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是浙江突破姓资姓社束缚的一个焦点。随着温州模式在全国被广泛认同，浙江突破姓资姓社这一条主线的解放思想进程，也随之告一个段落。
一、从“率先贫穷”到率先创业
温州位于浙西南沿海地带，是浙江省最边远的地区。温州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温州属丘陵地带，山区占78.2%，海岛占1.5%，江河水面占2.8%，通称“七山一水两分田”。2007年常住人口790.1万人，全市至少有1／4居民是福建移民的后裔，目前人均耕地仅0.3亩。
（一）从丰裕陷于贫穷清朝末期，温州经济社会已达较高发展水平。瓯海关1878年的贸易报告流露出了对于温州富足的惊讶，这份报告写道：“温州人口估计17万，而欧洲很少有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者。”
温州清朝末年的富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未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在这次战争中，根据2005年出版的《浙江通志》披露，太平天国战争前的咸丰七年（1857）浙江人口为3002.7万人，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同治十三年（1874）浙江人口为1084.2万人，也就是说，浙江在战争中丧失了1918.5万人。另据曹树基和李玉尚研究，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浙江人口为3127万，战争之后为1497万，人口损失1630万人。尽管浙江人口究竟因太平天国战争丧失多少有多个版本，但浙江人口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大幅减少，是确凿无疑的。
温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未见减少反而有
所增长。浙江当时除温州以外的杭嘉湖等地，人口减少了30%～80%以上，温州人口则由1858年的231.2万人，增加到1865年的237.1万人，增长了2.5%，这一状况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均耕地大大低于全省的特殊格局。1980年，全省账面上的人均耕地为0.72亩，温州则仅为0.52亩，不到当时嘉善县人均耕地水平的1／2。
“率先贫穷”由此而生。1949-1980年，温州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4%，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5%，人均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1.1%。
考虑到1949年农业生产总值低于20世纪30年代，以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温州在1980年时的实际人均农业产值甚至有可能低于20世纪30年代，这样再加上工业发展缓慢，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81年，温州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仅71.2元，比全国平均的101.3元还低30.1元，是中国最贫穷区域之一。全国1981年有6个省份，农民从集体分配的收入低于80元，而温州8县除乐清为81.2元外，其余7县均低于80元，其中永嘉、文成和泰顺低于60元。
（二）“资本主义复辟”
早在改革开放前夕，浙江民间就流传着温州“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余炳辉则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温州模式就在形成之中，而到70年代中期，“温州模式已具有完备的形态”。
这里的一个背景情况就是，温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控制长期较弱。
1949年5月7日，浙南游击纵队和平解放了温州城，这是江南地区少有的地方武装解放当地城市的状况。1949年5月25日，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进驻温州，与浙南游击纵队会师，但是随后，当地干部和南下干部之间出现矛盾，“产生某些不够融洽，不够团结的现象”。问题虽以省委批评南下干部而很快解决，但对于温州的长期影响却不可低估。当时许多重要干部来自北方，语言上就很难融入当地，所以即使“在我国政治控制最严厉的时候，也可听到人们对某些现行政策不满的怨言”。“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浙南游击纵队干部遭受猛烈冲击，被打为“浙南叛徒集团”，当地多次发生严重武斗，“城市对农村几乎失去了控制”。
历史的长期繁荣造就了高度的商业文明，“率先贫穷”导致人们具有更强的自主创业冲动，政治控制较弱弱化了民间创业的种种羁绊，移民比重较高的社会结构又使得人民较少陈规陋习约束。由此再加上没有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商品供应严重短缺导致的需求较旺等，产生了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合力。
（三）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崛起
温州最初的个体私营经济主要是从集体经济蜕变而来。我们现在查阅到的中共浙江省委在“大跃进”后，最早关于发展农村企业的文件，是20世纪60年代关于温州平阳县公社企业的调查。这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一个以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着称的区域，却也是浙江最早让官方关注到农村集体企业发展的地方。
1964年5月23日，中共浙江省委对于温州平阳县城西公社办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浙江省委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平阳县城西公社共有15个社办企业，提供积累13.4万元，建设水电站、绿化荒山、改良低产田3000多亩等。余炳辉也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在温州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农村，集体企业都有一定的规模。
然而正如余炳辉进一步指出的，温州这些集体企业在管理与监督方面有很多漏洞，成为不正之风的侵蚀对象；严重的派性又使得企业分裂，大厂变小厂、小厂变车间，财务状况急剧恶化。根据笔者1991年末在温州平阳两个月的蹲点调查的了解，此时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倒闭，要么在事实上转为个体私营。
也有相当一部分股份企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集体名义陆续创办起来的。乐清柳市镇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柳市第一家民间集资创办的股份企业是1965年初的“柳市印染小组”，11个股东，每人入股50元。柳市镇的第一家低压电器厂，是创办于1972年的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这个厂是以集体名义领取工商执照和经营，实际由11位村民每人出资200元，再以月息3分，向集体借款办起来的。1975年，在当地群众强烈要求和柳市镇领导多次沟通下，县工商局办理了柳市16个以个人合股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当时叫镇办企业，银行把其列为“其他城镇集体”以进行账号管理。
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出现了创办家庭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高峰。1983年，股份合作制企业被正式允许注册登记，当年柳市镇即有13家，1984年发展到117家。温州全市在1984年，已形成了十大产销基地、10万有证个体户，全市经济面貌开始发生迅速变化。
