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伍伦全备忠孝记》卷首署“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抚东王氏蜚英堂参阅，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不署作者姓名。
第一出《副末开场》全文如下：［鹧鸪天］书会谁将杂曲编？南腔北曲两皆全。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
风日好，物华鲜，万方人乐太平年。今宵搬演新编记，要使人心忽惕然。
戏场子弟，今宵搬演谁家故事，那本传奇？［内应］劝化风俗五伦全备记：一家人五伦全备，两兄弟文武兼全。
［临江仙］每见世人搬杂剧，无端诬赖前贤。伯喈负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气定冲天。这本《伍伦全备记》，分明假托扬传，一场戏里五伦全。备（借）他时世曲，写我圣贤言。
［西江月］亦有悲欢离合，始终开阖团圆。白多唱少，非干不会把腔填。要得看的，个个易知易见。不免插科打诨，妆成乔态狂言。戏场无笑不成欢，用此竦人观看。
伏以天生万物，人为最灵。人有五伦，道其最大。五伦者何？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中，三纲为大。何谓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
兄弟便是长幼之序，师生便是朋友之伦。官长于民，有君臣之分；庶妾于民，有夫妇之义。这三纲五伦，人人皆有，家家都备。
只是人在世间，被那物欲牵引，私意遮蔽了，所以为子有不孝的，为臣有不忠的，父母有不慈的，兄弟有不和的，夫妻有不相得的，朋友有不相信的，是以圣贤出来，做出经书，教人习读，做出诗章，教人歌诵，无非劝化世人，使他个个都尽五伦的道理。然经书却是论说道理，不如待（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
曾见古时老先生，每说古人之诗，如今人之歌曲。古人歌诗，而今见在。虽然读书秀才说与他也不晓得，况其余人。不读（独）是古诗，今人佐的律绝选诗，说与小人妇女，也不知他说个甚的。
若是今世南北歌曲，虽是街市子弟，田里农夫，人人都晓得唱念。
其在今日，亦如古诗之在古时，其言语既易知，其感人尤易入。
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者，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觉。但他做的多是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非惟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败坏了风俗。间或有一两件关系风化，亦只是专说一件事，其间不免驳杂不纯，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佐伍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人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为弟的看了敬其兄，为兄的看了友其弟，为夫妇的看了相和顺，为朋友看了相敬信，为继母的看了不管（虐）前子，为徒弟的看了必念其师，妻妾看了不相嫉妬，奴婢看了不相忌害。善者可以感发人之美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恶志。劝化世人，使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古以来转音（传奇）都没这个样子，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其于出以教人，不无小补云。在于君子有心观看，肃静。
此是戏场头一节，首先出白是生来。
承韩国汉城大学吴秀卿博士赠以奎章阁所藏朝鲜教诲厅刊印本《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伍伦全备记》（复印件）。吴博士认定它是朝鲜肃宗二十二年（1696，清康熙三十五年）前的版本；书中宾白刻成大字，曲文刻成小字，同中国刻本恰恰相反，它原来供朝鲜读者学习汉语之用。
世德堂本《副末开场》，奎章阁藏本（以下简称奎本）作《开场白说》；每场戏叫一出，不像奎本叫一段；世德堂本《副末开场》戏场子弟的回答也说“劝化风俗五伦全备记”：以上三点说明奎本比世德堂本更接近南戏传统古本的原来面目。
就《开场》而论，两书差异极少，理所当然地可以看作是同一版本在翻印时由于技术性的原因而出现若干不重要的出入。如《临江仙》末三句为七五五，七言句与末句押韵。世德堂本“一场戏里五伦全，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当从奎本校正为“一场戏里五伦全。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世德堂本“伏以天生万物”开始的长篇说白“为继母的看了不管前子”，义不可通，应照奎本校正为“为继母的看了不虐前子”。世德堂本“自古以来转音都没这个样子”，“转音”，奎本作“传奇”是。两书互校，有助于正文的修订。
凡是对中国古代戏曲略有所知的人，看了《开场》之后，简直不需要另作研究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伍伦全备记》出于无名的书会才人之手，不可能是邱濬（1421-1495）的作品。一、两书都不署作者姓名；二、《鹧鸪天》说“书会谁将杂曲传”云云以及念白“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作伍伦全备”，都说明它不是谁的个人创作。早在1987年春，拙作《南戏的艺术特征和它的流行地区》注六就指出此记“作者当是书会才人，旧传邱濬作，存疑”。见《南戏论集》，1988年，北京版。
现在要对邱濬作《伍伦会备记》说进一步加以否定。
从徐渭的《南词叙录》、李开先的《词谑》，以至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都把《伍伦全备记》归在被称为理学名臣的邱濬（1421-1495）名下。由于积习难返，拙作《小说钟情丽集的作者不是邱濬》一文（见论文集《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1988年，齐鲁书社）对此盲从而不加置疑。
