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景德镇除青花外，又创烧出釉里红瓷器。这种瓷是瓷胎上用铜红料着彩，然后罩透明釉，用高温一次烧成的白底红花的釉下彩瓷器。它的工艺过程和青花瓷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用铜红料。铜作为陶瓷上釉料的着色剂，在汉代的铅釉陶上就已使用，但那时铜在低温氧化气氛中产生绿色。最早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红色的，是唐代的长沙窑某些产品，不过长沙窑的釉里红器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成熟的釉里红器到元代景德镇窑才创烧完成。元代釉里红瓷器胎体洁白、细腻、坚硬，足部处理较光滑，并有硬线条的削痕棱角，砂底露胎常现火红色晕，釉面肥腴、浑浊呈青白色。装饰手法有绘画、渲染、勾勒、刻画、凸贴、雕塑等。绘画线条有粗、细之分，或只是勾勒纹饰的轮廓；渲染是在刻画纹饰轮廓线外涂染，成为釉里红地章留白纹饰，或是在刻画线内施红；凸贴是将捏塑件附加于器身，也有整体雕塑的人物、楼阁等，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纹饰题材和内容不及同时的青花瓷那样丰富。常见纹饰有缠枝莲、折枝花、牡丹、云龙、凤凰、仙鹤、芦雁、朱雀、玄武、玉兔、蕉叶、竹石、莲瓣、回纹、锦纹、线纹、忍冬纹与红斑等。釉里红的铜红不易控制，对窑火要求严格，一定要在还原焰的气氛中才能呈现红色，因而能达到纯正红色的釉里红器甚少。一般色泽或极淡呈粉红，或浓红乃至黑褐与赭色，或泛灰，并且易于晕散致使轮廓模糊不清。由于烧成难度大，因而产量低，出土资料和传世品也就比青花瓷器少。由于釉里红瓷与青花瓷工艺一致，所以元代还出现了集青花、釉里红与一器的瓷器，称之为青花釉里红瓷。
高温色釉瓷又是元代景德镇窑的一大成就。元代的高温色釉瓷，主要有红釉瓷和蓝釉瓷。此外，中低温烧孔雀绿釉瓷器也颇具特色。所谓红釉瓷是指以铜红料掺入釉内做呈色剂，在高温下烧成的铜红釉瓷器。红釉瓷在唐代的长沙窑、宋代钧窑都可见到，但它们的胎釉均无法与元代景德镇窑相比拟。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此时在红釉瓷器上已经不再见到钧窑器物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闪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朱红色。不过，元代景德镇烧造的红釉瓷数量不大，流传至今的更是极其稀少。与红釉瓷的工艺相类似，蓝釉瓷是指以钴料掺入釉内做呈色剂，在高温下烧成的钴蓝釉瓷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胎琉璃珠，唐三彩中的蓝釉器，虽用的都是钴蓝，但均属低温烧制品。高温蓝釉瓷，为元代所创制。孔雀绿釉是以铜为呈色剂的一种中低温绿釉瓷器，因呈色类孔雀尾羽而得名，实际呈十分鲜艳的蓝色。景德镇自元代开始烧制孔雀绿釉器，明代宣德、成化、正德朝均有生产，至清代康熙时发展到鼎盛期，以其翠雅亮丽的特点而成为中国绿釉器中的珍贵品种。
浙江龙泉的青瓷，在元朝获得了发展机会。考古工作者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发现了窑址200多处，产品主要是作为商品大量销往海外。在元代重要港口城市如宁波、温州、广州、泉州等地发现了大量的龙泉青瓷。在北方陆路交通线上，如甘肃、新疆、内蒙古、山西的大同等地，出土的元代龙泉瓷也很多。在亚洲各国，龙泉青瓷也常有发现。在韩国新安海底整船的龙泉青瓷被打捞上来。龙泉青瓷在成型、焙烧工艺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气魄宏大的产品很多，大花瓶高近3尺，大瓷盘直径2尺有余，制作规整，不变形，釉面光洁无疵。当时盛行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孔、点彩点等技法进行装饰。这时期，福建的德化瓷、同安窑系的划花篦纹青瓷迅速地发展起来，对泉州港和海外贸易的开拓起了良好的作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省的黑瓷、白釉黑花瓷器、低温釉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
