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和研究存在较大的偏差，但还是比上一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一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建筑类别的关注面有明显的扩大。从“中国热”时期主要介绍和模仿园林建筑，扩大到包括对城市、宫殿、庙宇、园林、民居等在内的各个建筑类别的关注，显示出西方人介绍和研究中国建筑的广度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德国人鲍希曼在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906-1909）间穿越了中国的12省，行程数万里，拍下了数千张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建筑的照片。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陆续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着，其中有：《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1911年）、《中国的建筑艺术和景观》（1923年）、《中国建筑》（1925年）等。虽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鲍希曼这些图文并茂的着作大多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得以出版，但在当时的欧洲仍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瑞典人喜龙仁曾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记录，并于1924年出版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为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研究北京城墙、城门提供了难得资料。尽管由于专业素养所限，书中的测绘图不够规范，但此书仍然是记录北京城墙、城门的最翔实可靠的文献。
第二，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特点的关注开始运用艺术与技术的双重视角。建筑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技术。相比较而言，在“中国热”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建筑艺术方面，而这一时期，由于建筑史学家的介入，西方人对中国建筑历史、建筑技术的关注逐渐得到加强。上述的弗格生和弗莱切是两位着名的建筑史学者，他们看待中国建筑便是主要从技术入手的，虽然因材料和观念上的局限，对中国建筑技术的评价并不到位，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也显示出西方人开始较多地从技术角度考察中国建筑的一种趋势。一旦克服了观念上的局限，纯粹从技术角度分析建筑，其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显得更客观一些。在1899年出版的《建筑史》（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中，法国人舒瓦西在分析历史上建筑的结构与构造等技术问题的原则下，对中国和日本建筑的平面布局与屋面构造乃至斗栱搭接作了探索性的技术分析。尽管从今天看来，因材料上的局限，书中对中国和日本建筑的描述不够准确，对建筑结构和构造技术的分析也是较为粗浅的，但毕竟要比弗格生和弗莱切客观得多。应该说，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研究东方建筑，要比纯粹的形式风格上介绍和模仿，在研究深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三、东方艺术史与中国古代建筑虽然有一些西方学者以独特的眼光探讨了对西方人而言是既陌生又好奇的东方建筑现象，但或因语言的障碍、材料上的局限，或因文化的隔膜、观念上的偏颇，使这些研究往往失于粗浅的采风和牵强的推论。相比而言，同时期日本的美术考古与建筑史家，如冈仓天心、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晴、常盘大定、伊藤清造、八木奘三郎等人，以厚实的汉学基础，从追溯日本佛教建筑的源流入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考察。他们采取查阅文献、采访记录、实地考察、测绘摄影、考古发掘等多种方法，深入中国腹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取得不少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说是一个“欧风美雨”席卷亚洲大地的时代，而在当时的日本却兴起了一股考察与研究东方艺术史（包括东方美术史、建筑史、考古等）的热潮。
作为明治时代最早系统研究东方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的冈仓天心，曾多次到中国做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着作和作品。冈仓天心虽只是间接介入建筑史的研究，但他对东方文化艺术成果和优越性的宣扬，却直接回应了欧洲人笔下把东方建筑视为“非历史的建筑”的偏见，也影响了日后数代日本学者往往采用美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方法。
鸟居龙藏是日本着名的考古学家，他除了在日本国内从事考古工作外，还在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和中国的内蒙古、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和人类学调查，研究东亚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所着的《南满洲调查报告》、《蒙古旅行》、《从考古学上看辽的文化》等着述中，涉及了不少史前及历史时期建筑遗址。
虽然冈仓天心、鸟居龙藏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所涉及，但他们毕竟不是专攻建筑史的专家，因此其有关东方建筑史的成果十分有限。对中国建筑史展开系统研究的日本学者，当推伊东忠太。
伊东忠太是日本最初的建筑历史学家之一。自明治25年（1892）伊东忠太提交了《建筑哲学》为题的大学毕业论文后，开始了日本建筑史和东方建筑史的研究。明治26年（1893）在《建筑杂志》上发表的《法隆寺建筑论》论文，已尝试用建筑遗构实地考察与文献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建筑历史。这一方法成为伊东忠太之后研究建筑历史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成就了他在日本乃至东方建筑史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与同时代的日本学人主要选择留学欧美和考察欧美不同，伊东忠太在明治34年（1901）获得博士学位后，于次年就游学中国，用了三四年时间考察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建筑。伊东忠太注意到，当时对亚洲建筑这一领域的研究，只有少数欧洲人有过一些论述，不要说论述的质与量远远不够，其论点也带有许多偏见。对于这一状况，伊东忠太认为亚洲建筑史的研究，日本人比欧洲人更具先天的有利条件，也更有研究的必要。因此他选择了亚洲作为主要考察地点，而没有选择欧美国家。此外，伊东忠太还认为要认清日本建筑历史，首先必须对日本建筑有着深远影响的中国建筑有所了解和研究。所以在亚洲各国中，他又把中国作为考察、游学的首选地点。