二、思想认识的重大突破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对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省内开始出现某种论调，认为温州是在“刮资本主义歪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温州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一）打压
即使在温州当地，围绕着是否允许发展家庭和个体及股份经济，也存在着严重分歧。1975年时当地曾有这样的说法，“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防空洞，供销员是投机倒把分子”。群众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活动都被指为“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地下工厂”，一些支持发展家庭经营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被说成是“与资本主义穿连裆裤”，有的被撤职或被开除党籍。所以当“文化大革命”末期一次猛烈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刮起来的时候，柳市镇茗东电器厂便被拿来开刀。
1975年上半年，茗东电器厂收到外地汇来的35万元货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惊动了当地群众，也惊动了政府机关。当年10月，柳市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以该厂一个车间收购用来生产电器触点的银元时，被市管会抓住为由，停办了该厂一切产品出运手续，强制全体职工集中办“清算学习班”，宣布“赚1000元戴帽子（坏分子），赚5000元坐牢子，赚10000元杀头子”。村书记“学习”了73天，会计“学习”了33天，企业也散了。
对于温州经济最大一次打击是在1982年。这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随后，省委工作组就到了乐清。工作组认为乐清县委、县政府领导经济工作出了偏差。工作组决定抓捕人称“八大王”的8名个体户，当时除“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外，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被判刑7年。1982年6月12日，省里下了文件，把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的职务全都免了，不久还免去了其他两位副书记的职务。当年，柳市镇工业总产值比1981年下降53.8%，全市工业总产值则仅比1981年增长2.5%。
柳市“八大王”在1982年“打击严重犯罪活动”时的遭遇：
“螺丝大王”刘大源：潜逃9个月后回家；
“五金大王”胡金林：逮捕后出逃，再被捕，坐牢4个月；
“目录大王”叶建华：运动时当场被捕，关押1年；
“线圈大王”郑祥青：关押半年；
“矿灯大王”程步青：逃离数天后被抓，坐牢10个月；
“合同大王”李方平：被抓4个月后回家；
“机电大王”郑元忠：潜逃在外两年，回家后被收押，186天后无罪释放；
“旧货大王”王迈仟：关押。
（二）转折
不过中国的政治气候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开始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当年1月12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农村个别户雇工，不怕，冲击不了我们，并说“现在放得还不够”。
针对当时温州万马齐喑、工业停滞增长的局面，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于1982年12月召开“两户大会”（重点户、专业户），希望用“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消除干部群众思想顾虑。然而“八大王”阴影始终挥之不去。1984年春，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司法部门复查之后，终于在当时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温州市委宣布给“八大王”平反，强调要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温州各级领导干部主动和能人交朋友，共商加速发展经济的办法。
中国高层的一些智囊机关和研究人员也在思考：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安排剩余劳动力。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发现了温州。
1983年12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小强和白南生对于温州的调查报告《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报告欣喜地发现，温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几年时间，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先后形成若干个日交易额几万元到十几万元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专业收入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报告最后指出，对温州农村若干个专业产销基地尚有一些不同认识，在税收、供销员管理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它对于农村商品生产的推动，的确是提供了“新情况和新鲜经验”。
（三）“注册登记”
1984年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年，温州模式遇上了重大的发展机遇。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6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温州模式终于脱颖而出。198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当时带领省级有关部门人员，用半个多月时间，到温州的乐清、永嘉、瑞安、平阳、苍南等县，实地考察了一些家庭工厂和专业商品市场，并对温州农村经济的特点，家庭经营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正确引导和加强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随之而形成的调查报告，于1986年2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王芳高度评价了温州自1978年以来的巨大变化。王芳指出，1979年以后，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大部分地方特别是沿海5个县的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王芳认为，概括起来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形成了不同于苏南和我省宁波、绍兴地区的另一种经济格局。
王芳强调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总的说来，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它对于振兴农村经济，促使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已经产生了显着作用。
历史将会记载，1986年是温州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中共浙江省委终于突破姓资姓社这种毫无意义的思想束缚，以省委书记在主流媒体发表重要文章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温州人民的积极实践。当然，这时在省里仍有不同意见，如直到1987年还有人讲：“温州试验区，试验到什么方向去了？
我看试验到对岸（台湾）去了。”时任省委书记的薛驹对此给予了严厉驳斥。
虽然，这以后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还会出现大幅摇摆，但至少从这一年起，省内甚至更高的决策机关，已经给予温州模式以正式的“注册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