元代瓷器共同的时代特点是，造型雄伟浑厚，装饰艺术除继承传统的划花、刻花、印花、雕塑以外，釉上彩、釉下彩艺术也超过了宋朝。就绘画而论，内容丰富，在一件作品上选用卷草、藤蔓、蕉叶、菊花、莲花、葵花、流水、海涛等内容作边框，以流云、杂宝、牡丹点缀或填补空白。而主题装饰则多选用牡丹、芭蕉、瓜果、鱼藻、云龙、云凤、莲池鸳鸯、残荷飞禽、古松青竹、岁寒三友、人物故事、神话题材等内容。
元瓷装饰丰富多彩，为明代绘画艺术运用于瓷器装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明代陶瓷工艺的巨大成就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各类陶瓷品璀璨生辉，形成了“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的局面。明代瓷器的成功之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青花瓷器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青花瓷器在南方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广泛地发展起来。江西、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产量都很大，但产品仍以景德镇的青花为最佳。景德镇青花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
洪武时期青花瓷器既有元代风格，又开拓新样，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独特风格。
玉壶春瓶及执壶由元代的瘦长器体而演变为粗硕丰圆，大尊、双耳瓶、墩碗、军持、盏托及折沿、菱花口大盘类，均古朴庄重，也有更加清秀圆润的盘、碗。其装饰工艺，器内阳文印花，外壁以青花装饰，是为元代枢府窑及元青花技艺的继续。南京明故宫御带河和北京的元、明宫殿遗址，曾出土过大批残瓷。此时有青花云龙盘，外壁青花，里壁模印云龙纹饰，盘心画有如意云纹3朵。其后的永乐、宣德乃至正德、嘉靖时均沿用这一装饰，但洪武时如意形云的云尾较长，显得飘洒流畅。这时的青花瓷图案多扁椭圆形菊花纹样，其葫芦形叶纹不像元代层多而规矩，风格较柔浑豪放，最常见的为松竹梅、竹石芭蕉和缠枝花纹，也有牡丹、莲花、菊花、茶花及灵芝纹及如意头形云肩与变形莲瓣等。其中，或空白或绘以团花。隔断篱笆的园景极其新颖，有宽阔的蕉叶、奔放的龙纹及草书“福”、“寿”等字，笔意流畅，再衬以较为白润肥腴的釉面，时代特点鲜明而突出。
永乐、宣德时期青色瓷器胎釉精细，青色浓艳明快，造型新颖多样，纹饰优美生动，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明、清二代青花的典型。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郑和七次下西洋，带回制瓷所需的青料“苏麻漓青”（亦译“苏泥勃青”，是古波斯雷伊城产的青金蓝钴料，波斯语为“拉吉洼德”），为景德镇烧制独具时代特色的青花瓷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贸易和频繁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瓷器造型和纹饰，也受到西亚地区的影响。永乐青花纹饰除传统的龙凤纹配以如意云纹或器里壁同元代一样凸印龙纹外，还有园景花卉、竹石芭蕉、枝果花鸟、婴戏、胡人歌舞、锦纹、海水江牙以及西亚的阿拉伯文和缠枝莲纹等装饰。其用笔或粗或细，着色有深有浅有浓有淡，使纹饰层次清晰。但因研料不细，线条的纹理中常有钴铁的结晶斑，浓重处则凝聚成黑色锡光，成为永乐、宣德时青花的典型色调。这时还将进口料与国产料（浙料）合用，前者浓，后者淡，以淡色绘水波，浓色绘青龙，构成色泽鲜明的对比图案，如官窑款的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盘。单以国产料施浅彩，在浅淡晕散和浓艳的黑蓝中微含紫色，为宣德后期产品的特点。宣德青花的纹饰题材比较丰富，以龙凤纹为多，有海水龙、云龙、穿花龙，或白地青花，或青水白龙，龙又有三、四、五爪，再辅以汹涌澎湃的海水，生动活泼。此外，还有折枝或缠枝莲、菊、牡丹、牵牛、灵芝、荷莲、萱草、枇杷、松竹梅、团龙、云凤、穿花凤、蟠螭、夔龙衔灵芝（摩羯）、海兽等纹饰。永乐器造型清秀典雅，宣德器相对浑厚，两朝也有同类的造型和纹饰，如玉壶春瓶、梅瓶、绶带耳扁腹葫芦式瓶、花浇、执壶、折沿盆、烛台、鸡心碗、杯（大、中、小）、高足碗、卧足碗、大盘、罐、鼎、炉等等。其花浇形式则大同小异，主要区别于柄与纹饰，永乐器为龙形柄，纹饰纤细清秀，无款；宣德器为带形把手，纹饰豪放，有款。八方烛台，宣德时器体均较永乐时的厚重。永乐青花器的新造型有扁腹绶带耳葫芦瓶、蒜头口绶带扁壶、双系小口罐、四系扁罐、轴头罐、漏斗、执壶、三系竹节柄壶、葵花式洗、大鼎炉等。永乐青花器的釉面洁白光润；宣德青花器的釉面青白或呈现桔皱纹，富有时代特色。这时期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受西亚地区文化影响的也有多种，如天球瓶、绶带耳扁腹葫芦瓶、蒜头口绶带扁壶、直口双耳背壶、花浇、执壶、无柄壶（藏草壶）、折沿盆、鱼篓、八方烛台、无档尊等，皆仿伊朗、叙利亚、北非、土耳其等地的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的造型与纹饰。
