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类型投资增加有助于技术进步，因此这一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也是一致的。很明显，由于发达省份第一种类型投资减小和第二种类型投资增加更快，因此两种投资结构下的实证结果表明，投资替代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的确有助于解释我国不同省份资本边际产出的趋同性这一有悖于新古典假设的现象。另外，鉴于虚拟变量Zt的估计值在所有情况下均为正且T统计值几乎均大于2，由此可知市场结构变化的确是影响资本边际产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一结果可以解释1994年以后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同时出现的大幅下降现象。
从各个关注参数的影响相对大小比较来看，首先，尽管在不同情况下，集体、国有投资比重与更新改造投资比重或更新改造与基建投资之和的比重的估计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差异，但总起来看，二者的差异并不大。其次，各变量估值相对大小的另一个特征是，两种投资结构的系数估值在各种情形下均远小于表征市场结构的虚拟变量的系数估值。具体而言，在固定效应情况下，市场结构系数估值大约是两种投资结构系数估值的几十倍。可见，相对投资结构的变化而言，市场结构变化是影响各省资本边际产出变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虚拟变量的系数估值表明，随着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1994年后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分别平均下降了0.24~0.35个单位。
第六节投资替代与投资规模变化
基于相似的理由，我们这里仍然采用投资变化代替资本变化来对前面理论分析所提出的资本结构变化的规模效应进行实证，所用样本的规定与上面相同。考虑到解释变量的滞后效应，我们采用几何无限分布滞后模型来刻画各省的投资增长率与投资结构的关系。
可知，从按产权类型划分的投资结构变化对投资增长率的影响方向来看，在所有的六个省份中，吉林、四川和山东为正，陕西、福建和广东为负，但除山东与广东外，这种影响并不是显着的。由于struI1it代表国有与集体投资比重之和，如果将民营、外商等所构成的其他产权形式投资比重的增长看作是投资结构优化的话，那么上述的系数符号特征意味着对吉林、四川和山东三个省份而言，投资结构的优化对总投资规模的变化具有负的影响，国有与集体投资比重之和的增长却反而对总投资规模的变化具有正的影响，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是不相一致的；而对陕西、福建和广东三个省份来说，投资结构的优化确实可以促进总投资规模的更快速增长，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全面地分析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应当结合各省投资主体所面临的具体投资环境，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投资主体的具体投资行为特征。但从总的投资机制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省投资机制的成熟度：对系数为正的省份而言，可能政府通过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作用更大。出于理念与经济动机的需求，在样本期内政府可能更偏重于国有或集体经济的发展。而系数为负的省份的政府可能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作用较小，投资的增长更多的是源自于具有相对完全产权的微观投资主体的加速积累资本的理性需求。
在机制转轨方面相对超前的福建与广东两省系数均为负，且广东省的系数估值是完全显着地支持了这一解释。
分别是两种情况下按投资用途划分的投资结构与投资规模的实证结果。从同一省份在两种情况下的结果比较来看，对我们所关注的投资结构变化的系数而言，所有的省份均出现了符号完全相反的情况。这表明更新改造投资与基建投资的比重变化对总投资增长率变化的引致作用是不同的。具体来看，除吉林和福建外，其余省份的更新改造投资比重增加将使总投资增长率提高，而如果加上基建投资的比重，则结果刚好相反。可见，就总体而言，相较于基建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比重的提高更有利于资本的加速积累。这可能与更新改造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技术，从而可以为投资主体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有关。
第七节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两种情况下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的纵向变化轨迹与横向差异性比较表明，在1994年以前，我国不同发展水平省份的资本边际产出波动性与差异均比较大，而在此后，各省的资本边际产出均经历了一个迅速大幅下降且逐渐趋同的变化轨迹。
第二，关于对转轨时期我国不同省份资本边际产出变化特征的理论上的解释，我们认为，市场结构变化与资本替代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在同样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水平与商品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商品的要素边际产出会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替代往往预示着更为先进的技术的采用，因此与市场结构相比，由资本替代所产生的资本结构变化将通过影响资本边际产品的变化而影响资本边际产出。
第三，对由上述资本替代特征所规定的经济动态变化轨迹的分析表明，在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下，经济不一定会收敛到一个均衡状态，但从相平面的不同象限出发的不同经济状态最终均将沿着均衡的技术水平路径运行。另外，理论分析还表明，资本替代与总的资本积累水平的变化之间还存在一个结构效应，随着有助于技术水平提高的资本积累比率的增加，经济中的总的资本积累规模也将获得更快增长。
第四，关于资本边际产出变化特征的平行数据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无论是从按产权还是按用途划分的投资结构来看，其相应的系数估值的正负号方向均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国有与集体投资比重之和的增加使资本边际产出减小，更新改造与基建投资比重增加使资本边际产出增大。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不同发展水平省份尽管资本积累水平不同，但资本边际产出仍具有趋同性这一有悖于新古典假设的现象。其次，从总的影响效应角度而言，与资本结构变化相比，市场结构变化是影响不同省份资本边际产出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第五，对投资结构与投资规模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对第一种投资结构而言，尽管不同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产权类型投资比重增加可能与不同省份经济运行机制成熟程度有关，经济运行机制运行相对越为成熟的省份，非国有与集体投资比重的增长将使总投资增长越快；而经济运行机制相对不成熟的省份，其结果则刚好相反。其次，对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以及更新改造与基建投资比重之和的各自实证结果表明，更新改造投资与基建投资比重变化对总投资变化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相对而言，更新改造投资将使总投资增长率产生更大的变化，这可能与更新改造投资更有利于技术进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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