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今天再来看那段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再来回顾对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持续突破，可以给我们全新的启迪。
（一）姓资姓社争论具有历史必然性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一种微观经济行为。对于民间来说，需要用最简单的生产关系，或者可以说是以最低的交易成本，来最有效率地从事生产经营。
个人直接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自主决定分配，亦即个体私营经济，是一种最简单、最低化交易成本的生产关系。形成这种生产关系并不是哪个聪明人的刻意谋划，而是社会自然法则使然，“自然而然”形成的。但也正因如此，个体私营经济姓资姓社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综观1955至1976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路线，在把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看做万恶不赦渊薮的思想影响下，这条路线的一个核心是“去资本主义化”。
基本过程大致于1956年完成，这就是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去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大行动。1954年春农业合作化开始加速，1955年春中共中央采取反冒进做法，不久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到1955年底全国合作社增加到190万个，土地由农民个人占有逐渐转变为集体所有。1954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1975年通过的《宪法》则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民已不再直接占有土地；1982年通过的《宪法》继续保持这一规定。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去资本主义化”的另一个重大行动。短短数年，对资改造加速升温。中共浙江省委1954年提出“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1955年上半年主要是巩固与提高，当年10月份则提出在1957年完成对资改造。1956年1月16日，受北京市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影响，中共浙江省委紧急召开会议，提出抓紧实施的要求，杭州、宁波、温州等七市分别在4天之内全部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对于上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重大行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除了承认合作化有“缺点和偏差”、“过于简单划一”、“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适当”外，充分肯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了解了这段长时间的“去资本主义化”过程，就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会出现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持续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思维定式，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恐惧，抑制了正常的理性思维。姓资姓社争论是历史必然，并不是哪些个人天生就不赞成改革开放、天生就反对个体私营。
“姓资论”者具有很足的底气，因为他们能够在政策文件和经典文献，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找到依据。“姓社论”者则比较苍白，只能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来进行反驳。所以如果不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本身的重大缺陷，以及全球性的知识溢出等原因，导致个体私营经济具有特别好的经济效益，并由此较快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恐怕“姓社论”不一定能战胜“姓资论”。
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解放思想问题，而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胜出的问题。不是思想胜利了，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胜利了。那么当前是不是就不再存在姓资姓社阴影呢？恐怕还不能这么说。至少从2005年底、2006年初，反对改革开放思潮的甚嚣尘上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二）正确看待思想转变的渐进性
浙江的物质生产水平在一个短时期内有了迅猛增长，但思想转变有时不得不待以时日。我们当然迫切希望加快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思潮的转变过程，但也应该看到思想转变具有特殊性，应该充分允许这种转变的过程。
极左思潮具有一个无限上纲上线的很坏的做法，动辄就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在今天，就更需要正确地对待不同意见。即使是面对当前中国重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思想转变滞缓等现象，也没有必要非把它说成是一种“交锋”不可，更没有必要轻易地上纲上线。事实上，解放思想进程中的某种滞缓和曲折，在重大转折时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社会行动主体以他们的经验来确定其思想，而经验的改变需要经济社会进步的累积来激励，因此，这种思想变迁时滞对于少数人来说，它就是一种常态。
我们也要宽厚地对待那些思想转变较慢的人士。这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指望短时期内改变中国的一切，我们自有比姓资姓社争论更为紧迫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造和谐宽松的经济社会环境，化腐朽为神奇，形成更强的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合力，是一个更为紧迫的要求。
（三）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
中国当前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之中。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解放思想要求，因此，当一个阶段思想解放目标实现以后，新的解放思想的目标又会产生，解放思想正未有穷期。
——推进浙江精神转型。浙江精神是从传统农业社会产生形成的，有三个根本缺陷。一是缺少法制精神，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使得法制成为皇权随意揉捏的面团，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法制精神均较弱；二是缺少科学精神，浙江人和浙江企业家重经验轻知识，我们仍处于经验社会之中；三是缺少协作精神，那种一方赢家、一方输家的零和博弈绝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各方都能在共同的充分竞争中增进自己的福利，协作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弘扬浙江精神，也必须解放思想，也必须充分认识浙江精神转型的重大战略要求，尽快实现浙江社会精神气质的现代化。
——推进发展方式转型。3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除了改革开放的制度因素外，其中最重要的支撑因素是“两低”，即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产品。前者使得浙江产品打遍天下无敌手，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后者使得浙江形成了一种“豆芽菜型”经济，迎合国内外低层次需求快速生长，但却存在着根基不稳、技术落后等战略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利用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需求正在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有利机遇，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浙江经济，加快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转型。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转变仍极其有限。政府规模仍过大，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仍管得过多，介入过深，效率较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关键是要跳出政府自我利益锁定，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重，以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为重，进一步放松规制，减少政府规模，弱化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具体事务的介入。同时要强化依法行政，强化政府决策科学性建设，真正形成一个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政府。
——推进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转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是执政党面对经济社会重大转型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首先是要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按照传统理论，执政党是代表统治阶级领导这个国家，但在阶级斗争结束，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充分代表不同界别、不同阶层的全体人民，必须充分兼顾全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来治理这个国家。其次是坚持民主执政。这是我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再次是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进程，仍具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受到领导人偏好的较大影响，只有强化依法执政，我们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