其中扁平腹大壶最为突出，又谓卧壶，为一圆形鼓腹面，中心凸起圆饼，一面砂底无釉，中心下凹有脐，颈的两侧或凸起花朵加以双系活环装饰，一面有长颈口管附盖，纹饰类似永乐款压手杯上所绘纤细缠枝花纹和锦纹，系仿西亚铜质扁壶制作。故宫博物院藏有4件。宣德青花瓷较多新样，如石榴式尊、兽耳四方折角八棱瓶、贯耳瓶、盒、豆、盂、爵、花盆、文具、笔管、龙柄凤首流壶、天球、梅瓶、龙缸、罐、出戟盖罐、炉、钵、花瓶、厚胎大碗与骰盔等。此时所制的大盘比永乐时多。有一种86厘米之特大盘，绘以九龙海水，为其中之最。景德镇御器厂遗址也曾出土了各式瓶、盆、缸、盘，大器很多，弥补了传世品之缺。中型器以收口、折沿与菱花口为常见，在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750件宣德青花器中就占50%以上，只有2件书款。宣德青花罐样式多种，有高、扁、鱼篓式及蟋蟀罐、鸟食罐等多种样式，其最新颖的有出戟法轮式盖罐，器身突出八个长方平面扳手，形如法轮，扳手上画青花折枝花，罐身分层饰以八宝、蓝查文及莲瓣。罐盖的造型与西藏称作“曼陀罗”的供器相似，盖顶面与器身书蓝查文以代表佛，里面及罐内底均书“大德吉祥场”，为佛教做道场所用的法器。永乐青花瓷的金彩饰和雪花标志的款识为新创。宣德青花除继承元末明初的青花釉里红及金彩外，又与矾红彩结合绘制出青水红龙、海兽，色彩鲜艳，质感凝腻，并进一步制作出五彩与斗彩。永乐青花瓷中写款少，仅有压手杯署款识于器里中心，并以图案花纹围绕。其形制有三种：器中心篆书“永乐年制”，外绘鸳鸯环绕；或绘双狮滚球，年款则写于球心；青花单线圈内绘团花，花心书写四字款。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旧存压手杯4件，器形纹饰相同，内有款识为三花一鸳鸯者，系所藏120件永乐青花器中的佼佼者。还有采用青花或金彩图记为款者，仅见4字篆书，为景德镇明代御器厂制瓷署皇帝年号官款之始。宣德青花瓷则写款多，有所谓“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多为6字，少有4字与篆书。有的款识写于盖里与器内底或器里中心，有的书于器物外口边或器里口，均6字横书，肩部的为4字或6字横款。
写于器底面的最多见，6字为“大明宣德年制”，4字为“宣德年造”。
正统至天顺时期青色瓷器很少见有官窑款的器物，因为正统年间烧制青花瓷器是犯条律的。但景德镇御器厂制瓷并未完全停止，只是不见书写正规的官窑款。
1986年在香港出现青花缠枝牡丹兽耳尊（残修），器底露胎墨书“明正统二年正月吉日，弟子程进供奉”字样。其书法为明人风格，造型浑厚，青色浓艳，牡丹纹饰层次清楚，其造型、绘画及青花色泽均不失宣德风貌。日常习见与其类似的瓶、罐，多绘孔雀牡丹、仙人乘鹤、龙、凤、麒麟、高士清闲、琴棋书画、访友、老子讲道、莲池鸳鸯等图案，以云气缭绕的仙山楼阁画面较为突出。1973年在江西省新建县明正统二年（1437）宁王朱权长子朱盘烒的墓葬中发现5件青花盖罐，均以缠枝莲为主题装饰，全器连盖绘轮纹五层，有的衬覆莲及八宝，青色浓艳，与宣德青花瓷的风貌一致。另有两件相同的青花笔架，均为五峰山形。一件通身用重色青花绘山峦云气、楼阁人物联景，即日本陶瓷界称之为“云堂手”的；另一件正面用国料青花书写“正统捌年”款，背面绘以类似笋皮纹的装饰，以显示山峦层叠，青泛黑褐之色，笔意粗重，虽为民窑造器，却是正统时青花瓷的代表杰作。景泰时的青花瓷器迄今未见纪年款器物。江西景德镇景泰四年和七年墓中曾出土一批民窑青花器，有三足筒炉、戟耳瓶等，画意简略，特征类似前朝。天顺时青花瓷，据《江西大志》有“元年委中官烧造”的记载。目前虽未见官窑年款器，却有书“天顺年”款的青花瓷，瓷质细腻，胎体较薄，纹饰圆润而柔，颇似后来成化时的青花风格。迄今发现的2件署“天顺”
纪年款的青花瓷，均为通体连书波斯文古兰经语的三足筒炉，一件由香港收藏家杨永德捐赠故宫博物院，器口径为16厘米，造型优美，口沿饰回纹边饰，器身环写3行波斯文，器内底书“天顺年”3字。与其基本相同的另一件现藏山西省文物商店，炉身里壁与内底心分别书有“天顺七年大同马”和“天顺七年大同马氏书”双重款。
