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其权威逐步走向世俗化，经济迅速发展，结构功能逐渐分化，价值冲突不断激化。权威的世俗化意味着权威合法性的转变，也就是世俗权威代替宗教神权或专制皇权。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替代并非一蹴而就，在传统权威走向式微和现代权威逐步产生建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这也就是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的冲突时期，这种冲突构成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础。革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秩序重建、政治认同有利于整合资源，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
现代化初期的政策创制和体制驱动都离不开权力集中，现代化需要具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来整合资源。通过革命可以建立高度权威和统一的政治，改变权力支离破碎和资源分散的局面，为权力集中和政治整合提供支撑。革命还可以为现代化提供秩序供给，有利于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平衡。通过革命，现代民主政治战胜传统的专制政治，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得到缓解，新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得以确立，这种政治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进行。正是鉴于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西方学者们也十分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互动进程的研究，亨廷顿认为，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对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巴林顿？
摩尔更是高度评价革命对于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他认为，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
综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任何国家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和发展，都是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革命或改革，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刺激下逐步启动的，当中国试图迈向现代化进程时，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西方列强的一次次侵略战争蚕食分割了中国的国土，攫取了大量特权，并试图把中国变成其任意宰割的殖民地，列强们同中国的统治集团勾结在一起，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场大灾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现代化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中华民族实现繁荣富强，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富裕，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腐朽统治集团的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为中国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这充分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不经过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全面、彻底、深入的变革，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空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革命与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两大主题。然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中却出现过把革命和现代化割裂开来的“唯革命论”和“告别革命论”这两种错误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唯革命论”史观片面地强调“革命”，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要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要“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其内容只包含“阶级斗争史”，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重要主题却被排斥在外。“告别革命”论则片面地强调“现代化”，并把现代化和革命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延误了现代化进程”，“救亡压倒启蒙”等等，对革命大加贬斥和批判。同时片面的肯定改良，认为“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一定失败”，“革命不如改良”。在“告别革命”论者眼中，如果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通过“革命”而是“改良”，“中国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他们因此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并主张“反省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是意图以否定革命、推崇改良这一思想为主体来改写中国近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