伊东忠太一生致力于日本传统建筑以及亚洲建筑的研究，着述丰富，其中《支那旅行谈》、《北清建筑调查报告》、《支那北京皇城宫殿图》、《支那建筑史》、《支那建筑装饰》、《支那建筑图集》（与关野贞、冢本晴合着）等众多着述直接与中国建筑有关。在1936年出版的《东洋建筑之研究》（上、下）中，伊东忠太用上册的一册篇幅来写中国建筑史，足见他对中国建筑的了解和重视。他不仅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建筑史学的理论框架，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既采用了传统的文献研究与文字考证的研究方法，也吸取了近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从而将中国建筑史研究推进了一大步。针对欧洲中心论，伊东忠太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了回应。如在1925年写成《支那建筑史》中，伊东忠太在第一章第二节，专论“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认为中国建筑是持续进化的，把中国建筑视为“非历史的建筑”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艺术的无知与偏见。弗莱彻的世界建筑史“对于中国建筑，亦占数页。然实支离灭裂，不足置论。彼谓非历史的实为偏见”。“彼谓中国建筑千篇一律者误也。实际中国建筑，最多变化。只始见之人，不知其变化耳。例如吾人初见外国人时，为外国人之面目皆一样，及渐细认，乃知各个人中各异其面目。彼批评中国建筑千篇一律者实表示其对于中国建筑观察之浅薄耳。”当然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并非要全面地为中国古典建筑正名，其研究的直接目标更多地与确认日本古代建筑的价值相关。
与伊东忠太同时代的关野贞同样关注东方建筑的研究，多次进入朝鲜半岛和中国内地考察。
1902年，关野贞开始了对朝鲜的多次的考察，撰写了《朝鲜的建筑艺术》、《朝鲜古迹图谱》（与常盘大定合着）等多种着述。在1903年撰写的《新罗时代的遗物》一文中，他注意到朝鲜半岛还存在有中国、日本已不存在的遗物，因此认为居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半岛在东方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1906年，关野贞对中国建筑首次考察的行程路线选择了与伊东忠大致相同的考察路线。
在此基础上，关野贞于1908年完成了《支那的陵墓》一书。1918年后，关野贞又对中国、印度等建筑及建筑保护情况进行了考察。1925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与常盘大定合着），收录了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在1918至1924年间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省从事佛教史迹调查研究的主要成果。后该书增补了佛教建筑之外的建筑，更名为《支那文化史迹》，成为当时日本出版的中国建筑大全。
此外，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伊藤清造的《支那建筑》、八木奘三郎的《支那住宅志》等都是当时有关中国建筑的重要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主要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立论的，这与冈仓天心所提倡的东方艺术史研究有一定的关联性。
毫无疑问，当时日本人对东方文化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不过它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传统建筑史的研究，同时也间接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其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活动，即极受日本早期东方艺术史和东方建筑史研究的影响和刺激。如1930年伊东忠太在中国营造学社讲演时称，建筑史研究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则以研究遗物为主。1931年关野贞与竹岛卓一考察独乐寺并断定其为辽代建筑后，中国营造学社才从中感到实地考察对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性。
第二节 中国营造学社与古代建筑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专门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开展的相关研究活动，书写了中国人较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初篇章。
一、中国营造学的创立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字桂辛，晚号蠖公，贵州紫江人，民国初曾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长期兼督北京市政。他对宫殿苑囿、城阙衙署，早有研究。民国8年（1919），时任北方总代表的朱启钤前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途中经过南京时，受江苏省齐耀琳省长的邀请，参观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这一偶然的机会，朱启钤发现了该馆所藏的《营造法式》抄本。为了《营造法式》能传后世，朱启钤通过齐耀琳将该书借出，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丁本”的《营造法式》。由于“丁本”经屡次辗转传抄，错漏难免。朱启钤认为这样珍贵的古籍一定要尽可能使之更为完善，于是委托版本专家陶湘及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葆昌、吴昌绶、章钰、陶珙、陶祖毅、阚铎等，搜集各家传本，对《营造法式》进行校订。陶湘等学者为此“时阅七载，稿经十易”，于1925年付梓刊行。这一版本就是着名的“陶氏仿宋刊本”（简称“陶本”）《营造法式》。
朱启钤的慧眼善举，不仅为国内学者提供了研究资料，也使《营造法式》一书开始走向世界。瑞典人喜龙仁于1924年、1926年先后在伦敦出版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和《北京的皇家宫殿》两部专着，其中都引用了《营造法式》的内容。1925年，法人德米维尔也在法国远东学院丛刊第一、第二卷中发表了有关《营造法式》的评论。1927年，英国建筑史家叶慈撰专文对《营造法式》加以评介，后还将“《永乐大典》本”残页图样与“陶本”互校。日本着名建筑史家关野贞，在1925年获见“陶本”《营造法式》后，便将其编入他讲授的《中国建筑史》讲义。
这对朱启钤等人欲创立中国营造之学的设想，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925年，朱启钤组建了营造学会，与阚铎、瞿兑之等人共同搜集有关中国古代营造的散失史书、图集等，并组织同仁制作了一些古建筑的模型。为了扩大营造学会的影响并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1928年朱启钤在当时的中央公园（即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一次展览会，展出了历年来所收集、制作的书籍、图纸、古建筑模型等。这次展览会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关注，中华教育基金会也予以高度重视，并表示愿意拨款支持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自1930年1月开始，营造学会有了中华教育基金会应允每年拨款1.5万元的补助。1930年3月，朱启钤在营造学会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