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引言
中国30年经济改革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制度特征是国有部门权力结构的明晰化以及民营部门产权地位被逐步确认和合法化的事实。其现实结果是造就了中国民营企业数量的迅速扩张，以及整个民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显着提升。截至20世纪末，民营经济所创造的GDP已占全国GDP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而吸纳的劳动力也已接近就业总人口的30%（IFC，2000）。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而言，民营部门的发展对于提高收入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企业层面的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也不断自下而上地推进着中国的经济转型步伐。无论是从改革的目的来看，还是从现状来看，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转型与发展的实践无疑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在经济学中评价企业生产活动绩效的一个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工具是生产率指标。在简洁的框架下，标准的生产率研究通过利用核心经济变量（主要是基本投入产出变量），运用指数或经济计量手段，能够回答诸如企业生产率水平、潜在生产能力、产出增长的贡献因素、要素配置效率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些纯经济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一连串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尤其对于处于转型环境中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生产率课题研究显然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内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生产率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从一个切面理性地审视和思考当前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强有力工具，但是受制于数据特别是具有一定覆盖面和代表性的微观数据的缺乏，导致国内对民营企业生产率问题的专题研究至今差不多仍然是个空白。
立足于这样的背景，本章的研究意义或者说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主题上，我们试图将民营企业生产率进行专门的系统的深化。在现有的文献中，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政策报告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现状均鲜有专门的分析，即使有所涉及也限于主题未能深入。
本研究明确地以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全面细致地揭示这一重要部门的一些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第二，以往涉及民营部门的研究一般或使用宏观加总数据或某些机构调查所得的小范围的样本数据，而本章所使用的数据则是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微观数据，因而极大地扩展了样本容量以及地区和行业的覆盖面，可以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出地区和行业的差异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借助以现代生产理论为依托的生产率分析工具，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来反映民营企业生产率状况，并对结果的稳健性作了一定讨论。在生产率测度上，我们对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都有仔细的分析。此外，本章还利用估计结果专门讨论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个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都很重要的问题，并作了省份和行业层面资本重置经济效果的模拟。
本章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节是问题背景的介绍，数据描述，以及变量构建中相关问题的说明；第三节分析民营企业的技术特征和单要素生产率的表现；第四节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和行业差异，并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第五节在民营制造业的范围内探讨一个对当前来说比较重要的问题——资本的部门间配置和投资效率；第六节总结本章的主要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节问题与数据
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当前民营企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制度困境。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所谓的发展瓶颈及其严重程度实际上内生于民营企业阶梯式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动态的特点。比如从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省的经验来看，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初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融资约束已经弱化，但是与此同时，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延续所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弊端则开始越来越束缚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事实，上国内外的不少研究报告都已经注意到了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从产权保护、法律实施到外部环境的种种制度性困境（IFC，2000；ADB，2003；张厚义等，2005；金祥荣，2006）。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障碍。
这种障碍会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给定投入水平、制度性障碍等各种非效率因素会使产出水平受到制约。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不仅能够折射出这种困境对生产效率造成的影响，也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被用来研究民营企业在地区和行业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状况，同时也能借以讨论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不少研究文献应用生产率分析框架来探讨转型背景下的相关问题（包括企业改制效果和宏观经济增长效率），但是专门研究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文献却几乎是空白。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相关的微观数据支持。在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微观数据对不同所有制的生产率进行比较时，姚洋（1998），刘小玄（2000），以及姚洋和章奇（2001）曾发现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最高。谢千里等（Jefferson等，2000；谢千里等，2001）运用不同的微观面板数据，也发现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股份制国内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几个研究文献提供给了我们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的基准的经验视角。许斌（2006）使用国际金融公司数百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出口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Dougherty等（2007）利用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从生产率的角度刻画了民营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发现其变化趋势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民营部门本身在地域、行业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对它的效率评价一概而论显然会掩盖不少信息，所以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其内部的生产率表现特征，揭示出有价值的规律。
