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
全球化是总结和阐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国家理论新发展的背景和切入点，因而我们需要从理性的高度公允地揭示全球化的性质，以及全球化给国家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具体学科意义进行描述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依然是我们认清全球化与国家问题的理论基础，惟其如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及其理论成果才具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意义。
一 全球化：何种性质的世界历史进程
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从总体上说，是一个人类活动和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人类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和深化的过程。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与传播，世界生产、贸易、服务日益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逐渐趋于形成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全球性的经济格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迅速引发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全球化趋势或过程，并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形成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浪潮。
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引发人们对全球化实质的研究和探讨。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可以经验到的事实：全球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描述从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到因特网的所有事物。并且，二战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增长，一些后发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也可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到成功的经验。
但是，在经验意义上，对于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实质，人们表现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在他们鸿篇巨制《全球大变革》中，把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分为三大阵营：极端全球化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对于极端全球化主义者来说，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力量。这种全球化观点一般把经济逻辑奉为圭臬，而且其新自由主义变种把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以及全球竞争规则赞美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怀疑论者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来证明全球化神话。
在他们看来，经济互相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式”，也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古典金本位时期的水平，所以当代“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而且，国际化力量并没有摆脱控制，相反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不断进行，全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变革论者的观点是，确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是推进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同时，变革论者也强调，这种“变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
对全球化实质认识上的分野，既是论者们不同利益、立场和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全球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反映，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争论将依然存在并难以决出胜负。对于全球化实质的经验认识，赫尔德等人有了方法论自觉，他们认为：“任何令人满意的全球化解释都必须提供：一种前后一致的概念化；对因果逻辑的合理解释；一些明确的历史分期主张；对全球化影响的明确分析；以及某些对于过程本身发展轨迹的合理思考。”
遵循这种方法论，有些学者把全球化描述为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进程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构、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考辨了全球化的概念。他在接受我国学者王逸舟的采访时指出，在法语中，全球化有两个词，“mondialisation”和“globalisation”。前者指人类历史中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互相依存的强有力趋势，这是一种客观趋势，一种客观力量。
从阿明的考辨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客观事实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全球化确实存在，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很多人认为，如果说人类社会出现的时候起全球化就开始了，这样的说法未免太缺乏“全球”内涵的话，那么，把这一进程的起点定义为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应该是比较恰当的。正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也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意义，“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事实上，变革论的代表人物吉登斯也主张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可抗拒。并且，随着构成现代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的加强，人类社会这一进程会大大加快，不断“扩展”和“深化”。所以，他认为，人类社会凸显并历经全球化是一个不可移易的自然历史过程。如果说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在历时性上表明的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自觉和进步，那么它同时也在共时性上表明，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矛盾和冲突。人在自身生存方式上的自觉和进步，指的是人类基于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不断拓展而发现人的“个体性”、“群体性”和“类”的存在方式，并总是把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作为一种美好的价值和理想来呼吁和追求。人在自身生存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指的是人在现实生存境遇中始终存在着“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人类”以及“群体”与“人类”之间的差别、矛盾和冲突。这种差别、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是个体、群体和类在利益、权利（权力）和价值认同上的差别和对立。一方面，人首先是要满足个体的利益和需要，为此他总是要借助“群体”——氏族、部落、阶级、民族、国家——作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天然的屏障或保险箱，由此而形成特定“群体”的利益和藉以维护利益的权力；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群体”和“全人类”更为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群体”与个体、“全人类”对“群体”又会形成现实的制约；与此同时，人们又总是基于特定的生存境遇积累并形成特定的历史文化意识和价值认同，并且以此作为自身利益的合法性辩护。
然而，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生存条件和生存境遇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人们的“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和“类意识”始终存在着差别、矛盾和冲突。
所以，历史地看，人的“群体”存在方式的发现以及“群体”意识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个体”存在和“个体”意识的消解，同样，人的“类”存在方式的发现和“类”意识的凸显，也并不意味着“群体”存在方式和“群体”意识的消逝；反倒是形成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意识“个体”、“群体”和“类”上的竞争与互动。如今，我们从经验上可以看到，人类依然以地区、国家、民族、种族和利益团体等群体方式存在着，全球化必然也伴随区域化和民族化，而且，在某种条件下全球化乃是以区域化、民族化来加以体现的。
因此，我们对全球化实质的认识就有了规范性意义，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人们，甚至是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的利益、主权和价值认同，都对全球化有自己的价值主张和现实态度。所以，全球化的历史进展并不是任性无序的，也不是由某些强势“群体”任意摆弄的，它必然是各种“群体”价值主张和规范倡导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和声讨的就是基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价值观念及其现实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内通过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互相依存和提高竞争力的宣传和各种制度的作用，把政治与经济分离，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隔开，以防止社会民主冲突等等；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集中在贸易、资本和投资的自由化上。这些政策，尤其是“重新私有化”的举措使国家失去了对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从而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不断向世界各国推销。
新自由主义主张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并力图证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其内在矛盾的新的发展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适应了垄断资本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指导。保罗·史密斯说：“全球化大体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宣布一种尚未到来的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
雅克·阿达说：“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资本主义在空间进行的拓展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全球化既是这一空间拓展的表现，也是并且首先是一个改变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的过程。”
阿里夫·德里克指出，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第一次在历史上以真正意义的全球性分离形式出现”。而乔姆斯基则指出，新自由主义市场神话的意识形态的真实目的在于：（1）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新工具”；（2）为美国大公司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便利；（3）使商业和富人获益；（4）使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5）为对付民主所产生的威胁提供新式的和潜力强大的武器。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咄咄逼人的全球化价值观念及其现实威胁，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持反全球化的态度。当然这种反全球化并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反对大国主宰的、不公正的全球化，反对将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的全球化；也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而是反对为这种不公正全球秩序进行辩护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确存在，并深刻认识到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形态可以也必须被超越。法国着名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学者苏珊·乔治指出：“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状态，它是能够被挑战和被替代的，因为它自己的失败将要求这一点。”
阿明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同时，更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全球化”概念。
当然，“社会主义全球化”是否一种现实趋势，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这里我们暂且存而不论，但是，提出这一概念本身至少是具有一种现实针对性的，它针对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还针对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各种思想和理念对民族国家及其理论所带来的挑战。
二 全球化中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全球化之于国家的传统含义、地位和作用的巨大影响，理论界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全球化造成国家权威的衰弱，它销蚀着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就是这种观点的积极主张者。另一种则认为，全球化“本质上不应该视为国家主权的削弱过程，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正是当今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化范围得以扩张的主要条件”。可见，以国家主权观为基础的国家角色定位也因此相分别。那么民族国家的权威在全球化过程中到底是遭受到了严重的侵蚀，还是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主动扩张？这种变迁之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建构的意义是什么呢？下面我们需要先分析全球化中的全球公共性与全球治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于国家的存在及其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