韩国奎章阁翻刻本以更接近南戏传统古本的面目出现，它不仅有力地肯定了世德堂本足以表明它不是文人传奇而是民间南戏，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那些文句为原本所固有（世德堂本第二十五出《回回舞》和世德堂本《拜月亭》第三折《回回弹》的雷同是民间南戏艺术特征的标志之一），不是孤证，至少有两个（现存的全部明代）版本为证，它所独有的序文还为此书为什么误以邱濬为作者以及此书的另一些情况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启发 183提供了解答的线索。
以邱濬为《伍伦全备记》的作者，今所知以《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卷一六《丘濬文庄公》为最早。此书有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作者吴郡沈应魁自序，它早于《南词叙录》自序六年。它说，邱与同僚王恕倾轧后，“言者哗然指摘其悼亡《长思录》、戏剧《五伦记》。此特陶靖节之《闲情赋》，寓情文墨耳”（此条承朱鸿林博士复印见示，谨此致谢）。
陶辅《桑榆漫志》（《今献汇言》本不分卷）说：“玉峰邱先生者，盛代之名儒也先生自创新意，撰传奇一本，题曰《五伦全备》，欲使闾阎演唱。”可见邱濬曾以玉峰为号。
而奎本《伍伦全备记》序说：“予偶于士大夫家得赤玉峰道人所作《五伦全备记》。”可见邱濬和此记是由他的别号和赤玉峰道人相似而发生误会的。此记特别强调三纲五常，似乎非出自理学名臣之手不可。这是一大误会。由于千百年来儒家的伦理思想深入民心，许多小说戏曲，强调臣忠子孝，都未必出于士大夫之手。这一点特别值得研究者注意。
此序说作者是赤玉峰道人，没有丝毫暗示它和邱濬有什么牵扯。可见序文作者并不认为邱濬是它的作者，虽然他对这位显赫的前内阁大学士和理学名臣不可能一无所知。
此序署“岁在上章敦牂嘉平月玉山高并书于两峰寒翠楼”，没有泄漏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当是此书的出版介绍人或出版者所熟悉的人。
“玉山高并两峰寒”是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中为人传诵的名句。
文徵明的儿子文嘉为昆山张情写的《不负碧山巢记》作于嘉靖四十三年除夕。梁辰鱼为张氏不负碧山楼题诗（集句）：
楼阁卷帘图画里，玉山高并两山寒。
傍人错比扬雄宅，百遍相过意未阑。
以上参看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一二上。
据嘉靖《昆山县志》卷四，昆山城内马鞍山因两峰相并如马鞍而得名，一名玉山。山顶有“玉山高处”，诗人杨维桢题匾。元末诗人顾德辉，字仲瑛，有玉山草堂。杨维桢曾为他写作《玉山雅集图记》。张情字约之，嘉靖十七年进士。官至福建副使，居室名为不负碧山巢。《清河书画舫》作者张丑是张情的孙子。
如上所述，玉峰和昆山县玉山的联系显然引人注意，此记出版者有可能是张情的熟人或昆山附近别的人。如果和张情有关，那么作序之年上章敦牂（庚午）当是1510（正德五年）或1570（隆庆四年）。
迄今止，学者认为书会的存在似乎只限于宋元。明代有没有如同《录鬼簿》所说的那种以写作小说戏曲为主的书会？有没有编写小说戏曲为生的书会才人？谁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要说解答了。
世德堂本和韩国奎章阁藏本却都说：“书会谁将杂剧编？南腔北曲两皆全。”这里“杂剧”指的是南戏，当时习惯两个名词可以通用。它又说“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佐伍伦全备。”才子在这里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录鬼簿》所记的戏曲编写者书会才人。
会不会这只是一条不可信赖的孤证？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南京，改元洪武之后六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周王朱有炖根据开封府的真人真事而编写的杂剧《刘盼春守志香囊怨》第一折构肆嫖客的说白：“这《玉盒记》正可我心。又是新近老书会先生做的，十分好关目。”
到此不妨再举另一类例子：
一、成化本《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第一出：“这本传奇亏了谁？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
二、《杀狗记》第一出《家门大意·满江红》以作者口吻说：“酒人中，聊托宿；诗社内，聊容足。惯嘲风弄月，品红评绿。点染新词别样锦，推敲旧谱无瑕玉。”从这几句曲文看来，这里所说的诗社，实际上就是书会。
三、《忠义水浒传·引首·词曰》：“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这里所说的书林，除书会外，没有别的确解。
《南词叙录》将《刘知远白兔记》《杀狗劝夫》列入宋元旧篇，一般认为《水浒传》作于元末明初，但以上三者的元刊本，如果有元刊本的话，都已经失传。现在所见的以上三种刊本决不早于嘉靖（1522-1566）年间，虽然不能说这三条引文都成于明代，但也不能排斥这样的可能。如果它们出于明代编定者之手，那书会在明代存在的事实就更引人注意了。
同上述书会在明代（至少在前期）存在的事实相联系的另一事实，是以前认为南戏只存在于宋元，仿佛在明代就只有文人传奇。拙作《晚明曲家年谱自序》指出：“民间南戏由于流传和创作的过程很长，难以确切指明它的年代而被忽视。通常被称为宋元南戏，实际上它并不限于宋元，在整个明代它并未衰歇。创作和流传都以同样的规模在继续。只是由于文人传奇的兴起，它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而使人误以为已经衰落。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在明代也没有如同人们想象中那么冷落。如果分散在浩如烟海中的明代诗文集中片言只语的记载难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小说《金瓶梅》所描写或提及的频繁的戏曲演出足以使人猛省，它们全部都是杂剧和南戏，没有一个字提及昆腔即使迟到万历中叶，相当多的苏州曲家仍然遵奉南戏的传统韵例。”郑若庸、陆粲、陆采、梁辰鱼、张凤翼、顾大典都如此。“昆腔从南戏中脱颖而出，上升为全国首要剧种，它的年代比迄今人们设想的要迟得多。与此同时，即使在万历末年，海盐腔、弋阳腔不仅没有在各地绝响，即使在昆腔的发源地苏州，它们有时仍可以同昆腔争一日之短长。在竞争中同存共荣的局面可能延续到数百年之久。这是明代（原文作晚明）戏曲界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韩国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为上述说法提供又一生动的例证。
一九九三年十月
（《韩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