本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业企业数据库。这次经济普查，以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调查内容之丰富，为国内外统计界所罕见，因此受到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普查的时点是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调查对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具体构成来看，涉及19个大的行业归类，875个行业小类。可以说这次经济普查提供了历史上最完整的基本经济数据，它是比年报更为细致和可靠的第一手微观统计材料。
由于在实际经济普查工作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需要填报的普查资料远比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更为完整和细致，数据填写要求也更为严格，因此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可以得到更加可靠和丰富的结论。
我们在研究中初步抽取的样本涵盖了登记注册类型为“私营企业”（包括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制造业企业样本，企业数量为114838家。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的汇编数据，制造业是现有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绝对主体（其产值和企业数量分别占私营工业企业的97%和96%），因此本研究的样本的代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同时也可以保持样本行业大类的一致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个体经营企业（具体包括个体户和个人合伙企业）都属于规模以下企业，而外资私营企业则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所以本章所指的私营企业仅限于狭义的内资私营企业。下面就本章所涉及的主要投入产出变量进行说明。
本章用“工业增加值”来作为生产函数模型中的产出变量。虽然普查数据并没有直接给出增加值变量，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的会计恒等式来计算每个企业的年度工业增加值。资本数据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度量。而劳动力数据则来自“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
以上三个变量构成了传统生产率分析的基本投入产出变量。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意到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贡献，并将其作为投入变量之一纳入生产函数模型中。Mankiw等（1992），Islam（1995），以及Caselli等（1996）等研究均发现，将人力资本或经人力资本调整的劳动力纳入生产函数后会导致参数的显着改变。因此在下文的研究中，除了标准的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生产函数分析外，我们也将在整个样本范围内用企业层面的有效劳动力数量来构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Hi，即对各学历教育年限与相应的劳动力数量乘积进行加总。
由于普查表格填报时的各种疏漏和差错，以及实际生产经营中的某些原因，导致少部分企业的产出或资本（不包括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的构成变量值缺失或取值非正。由于这些观测点不能反映正常的投入产出关系，我们从样本中删去了这些企业数据（共9775家企业）。在剩下的企业中有两家企业属于烟草制品业，鉴于其行业的特殊性（特许经营）以及行业内企业数量的稀有性，非纯经济因素可能导致该行业的生产行为与其他制造业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这两个观测点也被排除在分析样本之外。另外，根据企业市场运作的一般的生命周期规律，登记注册初期的企业生产往往多表现为固定资产的购置和生产计划的制订，正常的生产可能还未步入正轨，因而其投入产出变量之间的联系并不能反映出企业常态的稳定的投入产出关系，如果将其纳入样本，很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登记注册时间在2003年以后（即企业年龄小于两周年）的企业剔除出现有样本之外（共19744家）。通过检查数据发现，样本企业中仍有部分企业缺失员工学历变量，剔除这些企业观测点后最终得到70897家企业数据，占初始总体的62%。
根据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普查数据库中的行业代码系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制定的四位数代码。经我们清理后的私营制造企业样本共包括476个四位数细分行业和29个两位数细分行业。两位数行业分类是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分类标准，但是为了表述的需要以及节省回归中不必要的自由度损失，我们参考Li（1997，p.1092）的归类标准进一步将两位数行业合并为四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制造业行业大类：轻工业、化工业、材料工业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原始的行政区划代码采用十二位数代码，其中前六位代表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前四位代表市级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代表省级行政区划代码。省级变量可以用来进一步构建地区虚拟变量，本章的设置是：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行业及地区分类详见附录A。
从中可以发现，尽管本章对总体企业数据进行了清理，但是样本企业在各个维度的百分比分布仍然与总体分布十分接近。这表明我们的样本对总体具有很高程度的代表性。私营企业个体的发展轨迹和治理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企业注册类型分布的演变得到验证。相比1998年独资企业占据半壁江山（55.3%）、有限责任公司只略高于四分之一强（27.5%）的格局，2004年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已独占鳌头（占所有注册类型的70%），而私营独资企业的比重则下降到了20%左右；与此同时私营股份有限公司也从无到有达到了近4%的比例。私营制造企业的行业和地区分布则明显地表现出向轻工业（近40%）和东部地区（超过75%）倾斜的特征。这种明显的投资倾向可能与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本身的资源禀赋约束密切相关，同时也可能受到政策因素和地区投资环境的影响。
由于我国的私营制造业多具有县域集聚的特征（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浙江省各县的同行业制造业企业集聚），所以在后文中县级代码将被用于校正生产函数估计中地区集聚效应带来的标准误估计偏差。
各个两位数行业内产量（增加值）和劳动力（从业人员）数量排名前1%至前20%的县级行政区在产量和从业人员行业总量中所占比重。数字表明，总体上轻工业各行业的县域集聚比其他行业要明显得多，机械设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相对最弱。另外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产量的县域集聚要比劳动力集聚显着，这说明劳动生产率的县域分布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均衡。
弧内数字是劳动力（从业人员）的相应百分比。表中从上至下，第一部分行业在本章中归属“轻工业”大类，第二部分归属“化工业”大类，第三部分归属“材料工业”大类，第四部分归属“机械设备制造业”大类。n.a.表示由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覆盖县级行政区域少于100个导致前1%分布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