行政。新公共行政对官僚制的消极人性假设开出的基本药方是：“将公共行政者视为民主责任的承担者，主张公共行政人员是好进取、负责任、有见识、能反省、敢创新的主动者。”
这样，新公共行政就把确保“社会公平”、“民主行政”的公共责任提到政治的层面上来承担了。这不仅是新公共行政以“价值”救治“制度”的努力，也是“价值”纠偏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努力。
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倡导。新公共行政把“价值救治”提到政治的高度来实践社会治理，客观地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机。如英国工党1970年执政以后实行的国有化改革、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改革以及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改良，但又产生国有化企业效率降低、公共行政中人浮于事、社会创新动力不足、公共治理效率缺失等严重后果。有鉴于此，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策略是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治理，倡导“成本效益”、“顾客导向”、“公共性”等治理价值，把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放在了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并以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治理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属性。这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价值重塑”的突出成就。
新公共服务的价值关切。20世纪90年代至今，宪政主义为回应管理主义的新公共管理思潮，开始了以罗伯特·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的范式探索。新公共服务以多元主义、新制度主义、社群主义、自组织网络理论、公民资格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其国家治理的价值关切集中体现为：政府角色的服务定位、公共利益的目标定位、服务对象的公民定位以及治理行为的民主化、治理思维的战略化、治理理念的人本化。显然，新公共服务的治理范式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种价值超越。
如今，西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新公共运动”各种各具特色的价值重塑，基本上形成了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尽管“新公共运动”的各种治理范式之间仍在互相批判、借鉴、转换与整合之中，但不管它们是如何进行批判、借鉴和整合，对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来说，都是围绕着制度化治理、有效性治理与价值性倡导这三个逻辑中轴进行，都是从具体（民族）国家的国情出发的。惟其如此，才能在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逻辑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逻辑，探寻并确立自己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20世纪的最后10年，全球化浪潮狂飙突进，其影响和渗透力严重挑战着传统的国家治理，这种挑战集中体现在全球公共性对民族国家治权的侵蚀和制约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或“国家治理的全球化”的观点和理论应势而生。诚然，国家治理毫无疑问是以民族国家及其治权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的，没有民族国家及其治权的相对独立就谈不上国家治理。如果我们把研究的逻辑仅仅停留于此，那么所谓的“国家治理全球化”的提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在全球化这股浪潮的冲击下，今天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已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国家治理已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世界许多国家的治理范式、治理价值理念、治理策略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调整或转型，越来越具有全球视野，这已经是世界各国治理中可以经验到的事实。
首先，国家治理事务的全球公共视野。传统的国家治理仅仅是针对国内事务的治理，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世界的时空距离在缩小，整个世界似乎成了一个地球村，国内的治理活动逐渐具有了全球的眼光。
对于负责任的国家来说，国内治理举措还会切实体现国际社会的公共需要和利益；同时国内的许多公共事务正悄悄被推到了世界的层面，单靠一国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例如，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性的恐怖主义问题，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问题，国内经济发展与稳定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特别是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的治理事务，不仅仅是一个受全球化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自身也存在着全球化的问题，许多国内的重大事务都具有世界性。
其次，国家治理权能的世界性制约性。按照传统的国家治理逻辑来说，国家治理是运用国家治权对国内事务的统治和管理。所以，一方面，国家治权通过制度的方式规定着国家治理执行部门的具体职能和范围；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权能指的是国家具体治权所具有的统治和管理的能力和效率。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家治理权能的这两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和限制。在发挥国家治权职能方面，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秩序供给等内部事务上，不能不考虑国际市场、规制、惯例、舆论等全球性因素。这些因素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国内治权职能发挥的外在压力，它是推进民族国家治理向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在发挥国家治权能力和效率方面，由于许多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单靠民族国家难以解决，所以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治理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全球合作治理也大大提高了民族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当今世界事实上也建立了诸如世界卫生组织之类的全球性公共治理机构，这些机构在协调全球性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还看到，各个民族国家政府之间的公共治理合作日益加强并且合作的机制不断得到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些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所公认和遵从的公共治理规则和制度。
再次，正因为这种制度性合作的不断加强，民族国家的治理制度也逐渐具有了全球的视野。如果说全球化对国家治理事务和权能的影响是一种显性影响的话，那么对国家治理制度的影响则更为深入。全球化对国家治理制度的影响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因全球化因素而影响民族国家内部治理制度的确立；二是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规制”对国内制度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这里的关键也许在于后者。不管这种所谓的“国际规制”
是怎么形成的，反映的真实利益关系是什么，背后是否有某种政治意图，它们对民族国家治理的影响和制约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和制约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治理的制度选择和实施上。
最后，国家治理的普遍性价值理念。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价值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国家层面的政治价值理念，又有民族和社会层面的公共价值，还有国家治理操作层面应持守的普遍伦理价值。随着各国治理的制度性合作的深化，为各国政府所公认的公共治理理念、行政伦理和行政价值也将不断得到充实和拓展，这必然对民族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即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产生影响，所以国家治理价值理念的确立也必须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国家治理的价值性是西方国家治理的基本的逻辑线索，围绕着这三条逻辑线索，产生了各种各具特色的治理理论，提出了各种治理范式、治理策略和治理价值理念，加深了人类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开拓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操作技术。但是，由于要么因为基于的哲学基础（如政治理念上的效率至上）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要么由于其制度环境（政治体制）难以完全容纳其哲学基础（政治理念上的效率与公平兼顾），理论建构的形式完美与实践的不尽如人意也就是必然的。
（三）全球化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的新逻辑：德法并治与政党治理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与西方的国家治理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政党治理国家这个根本逻辑，围绕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有效性和价值性这三个逻辑线索，既要防止国家治理中的非制度化，又要防止制度治理中的非人格化；既要防止国家治理中的价值缺失倾向，又要防止价值治理中的价值狭隘化；既要防止国家治理的效率低下，又要防止因追求效率而损害了制度化和价值性。
关于这个历史经验，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际，我们这里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1.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的关键是制度化，即制度的屹立，其治理方略是“依法治国”。从国家治理的一般逻辑来看，制度化是现代国家治理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政权运行的合法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制度化一方面需要给这个社会和国家的运行确立一个比较健全的、长久稳定的制度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稳定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制度体系必须是民主的制度，即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没有民主，这个制度终究是不能够屹立起来的。“制度的屹立，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获得有效的权威，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另一方面是制度与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契合，获得广泛认同，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制度化还意味着国家治理权力的制度化运行，而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基本方略则是“依法治国”。
当前，我国一方面同时存在规制的不足与规制泛滥现象（如任意扩权的行政规制日益繁多），另一方面又同时存在民众对规制的漠视甚至反叛与权力运作者利用规制牟利的寻租现象。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制度屹立还存在着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国家治理规制缺乏权威；二是国家治理规制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制度体系（尤其是权力约束、监督、问责制度）的不健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对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的忽视。西方的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是宪政体制即法治社会的确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强调并倡导依法治国的同时，又往往粗浅地理解和轻率搬用西方法治社会的理论，言必称宪政，忽视或不愿正视国家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紧张与冲突，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效率与公平的目标权衡、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与冲突等，这一切导致我们在强调法治时，往往更注重规制对社会治理的工具性价值，却忽视了其运作要求以及实质含义。法治，顾名思义，亦即依法治理，西方法治的精神实质首先是，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依赖独特的法律思维、法律知识和技术、法律共同体、法律机构等法治的要素，对政治权力形成某种制约。然后法治才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工具，比如犯罪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等。因此，从法治规范的对象而言，现代法治理念的提出源起于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依法治理，进而发展为对社会事务的依法治理的技术化和工具化。但在我们日常语境中，法治更多地意味着对社会的管治要依法行事，即是对社会的依法治理而不是首先对政治的依法治理。正因为有此普遍性的误识，政治权力运作者才敢蔑视法律，才敢铤而走险，利用权力寻租。因此，构建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是国家治理制度屹立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